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獻

基本上，在近二十年來大陸學者有系統性地編纂書院相關史料之前，中國歷 朝各代的書院史料是相當分散的。就正史或是檔案等官方文獻而言，多數的資料 僅零星出現，即便有記載，也多是關於機構興建、裁併等千篇一律的紀錄。因此，

欲更具體且深刻地討論書院史便得從為數眾多的文集、日記、筆記，甚至是刊物 上的文字去尋找，如此才能發現內容更為豐富的訊息以及更為直接的文獻。以下 的文獻分為五種類型來分析：

一、檔案與實錄

關於官方檔案中的書院興建、改制成學堂和經濟資助的相關文獻可從軍機處 檔摺件中發現。另外《清德宗實錄》也有零星記載。拜數位資料庫之賜，不少資 料庫能迅速地蒐集到原先分散的官方資料，如內容已開放查詢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像資料庫」。此外，「中央 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收錄的《清德宗實錄選輯》，以及「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

等都有相關的文獻可供查詢，對於本文的書寫有一定程度的助益。然而，檔案性 的書院資料仍嫌不豐富，內容記述亦非全面和深入，最多只能知道書院經營的人 事關係，其史料價值還是有限。

二、方志

相較於檔案與實錄，方志中的文教部分都有相當完善的地方書院以及相關文 教機構的肇建始末、發展過程等文字紀錄。本文首先以明代嘉靖、崇禎、清代道 光年間等時代的《江陰縣志》，作為第二章討論咸同以前江陰學術空間的主要文 獻。繼而又以盧思誠（生卒年不詳）編輯的《光緒江陰縣志》和繆荃孫（1844

－1919）編輯的《民國江陰縣續志》為探討南菁書院創建過程之基礎史料。道光

年間的《江陰縣志》為時任江陰暨陽書院的山長李兆洛（1769－1841）所纂，明 清時期的《江陰縣志》有不少版本，其中又以嘉靖和道光版本最為完善。李纂《江 陰縣志》其內容完整不說，撰寫時參考的前人文獻也完整附上，因而能讓史料充 份擴充。

即使方志的使用對於本文有相當程度的幫助，然而方志史料作為二手文獻

（secondary accounts）在使用上也有一定的限度。誠如艾爾曼所云，方志文獻雖 為中國、台灣、日本與西方史學界廣泛地使用，然而編纂方志史料的作者，往往 會考慮對地方上的忠誠，常將在其他地區求學和獲得功名的原鄉弟子記錄下來，

使得方志文獻普遍存在著重複獲得科考功名士人的名字。此外，學界也公認方志 史料充滿著錯誤和不準確的訊息。⁶⁷另一方面，被記錄到方志內的史實本身也值 得進一步思索。呂妙芬在考察晚明寧國府的陽明講會時，發現方志文獻中除了原 先的社群和講學外，突然出現了一個由陳履祥（1611－1674）和施鴻猷（生卒年 不詳）組織的布衣講學社群，此社群的出現，可能是施潤章（1618－1683）為了 建構一條家族與學術關聯的系譜，以及將祖父送入鄉賢祠等目的，在方志內設計 出的追憶性文字，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方志史料的生產與保留都有其特殊性與偶然 性。⁶⁸經由上述的反省，本文在使用方志史料時，也要盡量溯及原始文本，並多 方比較相似內容的文獻，以達到客觀的論述，同時還要反思文本書寫者的個人意 識。

三、日記、文人文集

桑兵的〈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一文說明日記史料使用 的侷限性。他認為晚清以降，因書寫材料簡便、教育普及，距離現代時間又近，

67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23-24.同時也可見李弘祺編：《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 介》，頁 359-374。王汎森對於明末清初修身日記的研究，亦是值得注意的觀察，請見王汎森，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9 本 2 分（1998.06），頁 245-294。

68 呂妙芬，〈導言〉，《陽明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頁 19。

因而留下大量的文人日記。但他也強調，日記雖被學界視為第一手資料，卻也不 能被過度強調其絕對性而略其相對性，這些相對性包含日記的稿本、謄抄本、刊 本在內容上可能彼此有所出入，必須詳加判斷真偽。另外，觀看筆記時，也得注 意撰述者的行文風格。同時，還得搭配檔案、函電、照片、錄音、實物等直接史 料閱讀，才能將日記內外的歷史連結，並逐漸接近事實真相。⁶⁹上述之提醒，值 得本文關切。即便如此，文集中的求學自述以及日記史料仍是本文最重要的資料 來源。其中，胡適的〈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可謂本文書寫的基礎，文中對 南菁書院史料的整理便於筆者去梳理該書院的成立、師生與辦學理念，以及胡適 一再提及的書院考據學精神。相較於胡適，趙椿年的〈覃研齋師友小記〉對於南 菁書院的教學情形、課程特色、學生授課狀況等記述，有更直接且完整的史料價 值，對於本文的書寫幫助甚大。

