同治中興與南菁書院的創建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的戰火延燒到江蘇、浙江、安徽等省。這期間據 曹樹基的估算，僅蘇州府，同治四年（1865）的人口數較咸豐元年的 654.3 萬減 少了 425 萬人。⁷¹尤有甚者，與蘇州同樣位於江蘇省的常州，太平軍對於此地⁷²及 其附近城市的破壞遠比前者嚴重。⁷³江南的淪陷主要在於當年四月中旬前後，江 南大營被攻破，清軍兵敗如山倒，從當年三月圍困杭州後不過三個月，太平軍已

67 蔣彤，《暨陽答問》，收入《叢書集成續編》，期 88（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 4，頁 1。

68 關於更詳細的李兆洛的弟子介紹請見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頁 135。

69 柳詒徵，《江蘇書院志稿》，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冊 1（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頁 64。

70 芮瑪麗對於同治中興時間的定義較為廣泛，她認為中興的標誌是從 1860 年簽訂《北京條約》

開始，並以 1870 年天津教案和阿禮國協定的失敗為止，甚至可以包含乙未割台前的光緒前期。

本文將中興時間結束的範疇延伸到對日割地之前，因此晚清書院興建的風潮也是在中興時期內 所盛行。請見芮瑪麗原著；房德鄰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 8。原 文為 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 7.

71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上海：復旦大學，2001），頁 459-460。

72 譚噓雲，〈常熟記變始末卷上〉（民國六年虞陽說苑甲編本），《太平天國（五）》（上海：上海 人民，1957），頁 399-401。據譚氏所說：「咸豐十年四月粵寇陷蘇州，旁掠蘇常兩府屬縣，

始陷江陰，繼陷崑山，自是常熟三面皆逼於賊。」以及：「八月癸亥城陷。督辦團練閣學龐某、

常熟知縣周某、昭文知縣王某棄城遁。」等線索可見，常州在江陰淪陷後才落入太平軍之手。

另外，徐日襄也提到常熟是在八月二日淪陷。見徐日襄，〈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北 京圖書館藏常熟縣圖書館傳鈔本），《太平天國（五）》（上海：上海人民，1957），頁 432。

73 張詠維，〈太平天國後的蘇州：1863-1895〉（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6）， 頁 27。

攻佔無數江南的城市，還四處建立起政權。⁷⁴當年的四月，太平軍便圍攻了江陰。

一、烽火江陰與戰後重建

四月十三日，蘇州失陷後，江陰也在同日淪陷，一日後，太平軍便下鄉四處 焚掠。一時之間，如周庄、華墅等鄉鎮的地方士紳主張向太平軍投降議貢，然而 也有像是塘墅鎮的郭恆甫（生卒年不詳）、郭靜峯（生卒年不詳）、王子儀（生卒 年不詳）等人不服主張攻擊太平軍，還四處發傳單準備起義。而後，又有王源昌

（生卒年不詳）、許玉彬（常熟武生，七月初十陣亡）、徐浩（常熟武生，五月二 十二日陣亡）、嚴康保（江陰水勇總巡，五月二十二日受傷陣亡）以及年近古稀 的馮冀（原浙江人慈谿，後入籍江陰，國學生，七月初五殉難）等人主動攻擊太 平軍。常熟與江陰地方士人的自發性對抗，加深這場悲劇的淒涼色調。期間，江 陰雖一時由地方士紳收復，但五月十六日又再次被太平軍佔領，甚至成為太平軍 攻下常熟的先發地。⁷⁵事實上，已有士人對於清政府剿滅太平軍的效率以及對抗 太平軍的小規模起義感到不滿，常熟生員徐日襄（生卒年不詳）便發憤上書督辦 來說明自己的反攻計畫：「自賊焚掠以來，各處起兵，毫無紀律，祝塘一捷，人 心始憤；江陰一敗，賊氣漸熾，長壽、陸橋、華市、周庄均遭蹂躪……為今之計，

