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受害者與法官身分及法律架構
第二節 法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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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律架構
政治犯被諸多系統之情治單位，如保密局（後期更名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調查局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後期更名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逮捕、拘禁，送至 軍事機關審判85。此特色異於不採用審判方式來處置敵人的國家，有的使用綁架、
強迫失蹤（enforced disappearance），湮滅屍體86，有的則是非法監禁與處決（illegal imprisonment and executions）87。故研究我國政治犯如何被處置，必須討論到當 時的法律架構。第一節首先說明死刑犯受審的實體法依據，即懲治叛亂條例；第 二節說明審判的程序法依據。第三節介紹大法官會議的三則解釋文，這些解釋文 強化了統治當局處置叛亂犯的法律手段。
一、實體面向：懲治叛亂條例
政治犯被處決所依據之罪名，來源不僅限於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
陸海空軍刑法等特別法，亦有死刑之規定，作為政治案件判刑的依據；但是，因 為懲治叛亂條例是最常被用來處置政治犯的特別法，且是本文研究的唯一範圍，
故在此僅介紹懲治叛亂條例。本小節依序說明懲治叛亂條例之沿革、特色、罪名，
復聚焦在最常用來懲治叛亂犯的「普通內亂罪」，說明其條文內涵與爭議。
(一) 懲治叛亂條例之沿革、特色與條文
懲治叛亂條例係 1949 年由立法院制定、同年 6 月 21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之特 別刑法，1991 年 5 月 22 日由總統公布廢止，共計 13 條、38 種罪名（罪名與刑 度見表 8；條文參見附錄 1）。此條例制定的背景為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決心弭平
「中國共產黨」的叛亂活動。本條例一項特色是刑度極重，可判處死刑之罪名共 計 30 種，包含 7 種絕對死刑（即法定刑度僅列死刑，未列其他較輕刑度）；有期 徒刑則動輒 10 年以上。足見政府「亂世用重典」的考量。
依照法條的先後順序，30 種死刑罪名為：普通內亂罪、暴動內亂罪、通謀 開戰端既遂罪、通謀喪失領域既遂罪（第 2 條第 1 項）；通謀開戰端罪未遂罪、
通謀喪失領域未遂罪（第 2 條第 2 項）；交付或投降叛徒既遂罪（第 3 條第 1 項）；
交付或圖利叛徒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洩露或交付秘密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招募兵伕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購辦運輸或製造供使用 物資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叛徒做嚮導或刺探秘密既遂罪（第 4 條 第 1 項第 5 款）；征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包庇
85 關於戒嚴時期情治機關的分工，可參考陳翠蓮，2009，〈台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 氛圍〉。
86 “Argentina: Nunca Más--Report of the Argentine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ed,” in Neil J. Kritz, ed., 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pp.7-8,13
87 “Chil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Neil J. Kritz, ed., 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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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藏匿叛徒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款）；投放毒物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放火或決水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9 款）；煽動罷工或擾亂治安擾亂金 融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使軍人公務員背職逃叛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11 款）；聽從煽惑既遂罪（第 4 條第 1 項第 12 款）；以及以上第 4 條第 1 項 第 1 款至第 10 款之各款未遂罪（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
其中，普通內亂罪、暴動內亂罪、通謀開戰端罪、通謀喪失領域罪，為刑法 既有之罪，規定於 1934 年 10 月 31 日公布施行之中華民國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3 條第 1 項及第 104 條第 1 項，前二者為刑法內亂罪，後 二者為外患罪；除此四種罪名外，其餘罪名為懲治叛亂條例所獨創。懲治叛亂條 例將刑法的內亂、外患罪，合為第 2 條第 1 項88，犯罪之構成要件並未更動，但 加重刑度，普通內亂罪從刑法規定之最高 7 年有期徒刑、首謀者無期徒刑，改為 不分首從，一律死刑；暴動內亂罪從刑法規定之 7 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死刑 或無期徒刑，改為不分首從，一律死刑；通謀開戰端既遂罪及通謀喪失領域罪，
皆從刑法規定之死刑或無期徒刑，調高為死刑。
表 8 懲治叛亂條例各項罪名 [唯一死刑]
編號 罪名 法條
1 普通內亂罪 §2.1
2 暴動內亂罪 §2.1
3 通謀開戰端罪（既遂） §2.1 4 通謀喪失領域罪（既遂） §2.1 5 通謀開戰端罪（未遂） §2.2 6 通謀喪失領域罪（未遂） §2.2 7 交付或投降叛徒罪（既遂） §3.1