清人文集方面，關於江陰與南菁書院的學術活動尤以王先謙的《勸學瑣言》、

《虛受堂文集》以及黃以周的《儆季文鈔》的相關記載最為完備。⁷⁰此三部文獻 中便詳述了王黃兩人的書院經營理念。進一步說，黃王二人的文集，對於晚清學 術思想史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幫助。至於關於南菁書院的建立，《左宗棠全集》

的奏稿、詩文和書信部分，也有數則重要的一手訊息可供參考。⁷¹除了上述晚 清學者外，不少南菁書院的學子也會在自己的文集中描寫年少時在書院的求學 經歷，此其中，以吳稚暉的〈在南菁書院時自訂課藝規約〉、〈戊甲羨鈔〉、〈壬辰

69 請參見桑兵，〈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 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2011)，頁 67-80。另外，還可參考鄒振環，〈日記文 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收入《復旦史學集刊‧第一輯(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2005)，頁 307-334。自傳以及日記文獻的探討，在西方史學研究中，已是長期備 受關注的課題，英國學者 Arthur Ponsonby 的 British Diarists (《英國日記作家》)一書可為首 要之專書；法國學者 Philippe Lejeune 所著的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此書為自傳研究的經典 之作。該書對於自傳與小說、日記，傳記、自畫像、回憶錄等相關體裁提出澄清和回答，並從 歷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觀察自傳，並定義自傳為一種以文學文本的形式出現的個人文學。原文 請見Arthur Ponsonby, British Diarists (Arden Library, 1980)；Philippe Lejeune,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96).中譯本見菲力浦‧勒熱訥、楊國正譯，《自傳契約》（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70 王先謙，《勸學瑣言》(光緒年間刊本)；王先謙，《虛受堂文集》(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黃以周，《儆季文鈔》（清光緒二十江蘇南菁書院刻本），收入 《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7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1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

叢鈔〉、〈庚寅日記零稿〉等文獻具有參考價值；丁福保（1874－1952）的《疇隱 居士自傳》、《疇隱居士學術史》、《疇隱居士自訂年譜》等書載有丁氏的國學觀，

72當中便有文字與南菁書院的求學經歷有關；此外，唐文治（1865－1954）的《茹 經堂文集》⁷³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的《唐文治文選》等文獻摘錄的南菁書院交友 網絡和讀書筆記亦為詳盡，⁷⁴以上諸多資料皆有助於本文第四章的書寫。

四、傳記、年譜

追憶性的書籍以及後人評傳，常有零星段落提及傳主年輕時在書院的求學經 歷，與本文論述相關的傳記或是評傳文字如：何齡修（1933－）編輯的《孟心史 學記：孟森的生平和學術》等書。⁷⁵

年譜的呈現型態以編年為主。不少的年譜史料卻有極為詳細的傳主活動整理，

如姚奠中（1913－）、董國炎（1948－）編的《章太炎學術年譜》、湯志鈞（1924

－）編的《章太炎年譜長編》。⁷⁶關於本文將使用到的文獻有：唐文治著，唐慶詒

（1898－1986）補《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王先謙自訂的《王先謙自訂年 譜》、楊愷齡（1912－？）所編《民國鈕惕生先生永建年譜》、馮飛（1919－2010）

編的《思緘公年譜》，以及繆荃孫自撰的《藝風老人自訂年譜》等年譜文獻。⁷⁷其 中，王逸明編輯的《定海黃式黃以周年譜稿》，彙整了各種黃以周學術活動的文

72 丁福保，《疇隱居士自傳》（上海：詁林精舍，1948）; 丁福保，《疇隱居士學術史》，（上 海：詁林精舍，1949）;丁福保，《疇隱居士自訂年譜》(無錫丁氏藏版)，收入《北京圖書館藏 珍本年譜叢刊》，冊 197（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

73 唐文治，《茹經堂文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4 輯，卷 31-34；民國五十九年中國文獻出 版社用茹經堂叢書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74 唐文治原著、王桐蓀等編，《唐文治文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05）。

75 何齡修編，《孟心史學記：孟森的生平和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8）。

76 姚奠中、董國炎編，《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湯志鈞，《章太炎 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77 唐文治著、唐慶詒補，《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王先謙編，

《王先謙自訂年譜》(清光緒 34 年刻本)，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 179(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楊愷齡，《民國鈕惕生先生永建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 13 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馮飛編，《思緘公年譜》(影印民國 25 年(1936)排印 《莊氏族譜》本)，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 192（北京市：北京圖書館，1999）； 繆荃孫，《藝風老人自訂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51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本 文使用的莊蘊寬的生平資料以《思緘公年譜》為主，另請見薛元明，《國士無雙——莊蕴寬傳》

（上海：上海錦繡出版社，2012）。

獻，並摘錄許多至今未出版或台灣難以取得的相關文獻文字，對於本文各章的書 寫有莫大助益。⁷⁸

五、已編纂的書院史料或書院本身出版之文獻

拜史料的出版和整理所賜，如薛正興主編的《中國歷代書院志》涵括了 1949

拜史料的出版和整理所賜，如薛正興主編的《中國歷代書院志》涵括了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