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判決不正義的初探
第一節 違背法治與人權保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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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判決不正義的初探
前一章對死刑案件進行分類，說明人民因何種行為失去生命；本章則聚焦在 死刑判決所蘊含的不正義情形。第一種不正義關係到非法的判決，或者即便判決 合法，但背離法治原則及人權保護精神。第二種不正義則是法官模稜兩可的判決 標準，針對同樣犯罪事實卻出現截然不同的生死判決結果。法官應負的責任內涵，
根據這兩種不正義，應有區別：模稜兩可的判決標準，證實法官擁有裁量權，因 此法官須為不運用裁量權，或者不盡力運用裁量權保障人民生命負起道德責任；
同樣地，在判決合法但背離人權保護精神的情形，法官亦不能免除道德責任。在 非法判決的部分，法官的責任除了道德面向外，亦不能免除法律責任的追究。以 下第一節「違背法治與人權保護精神」與第二節「違背當時法律」說明第一種不 正義，至於第二種不正義則交代於第三節「裁量與曖昧不清的標準」。雖然裁量 與恣意本身亦屬背離法治原則及人權保護精神，然為了特別將焦點置於選擇空間 的討論，藉由各式各樣的裁量情形來突顯選擇空間確實存在，故專闢一節獨立討 論之。
第一節 違背法治與人權保護精神
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審判顯示，法官判決所憑藉的法條及大法官會議針對法 律的解釋，即便當時享有正當性與合法性，卻違背法律及解釋所應遵從的人權保 障原則。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1 項「普通內亂罪」的犯罪 構成要件極度不明確（參見第二章「法律架構」一節），違反法律應具備的明確 性原則，90%以上的死刑犯卻竟是依據此條處刑；以下的例證更將指出，在法律 欠缺對犯罪做出明確定義的情形下，構成犯罪的條件淪由行政機關解釋與補充，
更加違反國家權力分立的原則，以及法律的對外明示性要求。其次，此一立法缺 失加上行政機關的見縫插針，以及大法官會議所作出的有利於當局之解釋，出現 眾多不合理、且有違人權保障常理的判決。
一、「著手顛覆政府」定義曖昧
顛覆政府是一個基於保護國家法益，可以正當處罰的罪行；然而如同其他普 通犯罪，處罰的正當性來自對於構成犯罪的清楚定義。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第 1 項「普通內亂罪」當中的「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是 90%以 上死刑犯的罪名，定義卻不清楚。林山田指出此法條缺乏對具體構成著手顛覆政 府的非法行為，給予具體界定132。當時的普通內亂罪只有對犯罪的主觀意圖做界 定（「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卻對落實該意圖的行為，僅以「著手實行」
132 林山田，前引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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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帶過，形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顛覆政府」般定義空 洞。
此一立法上缺失，如果能為立法院修正，則應不致造成如此廣泛的人權侵害；
然而，該法條不僅未曾修正，更為行政機關所逕自補充。在 1952 年行政院所答 覆國防部的呈請解釋文中，行政院司法行政部（今法務部）擴張解釋參加叛亂之 組織者，即屬陰謀或預備犯內亂罪；進一步，國防部指出，若行為人參加叛亂之 組織後，其行為階段已著手實行內亂，即應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論科133。 司法行政部的解釋強化審判實務的依據，所有參加叛亂之組織者，會被投以懷疑 的眼光，認定其有潛在顛覆政府的企圖。