惟請督辦示諭各局，另立章程，以楊庫、華市、陸橋、河塘四局為分局，奚聽總 局節制。……否則憑無章之局，驅不教之民，倉皇禦賊；非但農事有妨，恐變中 生變，為此方數百萬生靈憂也。」⁷⁶然而，直到同治元年（1862）的十一月，江 陰、蘇州、崑山三城仍未收復，常州諸縣的收復，要到駱國忠（1835－1873）和 董政勤降清後才告一段落。

如同南京等地的傳統文教設施，反對儒家文化的太平軍破壞了江陰各級衙署、

廟學乃至於書院等機構。據江陰知縣盧思誠等人修纂的《光緒江陰縣志》所記載，

74 呤唎（A. F. Lindley）；王維周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頁 211-212。呤唎在書中提到西曆 5 月 24 日太平軍取得蘇州，但《剿平粵匪方略》和潘鍾瑞 的《庚申惡夢記》均作 4 月 13 日，換算成西曆為 6 月 2 日。

75 徐日襄，〈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太平天國（五）》，頁 425-427；433-434。

76 譚噓雲，〈常熟記變始末卷上〉，《太平天國（五）》，頁 400。

學政衙署和廟學皆毀於太平軍之手，其中，前者屏牆外屋瓦無存，⁷⁷後者戰後遺 跡僅存殘破不堪的石樑、石岸與石坊而已，其他木造的主體建築盡燬於戰禍下的 祝融之災。⁷⁸

同治二年（1863），李鴻章（1823－1901）與劉銘傳（1836－1896）收復江陰 後，縣內的教官和學政等衙署只能向民間租貸民房。⁷⁹廟學部分，直到同治六年

（1867）才由知縣顏雲階（生卒年不詳）請求復建，並讓江陰士紳陳榮邦（生卒 年不詳）處理相關工作事宜。此次廟學的修建完成了櫺星門、戟門、明倫堂、崇 聖祠、頭門和儀門；光緒元年（1875）又繼續完建大成殿、東西二廡、祭器、樂 器、名宦和鄉賢祠等，其中，大成殿的孔子石像亦在庚申兵禍中遭到焚燬，戰後 重建改為木像，並懸掛孔子肖像的拓本。⁸⁰兩次的重建經費各花費了一萬八百八 十餘千錢和二萬九千九百九十餘千錢。⁸¹

就學政衙署而言，同治三年（1864）後由江陰士紳繪圖，並讓縣府分攤各部 屬漸次重建，修復時間長達四年，並於同治七年（1868）告竣。至於東西文場則 要到光緒元年（1875）由學政林天齡（1830－1879）向官紳宣導捐廉後在舊址上 重建。此外，在考場重建之前，江蘇省的子弟若要科考則大多被集中在龍城書院 內進行。⁸²

江陰士人引以為傲的暨陽書院也毀於戰火中，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出 身丁日昌（1823－1882）幕府的知縣林達泉（?－1878）在當年冬天重建書院，並 待到隔年落成，其前後花費共七千三百餘千錢，同時改名為「禮延書院」，書院 還聘請翰林院編修季念詒（生卒年不詳，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為首任山長。

