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緣起

步主義教育家派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創立於 1919 年的曼哈頓(Manhattan)。在 1920 年代的中國，道爾頓制風靡整個中國教育界，此時期的《教育雜誌》便留下大量的道爾頓制的

實上，胡適對於書院遭遇近代改革的理解是過於悲觀的，不少受過晚清書院教育 薰陶的士人把書院教育的精神延續到民國，甚至從民初以來仍有不少士人重視這 項傳統機構，並在 1920 年代發展出書院復興運動。其中如馬一浮（1883－1967）、

錢穆（1895－1990）等人分別創建了復性書院、香港新亞書院，從而進行弘揚書 院優良傳統的實踐活動。直到現代，以書院為名的學術和教育機構仍存在。³

胡文中值得吾人關切者則是文末推崇了江蘇省江陰縣的「南菁書院」，他以 為南菁書院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作的論文。胡適特別強調中國的歷代書 院具有時代精神、講學與議政、自修與研究三種精神；並認為書院之真正精神唯 在自修與研究，書院山長不過是學生自修與研究的顧問。在胡適看來，書院內自 修與研究精神的落實者，可以清朝的南菁、詁經、鍾山、學海四書院的學者為代 表。他們不會以研究題目甚小而忽略研究上的價值，並於一小題或一字義，考究 其發展脈絡，並大量參考各類書籍，至於學者們的研究態度更是以致力探求真實 聞名。胡適還認為，在書院內的考據訓詁等學術活動最接近當前西式大學教育的 研究特質。照胡適對傳統書院的評價來看，胡適並非徹底排斥舊文化，甚至對他 而言，書院內的學術活動是他所肯定的，而且能與現代化的學術和教育接軌。

如此看來，書院與其研究精神和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不只沒有衝突，除了可以 將之保留外還可以賦予現代意義，成為傳統與現代化共存的典範。令筆者感到好 奇的是，何以胡適會特別提出南菁書院為清代考據學書院的代表？事實上，在胡 適諸多作品中，除了〈書院制史略〉提到南菁書院外，《胡適手稿》第二集、《胡 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唐德剛（1920－2009）編的《胡適口述自傳》

等文本都有提到胡適與南菁書院的關係。

育思潮中，其實踐效力最成功的代表。因此胡適在此時提到道爾頓學制和中國書院的連結性，

頗有高度的時代意義，可謂新文化運動時期從國外帶進來的教育之道。相關研究請見易正義，

〈從民間出發：民國初年的中等教育改革 1912－1926〉(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2009)；

高翔，〈20 世紀 20 年代道爾頓制實驗回顧與思考——以東南大學附中為例〉，《教學研究》，期 1(2010)，頁 28-32；鄭國民，〈道爾頓制教育在中國實驗的啟示〉，《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期 3(2003)，頁 48-55；趙艷紅等，〈舒新城與道爾頓制在中國的傳播〉《河北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 4(2008)，頁 72-75。

3 關於民國以後書院復興的研究，可參見楊一鳴，〈走入民國的書院——書院復興與近代學術傳 承〉（台北：東吳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4），頁 9-10。

胡頌平（1904－1988）編的《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有一段記載，這 段文字是關於胡適對南菁書院的史料摘記，摘記時間從 1958 年 11 月 27 日、11 月 29 日，以及 1959 年 6 月 9 日補記所成，而後再由《大陸雜誌》於 6 月 30 日 發表，並放入《胡適選集》述學分冊等叢書中。《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 未收錄南菁書院史料的全文，但對於胡適整理文獻的過程做了簡要的說明。⁴《胡 適手稿》第二集則有最完整和最原始的版本，其手稿內的篇名為〈關於江陰南菁 書院的史料〉，之後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將此文獨立成單篇文 章。〈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一文的內容，主要是參考自趙椿年（1864－1942）⁵

6的〈覃研齋師友小記〉，該篇文章收進 1941 年日治時期的北平刊物《中和月刊》

內。⁷

誠如前述，胡適對於書院的研究精神是相當肯定的，這與他對於清代考據學 的興趣有很大的關係。其實，南菁書院受到胡適的鍾愛，正是因為書院中的教學 特色引起胡適的興趣。1958 年 11 月 29 日的夜晚，胡適在自己的書房內寫到自己 對於南菁書院的歷史早有興趣，屢次想要蒐集相關資料作進一步的了解。日後，

史學家沈雲龍（1909－1987）聽到胡適這麼說，便託夏濤聲（1899－1968）把《中 和月刊》拿給胡適看。很巧的是，同年 6 月 16 日，胡適在出國的途中巧遇年近 90 歲的國民黨大老鈕永建（1870－1965）。在沖繩島中途休憩的時候，兩人散步 於海灘，鈕氏提到他年輕時在南菁書院求學的回憶，因而引起胡適的興趣，胡適 便勸鈕氏把他在南菁書院的求學生活給記下來，並請他到紐約時，務必與哥倫比 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聯絡，好把這段學術史保留下來。⁸到飛機上後，浪漫

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頁 2750-2754。

5 胡適，〈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胡適手稿》第二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

1968)，頁 440-460。同時還可見於《大陸雜誌》卷 18 期 12(1959.6.30)，以及《胡適全集》

卷 20，頁 331-338。

6 趙椿年，字劍秋，一字春木，晚號坡鄰。宣統元年（1909），趙椿年任資政院欽選議員。辛亥 革命時，楊士琦（1862-1918）充任南北議和北方代表，赴上海之前邀請趙椿年同行。袁世凱 主政時，趙氏任審計院副院長，民國六年（1917），趙椿年任崇文門監督。趙椿年還兩次出任 北京政府財政次長，直到北伐成功。趙氏本人還是清朝著名史學家趙翼的六世孫。