[相對死刑]
1 交付或圖利叛徒罪（既遂） 死刑、無期或 10 年以上徒刑 §4.1.1 2 洩露或交付秘密罪（既遂） 同上 §4.1.2
3 招募兵伕罪（既遂） 同上 §4.1.3
4 購辦運輸或製造供使用物資罪
（既遂）
同上 §4.1.4
5 為叛徒作嚮導或刺探秘密罪
（既遂）
同上 §4.1.5
88 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犯刑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一○三條 第一項、第一○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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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治叛亂條例對前述各類罪名，作出法律上區分：犯第 2 條第 1 項之各罪，
被定位為「叛徒」，其餘包含第 3 條及第 4 條各款在內之罪，則屬「幫助或圖利 叛徒」89，叛徒與幫助或圖利叛徒者，統稱為叛亂犯90；易言之，懲治叛亂條例 以死刑懲治的對象，是叛徒及叛徒的同路人。依照戒嚴時期法律學說之解釋，叛 徒，是背叛中華民國之徒，指實施背叛國家、危害政府的行為之人，舉凡意圖破 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之內亂罪（普通內亂罪、
暴動內亂罪），及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該國或他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 端，或使民國領土屬於該國或他國之外患罪（通謀開戰端罪、通謀喪失領域罪）， 均稱為叛徒。至於幫助或圖利叛徒者，則是行為出自受叛徒之指使，或行為目的 在圖利叛徒，或者企圖逃叛、投降叛徒91。
(二) 普通內亂罪之條文與構成要件
回顧前一節表（4），實際上大多數的法條未曾被適用在死刑案件，且 93%
的人被判死刑的罪名為「普通內亂罪」─ 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 行；按前述懲治叛亂條例關於「叛徒」之定義，既然第 2 條第 1 項之罪為叛徒，
而實際上多數人的罪名為第 2 條第 1 項之普通內亂罪，可推論得出當時被處決者，
絕大多數皆為法律上的「叛徒」，僅少數人為「幫助或圖利叛徒者」。然被稱作「叛 徒」罪行之「普通內亂罪」，內涵究係為何？法律要件又如何？以下說明之。
普通內亂罪，舊律稱為「謀反」，為侵害國家法益之罪92。當國家內部之存立 條件受到人民行為的破壞與非法變更，即屬內亂93。普通內亂罪與暴動內亂罪之 區別，端視行為是否以暴動為手段；若以和平手段犯之，則屬普通內亂罪94。普 通內亂罪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 府，而著手實行。」行為人倘若擁有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 國憲、顛覆政府之意圖，且將此意圖以和平手段加以實行，即構成本罪。
國體係指「國家最高權力如何歸屬之型態」95，或「國家之政治體制、政治 結構型態」96。我國國體為憲法第 1 條所規定之「民有、民治、民享且主權屬於 國民全體之民主共和國」97。破壞、違反民主共和國之國體，即為意圖破壞國體。
國土則指「中華民國所轄之疆域」，凡僭竊、割據領土之全部或一部者，即為 竊據國土98。國憲為「國家之成憲」，凡不依憲法第 174 條規定之程序修改，而
89 張肇平，1983，《懲治叛亂條例要論》，頁 37。
90 同註 89。
91 同註 89。
92 陳樸生，1954，《刑法各論》，頁 3。
93 江鎮三，1930，《華通法學叢書：刑法各論》，頁 15。
94 趙琛，《刑法分則實用》，頁 6。
95 趙琛，前引書，頁 3。
96 林山田，前引文，頁 46。
97 林山田，前引文，頁 46；趙琛，前引書，頁 3。
98 陳樸生，前引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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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任意變更者，為非法變更國憲99。
至於顛覆政府，依照三民主義之概念，政府為國家行使治權之中樞最高機關。
凡破壞政府之行政中樞組織者，為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100。陳樸生進一步指出，
關於著手實行以上四種普通內亂罪之方法，並無限制，只要當事人著手於意圖內 容之實行，即屬之101。
(三) 普通內亂罪之爭議
戒嚴時期法學界與民主化後的法學界，對普通內亂罪前述四種意圖之定義見 解，大致相同，除了一處：即關於持和平手段將此四種意圖付諸實現，是否應構 成普通內亂罪。民主化後的學者堅持唯有在使用武力情形下，方可能構成普通內 亂罪，例如國土唯有在軍隊等持有武力的團體加以佔據，方可能被竊據，或政府 唯有在遭受武力對抗，才有被顛覆的可能性，並非匹夫叫喊即可達成102。但是，
這並非戒嚴時期法學界的見解，凡陳樸生（1954）、趙琛（1963）、陳煥生（1968）、
張肇平（1983）等人，皆指出憑言語、文字等非武力方式，亦可構成「顛覆政府」。
究竟過去學者持此般見解，係出自於判例之歸納，抑或出於學理的論證，已無可 考；不過，從陳煥生、張肇平兩人皆擁有軍事實務審判經驗判斷103，此般見解遵 循當時既定的判例與事實，可能性頗高。
然而，戒嚴時期法學界所持的和平手段可以構成普通內亂罪，見解亦有其邏 輯上的盲點：即事實上之可能性問題。憑言論、文字等和平手段，能夠顛覆政府 嗎？此一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因果關聯，未在法律上獲得釐清，戒嚴時期的法學界，
對此長期噤聲，直到民主化後方有刑法學者提出挑戰，促成普通內亂罪的法條修 正，加入「以強暴、脅迫」為實行要件104，避免再度出現「和平內亂罪」之情形。
普通內亂罪另一爭議為，條文缺少犯罪的具體行為要件。林山田指出，普通 內亂罪僅規定四項內亂意圖，卻漏未規定著手實行什麼行為，內亂罪才成立105， 恐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及「罪刑明確性原則」之虞。戒嚴時期法學界沒有人提 出此類反省；即便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後來進行修正，此問題亦未獲得解決，至 今仍然存在。
二、程序面向
叛亂犯如同一般刑事犯，在審理的程序上，依循偵查、起訴、審判，到執行 等階段。所不同者，為管轄機關與程序規定之差異。本小節聚焦審判環節，說明
叛亂犯如同一般刑事犯，在審理的程序上，依循偵查、起訴、審判，到執行 等階段。所不同者，為管轄機關與程序規定之差異。本小節聚焦審判環節，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