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顧與研究問題

一、中國書院史的研究回顧

近百年來，中國書院史的研究成果甚豐，大多數的著作都是以通史或通論的 方式呈現。如同其他 1920、1930 年代的史學研究，書院史的研究起初以考釋的 文章為主，30 年代中期有兩部具有學術參考價值的書院史著作，分別是盛朗西

（1901－1974）的《中國書院制度》與謝國楨（1901－1982）的《近代書院學校 制度變遷考》。¹⁴前者將篇章分為起源、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與書院之廢替，

其中，清代與書院之廢替佔該書最大的篇幅。盛作可謂為日後研究中國書院制度 的創始者，其書中彙整了豐富的史料。只是，他並未以具體的問題意識來解釋史 料；後者的研究範圍以清代為主，書中結構分為清代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書院 之課業與光緒年間新舊學程之條例，以及謝氏對於當前教育的感想等三部分。謝 氏成書之動機在於閱讀梁啟超（1873－1929）的《中西學門徑書》後，見到〈時 務學堂學約〉的學制和課程取材自書院，因此他認為近代書院教育的演變，可作 為今日教育的借鏡。謝氏觀察受過新舊兩種教育的士人，如何去適應變遷中的學 術思潮和教育制度，因而對本文的問題意識具有啟發性。

從戰後一直到 1990 年代，特別是文革以後，大陸學界有計劃地成立研究書 院文化的學術機構，並有組織地結合相關學術人才從事蒐集歷代書院史料的工作。

其中，如陳元暉（1913－1995）等人編寫的《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鄧洪波（1961

－）等人編纂的《岳麓書院志略》、李才棟（1934－2009）的《白鹿洞書院史略》

都是這時期的重要作品。不過其內容仍流於廣泛而無焦點，但對於資料的彙整則 更為齊全。¹⁵近十年來，鄧洪波的《中國書院史》一書使用鄧氏歷年蒐集的龐大 史料，以通史的方式鳥瞰中國千年來的書院發展，頗受學界關注，書中關於清代

14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上海：中華書局，1934）；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收入《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集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15 陳元暉、尹德新、王炳照編，《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楊慎初、朱漢民、鄧洪波編《岳麓書院志略》（武漢：岳麓書社，1986）；李才棟，《白鹿洞書 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學，1989）。早期書院研究回顧，亦可參見楊一鳴，〈走入民國的書院——

書院復興與近代學術傳承〉，頁 9-10。

書院研究的部分，對於了解清代書院變遷脈絡有一定程度的幫助。¹⁶

長期以來，台灣與國外漢學界屢有中國書院研究的佳作，比如早期有張正藩

（1900－1983）的《中國書院制度考略》，¹⁷而後相關著作亦不斷推出，宋明時期 的書院研究成果尤為豐富。台灣方面，有李弘祺（1945－）的《宋代官學教育與 科舉》，不過該書的內容大體上著重在官學教育的制度以及科舉對社會的影響，

書院的部分則較簡略。¹⁸至於陳雯怡（1970－）的《由官學到書院》則是從「南 宋書院復興運動」為問題核心，並檢視南宋書院的理念如何與兩宋科舉制度和北 宋的教育改革進行調和，而後再結合官方制度與私學精神作探討。¹⁹該書還考察 了書院如何被靈活地運用，而呈現不同於單純「私學」的多元面貌，然而南宋書 院本身也面臨著「官學化」的危機。美國方面，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萬安玲（Linda A. Walton）研究南宋的書院與社倉，其問題意識以

「書院運動」（Academy Movement）為切入點，探討北宋以降的政治和道學對書 院的影響，討論層面涉及經濟和宗教網絡，以及地方菁英、宗教與士人與書院互 動，最後再討論明道書院的教材後，從而指出書院士人從追求功名轉向內心修養 和經典學習的新認同。²⁰除了萬安玲的研究外，韓明士（Robert P. Hymes）和田 浩（Hoyt C. Tillman，1944－）對於南宋的書院和社倉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他們 將書院看作是地方機構群體的一部分，在南宋的政治與社會脈絡中發揮傳播知識 與提倡道義的功能。不寧惟是，書院、社倉、鄉祠等機構還是鄉紳自願成立的組 織，甚至可以做為國家機構的替代物。田浩更認為書院和社倉屬於家庭和政府之 間的「中間層次」。朱熹（1130－1200）建立書院，其目的是將他的儒學教育方

16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台北：台大出版社，2005)。

17 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台北：中華書局，1981）。

18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19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4）。

20 Linda A. Walton,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相關的中文書評請見王丹儒，〈略論《南宋書院與社倉》〉，收入李弘祺編，《中國 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 207-222。

針獨立於政府體制，並做為自己心目中的儒學史觀和儒家象徵意義的實體。²¹韓 明士與田浩的研究雖在時間上屬於宋代，但清代具有士紳高度自主管理的學術型 書院，²²亦不妨可使用上述士人弘道與實踐道義的角度觀察。

明清以後的書院研究亦頗有成績，原為「美國亞洲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研究專論的穆四基（John Thomas Meskill，1925－）的《明代 書院：歷史散論》出版後，受到美國漢學界的推崇，該書首先概略陳述唐代到元