7 趙椿年，〈覃研齋師友小記〉，收入《中和月刊》，卷 2 期 3（1941），總頁 457-474。

8 關於胡適要鈕先生與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聯絡，並把南菁書院的求學記下來之事，

的胡適用鉛筆寫了一首小詩遞給鈕氏，其詩曰：「沖繩島上話南菁，海浪天風不 解聽。乞與人間留記錄，當年朋輩剩先生！」⁹同年 11 月 29 日的夜晚，胡適還 相當得意的說鈕氏如果看到他摘記的南菁史料，一定很高興。¹⁰

進行訪問與記錄鈕永建在南菁書院求學的工作最後落在唐德剛（1920－2009）

的身上。可惜的是，唐德剛當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雇用研究員，每日有十小時以 上的工作量，他除了抽空趕編一份簡明的《淞江鈕惕生先生年譜》外，還把年譜 中重要的章節擬出大綱來。原先他還想請鈕氏的女兒抽空代為錄音，但是此兩人 都太忙碌了，以致於工作一再拖延，最後等不到唐氏把鈕永建的學習經驗記下來，

鈕氏便撒手人寰了。¹¹

即使如此，南菁書院在胡適心目中留下強烈的印象是可以確定的。胡適在 1958 年 6 月 9 日的補記中，提到他搜訪南菁書院史料的最初動機是尋求一切關於 慈溪林頤山（1849－1906，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的資料。胡適的《水經注》

研究在學術史上曾引起一些爭議，後人多認為他研究《水經注》本身並無創見，

而是為了替戴震（1724－1777）的《水經注》翻案，卻也遭致更多的學術問題。

12桑兵（1956－）更指出，胡適對《水經注》的興趣起初是想和王國維（1877－

1927）在考據學上一爭高下。¹³在胡適研究《水經注》的過程中，他認為光緒十 四年(1888)，薛福成（1838－1894）和董沛（1828－1895）刊刻的《全氏七校水經 注》四十卷是一部惡意的冒名偽作，時人卻相信此套《水經注》校釋為全祖望（1705

可見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二章 我的父親〉，註 10(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

頁 20-21。

9 關於此段贈與鈕氏的口占，今日亦可見到胡適親筆留下的字跡，請見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 自傳》，〈胡適之先生遺墨之二〉，內文前附圖頁 9。

10 胡適，〈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胡適手稿》第二集上，頁 452-454；《胡適全集》卷 20，

頁 336。

11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二章 我的父親〉，註 10，頁 21。

12 陳清泉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下）》（河南：中州古籍，1985），頁 1399；轉引自：桑兵，〈胡 適與水經注案探源〉，《近代史研究》期 5（1997），頁 131。

13 桑兵，〈胡適與水經注案探源〉，頁 142。據桑兵所說，這件學術公案的肇因是 1933 年胡適等 人迎接來華的西方漢學界泰斗伯希和，胡適與伯氏交談後發覺未受後者的肯定，伯氏以為中 國近代的世界級學者僅有已逝的王國維和陳垣，這個說法引起胡適的不滿，他因考量到陳垣 還在世，所以將挑戰的矛頭指向王國維，胡適便針對王氏的 《戴校水經注跋》批判戴震之處 一一列條反擊。

－1755）之作。和胡適觀點相同的林頤山，早已提出許多證據說明這套《全氏七 校水經注》刻本是偽作，因而引起胡適對他的注意。胡適接著提到，林頤山和同 對《水經注》有興趣的王先謙（1842－1917）曾相識，王先謙在光緒十一年至十 四年(1885－1888)擔任江蘇學政，他一上任就把《水經注》和《說文》等書分給 學子們做「集注」。光緒十四年（1888），南菁書院早已成立四年，當時的山長（現 今所見的南菁書院史料多將山長稱為院長）為黃以周（1828－1899），而黃氏為 林頤山的老師，胡適便認為，林頤山大概是向黃以周請教全祖望的《水經注》校 本下落，因此黃以周才順水推舟地將他介紹給王先謙認識。日後，林頤山甚至成 為南菁書院的第四任山長。

從 1924 年的〈書院制史略〉到 1959 年的〈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這 35 年間，胡適對於南菁書院始終保持著肯定的態度。他對南菁書院的重視，可 歸結成三個因素，其一、胡適對《水經注》研究，注意到林頤山批判《全氏七校 水經注》為偽作，從而觀察到林氏與南菁書院諸多學者的關係；其二、南菁書院 的研究精神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流行的「道爾頓」學制有接軌的可能。最後，在與 鈕永建交談後，他更希望從鈕氏身上得知更細部的學習經歷，還想要將之擴展給 國人認識，讓世人知道傳統書院的價值。這些因素一再指涉南菁書院在晚清的江 南學術界有不小的影響力，並可提供民國以來的教育和學術界做參考。因此，胡 適對於南菁書院的肯定，可謂本文考慮對南菁書院進行更加系統性探索的緣由。

從 1924 年的〈書院制史略〉到 1959 年的〈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這 35 年間，胡適對於南菁書院始終保持著肯定的態度。他對南菁書院的重視，可 歸結成三個因素，其一、胡適對《水經注》研究，注意到林頤山批判《全氏七校 水經注》為偽作，從而觀察到林氏與南菁書院諸多學者的關係；其二、南菁書院 的研究精神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流行的「道爾頓」學制有接軌的可能。最後，在與 鈕永建交談後，他更希望從鈕氏身上得知更細部的學習經歷，還想要將之擴展給 國人認識，讓世人知道傳統書院的價值。這些因素一再指涉南菁書院在晚清的江 南學術界有不小的影響力，並可提供民國以來的教育和學術界做參考。因此，胡 適對於南菁書院的肯定，可謂本文考慮對南菁書院進行更加系統性探索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