83據光緒時期的江陰縣志所載，其規模似乎還大於原來的暨陽書院。⁸⁴

77 盧思誠等，《光緒江陰縣志》，卷 1，頁 14。

78 盧思誠等，《光緒江陰縣志》，卷 5，頁 6。

79 陳思修、繆荃孫纂，《民國江陰縣續志》，卷 1（南京：江蘇古籍，1991），頁 30。

80 盧思誠等，《光緒江陰縣志》，卷 5，頁 7。

81 盧思誠等，《光緒江陰縣志》，卷 5，頁 6。

82 盧思誠等，《光緒江陰縣志》，卷 1，頁 15。林天齡，〈增建江陰考棚記〉，《光緒江陰縣志》， 卷 1，頁 25。

83 陳思修、繆荃孫纂，《民國江陰縣續志》，卷 5，頁 5。

暨陽書院從此走入了歷史。至於書院名之所以改成「禮延」誠為知縣林達泉 的主張。在林氏寫的〈重建禮延書院記〉一文中提到：「子少時讀書即深慕延陵 季子之為人，以為春秋以來，管仲、子產外，高風碩學以延陵為最。……去年夏 奉檄江陰，江陰古延陵季子舊封也，生平傾企，幸履名畺。下車觀風，即舉邑人 何白律句蘋藻，惟羞季子祠，命題蓋以誌嚮往之，願敬禮之誠也。」⁸⁵可見更改 為「禮延」之名全然是林氏的個人意志，而他的主張卻忽略了「暨陽」書院過去 的學術影響力以及延續性，因為他認為：「邑固有暨陽書院，兵燹後，瓦礫榛蕪，

師生散處……今年三月落成，以暨陽義無所取。」改名為禮延書院，對他而言甚 為妥當。他還進一步說：「維南中文學首溯，子游以季子鴻識多聞，洞乎禮樂之 源……游文季子系泰伯之至德開江南之風氣，獨缺而弗禮是邦大夫之責，無以為 多士楷模也，且江陰為吳中巨邑，名卿魁儒後先相望。」季札除了被後人標榜為 南方文學的始祖外，也因為季氏對禮的實踐和示範，成了林氏心目中的禮教參照 先賢。這般崇禮的現象在江陰並非獨有，除了明清以來禮教運動的興起外，亦有 士紳有意在戰後重建禮教文化與秩序的考量。⁸⁶芮瑪麗便提到：「在有關中興時期 重建學校和書院的史料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興初期，行政官員奉命立 即在收復的地區重建書院和還歸書院的土地」。⁸⁷另外，伍德里奇在討論南京戰後 重建時，即認為曾國藩對於地方文教的推廣以及復興一系列地方上的文教運動，

其背後目的都在重振「禮教」。甚至可以這麼說，曾國藩認為人民未遵守社會上 的各種禮儀是社會動亂的根源。透過重建廟學和祭祀孔子等遵守禮教的行動使南

84 盧思誠等，《光緒江陰縣志》，卷 5，頁 19。

85 林達泉，〈重建禮延書院記〉，《光緒江陰縣志》，卷 5，頁 25。

86 關於明清士人對於俗世禮教秩序的重整研究，請見何淑宜，《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的關係―以 喪葬禮俗為例的考察》（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000）；關於清初禮教運 動的說明，請見 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23-228;關於清 代儒者對於禮學研究的重視和爭論，請見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 與禮秩重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關於清初禮學為當時社會普遍的重視，

請見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編，《中國史新論（思想篇）》，（台 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87 芮瑪麗原著；房德鄰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頁 160。原文為 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 130.

京恢復往日的和諧視野；相較致力於當地的經濟復甦，教育和禮儀可以緩和人民 再次叛亂的可能，因此曾國藩將大量資金挹注在興學上是合理的。⁸⁸林氏重建江 陰暨陽書院並更名成「禮延」，實有異曲同工之舉。

從林氏之說看來，季札作為江南學術文化傳統的開端，並以「禮延」之名作 為書院的名稱，對於江陰來說誠乃當地之盛事。然而，無論季札在徐國國君墓上 掛劍的記載，⁸⁹抑或孔子認為季札葬子合於禮節的故事，⁹⁰這些古老的文化資源，

從林氏之說看來，季札作為江南學術文化傳統的開端，並以「禮延」之名作 為書院的名稱，對於江陰來說誠乃當地之盛事。然而，無論季札在徐國國君墓上 掛劍的記載，⁸⁹抑或孔子認為季札葬子合於禮節的故事，⁹⁰這些古老的文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