動，書末則論述明代中晚期後，王學學者對書院改革的影響。²³穆四基的大作對 於本書的研究模式和結構安排有不小的啟示，可見書院研究能涉及的層面很廣泛。

日本學界方面，林友春（1915－）是最早有系統地研究中國書院的學者，專書有

《書院教育史》、《近世中國教育史硏究 : 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林氏的觀 點和田浩不謀而和，兩者皆認為朱熹有意將其思想在書院中傳遞給學子(特別是

《近思錄》)。²⁴林氏也將研究視角放入討論中日書院文化的交流關係中，並指出 日本雖然很早就具有實質上可做為書院的教育機關，但一直要到江戶時期才出現 在名實上皆類似於中國書院的教育機構。²⁵林氏之後，大久保英子的《明清時代 書院の研究》一書，²⁶可謂研究明清書院史的佳作，該書各章皆有清楚的問題意 識，比如在第三章，便探討了明代泰州學派和東林學派書院的庶民性，泰州學派 更是將鄉約納入書院學規中。此外，大久保英子還以大量的方志和會商史料分別 討論山西、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商人，甚至是洋商和邊 境商人對地方書院的經營和投資。另外，本書的後半段以更大的篇幅完整地討論 維新變法時期書院改制學堂的爭議。不過，該書並未討論到清代中期後的書院與 學術思想之關聯，因此該書與本文所討論的範圍，較少有直接的關連性。²⁷

二、清代的書院研究

清代的書院史研究近年來成果豐碩，尤以大陸學者對於清代各省書院的「統 計研究」²⁸和「制度研究」²⁹最為明顯，但書院與各個歷史階段的學術思想史的關

23 John Thomas Meskill, Academies in Ming China: A Historical Essa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相關的中文書評請見孫立天，〈讀《明代書院——歷史散論》〉，收入李弘 祺編，《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頁 223-237。

24 林友春，《書院教育史》（東京都：学芸図書，1989）；林友春，《近世中國教育史硏究：その 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都 : 国土社，1958）。

25 林友春，《書院教育史》，頁 327。

26 大久保英子，《明清時代書院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

27 大久保英子，《明清時代書院の研究》一書的中文介紹，請見丁鋼，《域外書院研究述評》，收 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5.4，頁 63-72。

28 這方面的研究有：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鄧洪波，

〈書院的普及與流變〉，《中國書院史》(台北：台大出版社，2005)，頁 533-543；李并成、吳 超，〈清代甘肅書院的時空分布特徵〉，《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2 期 21(2005.6)，

係，其細緻的討論與研究仍有待發展。正如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1946－) hai T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 Ch'ing-shih wen-t'i, Vol. 4,No. 2 (Dec.

1979), pp. 51-82.

思想脈絡及其影響的研究，雖未直接闡明清初書院狀況，然其研究的觀點和模式，

對於本文加深書院研究的深邃度極有助益。³¹除了傳統的學術思想史的討論外，

隨著美國學界對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社會史轉向，而形成現今流行的思想文化 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取向。³²台灣學者如呂妙芬（1961－）提到了河南書院的《孝 經》傳統由王學轉向程朱，相較之下，浙江就保留明顯的王學色彩。³³因此，將 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1979），頁 465-515。至於，從勒夫喬（Arthur O. Lovejoy）的 觀念史到傅柯(M. Focault)的後現代以及史東（L. Stone）與懷特(H. White)開啟了「敘事的 轉向」，請見黃進興，〈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中國學術》，輯 29 （2011）， 頁 60-101。

33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2011)，頁 242-247。

34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4)；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ʻ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前書提醒吾 人理解到，清代考據學的興起若非清朝的文化政策，則清儒的考據活動勢必難以大規模地發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17;p. 98.關於前書的中文書介請見雷頤，〈時代精神與話語轉變―讀《從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ʻ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書雖然不是專門研究書院的作品，但從他的研究讓讀者理解到，清代考據學和書 院的關係相當密切，且書院也因為地方經學傳統和樸學的流行，使得書院內部有 明顯的學術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現象。其他如阮元（1764－1849）等人編纂《皇清 經解》，在江南形成特定的學術圈，成了為政生活之外的職業重心。可見，編纂 清朝的經學作品使得清代考據學漸趨職業化。與艾爾曼觀點相似的，像是專攻亞 洲比較文化史的伍思德（Alexander B. Woodside，1938－）便認為清代中葉的書 院為當時儒家思想的重鎮，同時還能幫助地方士大夫維護道德正統。³⁵

書雖然不是專門研究書院的作品，但從他的研究讓讀者理解到，清代考據學和書 院的關係相當密切，且書院也因為地方經學傳統和樸學的流行，使得書院內部有 明顯的學術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現象。其他如阮元（1764－1849）等人編纂《皇清 經解》，在江南形成特定的學術圈，成了為政生活之外的職業重心。可見，編纂 清朝的經學作品使得清代考據學漸趨職業化。與艾爾曼觀點相似的，像是專攻亞 洲比較文化史的伍思德（Alexander B. Woodside，1938－）便認為清代中葉的書 院為當時儒家思想的重鎮，同時還能幫助地方士大夫維護道德正統。³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