司法行政部儘管解決了國防部在「參加叛亂之組織與實行內亂之間關係」方 面的困擾，卻未曾對構成顛覆政府的具體非法行為進行界定，「著手顛覆政府」
的判定權力掌握在第一線軍事法官與負責核定判決的國防部手中。死刑犯不僅成 為立法不明確下的受害者，其生命更大程度上更由法官裁決與國防部命令所決定。
國防部曾指出「參加叛亂組織，煽惑國軍逃叛」、「參加叛亂組織，以文字為匪宣 傳」等行為構成 2 條 1134；從判決檔案更可看出，被判處死刑者中，曾參加叛亂 組織者即佔高達九成，其被認定構成內亂的「進一步叛亂活動」，至少有 27 種：
吸收他人、言論宣傳、煽惑逃叛、成立開闢非法團體或支部、資助金錢、教育他 人、書寫反動文宣、開會、聯絡其他組織成員、擔任幹部、蒐集情報刺探情報、
洩露情報、接受他人實施反動教育、閱讀匪書、藏匿包庇叛徒、擁有武器、收購 武器、製造武器、運送武器、搶劫武器、搶劫金錢、殺人、策畫將軍艦船隻交付 敵方、攻擊國軍、策畫將軍隊交付敵方、逃獄、獄中暴動等行為。相關案例刻劃 可參見第三章。
在內亂構成要件欠缺立法明確規定的情形下，參加叛亂組織的當事人在審判 實務上構成內亂罪的關鍵在於「進一步積極活動」。若該當事人參加組織後，有 從事進一步積極活動，則大致上會被認定「基於顛覆政府的一貫犯意，積極為匪 工作」，屬於著手實行顛覆政府；若否，則屬於參加叛亂組織罪。
有一個案例可以明顯描繪出從事與不從事進一步積極活動，所帶來的生死差 別。在 41 安潔字第 0075 號林金木等人案中，葉秋鐘和陳金全兩人被同一人介紹 加入叛亂組織後，皆閱讀反動書籍，差異在於葉秋鐘後來介紹他人加入組織，陳 金全則無，因此葉秋鐘被判為「著手顛覆政府」，陳金全則被判為「參加叛亂組 織罪」。
陳時昌法官在判決書指出：「葉秋鐘、陳金全於三十八年十二月間，經匪林 金木介紹加入匪黨組織後，並均接受林匪領導，閱讀唯物論、辯證法及『青年修 養與意識鍛鍊』等反動書籍，該葉秋鐘並於三十九年二月間介紹康國珍加入匪黨 組織。」理由欄指出葉秋鐘「參加匪黨後並積極為匪工作，擴大叛亂，核其所為，
133 趙公嘏，1962，《中華民國軍法法令判解彙編》，頁 1011。
134 國防部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廉龐字第二二二三號，收錄於趙公嘏，前引書，頁 1003；國防部 四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典兼字第六三九號，收錄於趙公嘏，前引書，頁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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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屬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已達著手實行之程度，惡性深重，罪無可逭，
自應依法各處極刑」。至於陳金全，判決理由則稱「其參加叛亂之組織罪行至臻 明確，自應依法論科」，判處十年徒刑。一個吸收他人的行為，是生死的差別。
參加叛亂組織，進一步從事活動，而被認定著手實行顛覆政府的案例尚有很 多。例如，41 安潔字第 0326 號高有財等人案中，法官王名馴指出「查被告等參 加叛亂組織後，又為叛徒吸收黨羽，顯已達於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階段。被 告於獲案後，頑不供認犯行，惡性重大，合予依法各處死刑」。在 40 安潔字第 3874 號謝達等人案中，法官鄭有齡指出被告「參加叛亂之組織、數度集會、分 別充任小組長，罪證已臻明確，顯達於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 程度」。在 40 安潔字第 4087 號陳明德等人案中，法官周咸慶指出「被告等於參 加組織後，又被約與會三次，接受被告陳明德之匪黨思想教育，亦已達著手顛覆 政府之程度，均應處死刑」。在 41 安潔字第 0736 號施純忠等人案中，法官邢炎 初指出「查李永木參加小組會議四次，自有顛覆政府之意圖，應依意圖顛覆政府 而著手實行論罪；其參加會議四次，已積極推動叛亂工作，亦應處死刑。」吸收、
集會、擔任幹部、接受思想教育等行為，皆被視為從單純參加叛亂之組織，提升 至著手實行內亂程度的組織性活動。
若行為人加入組織，但未有進一步叛亂工作，則大致上是不會被認為構成「著 手顛覆政府」135。例如，39 安潔字第 2154 號判決書中的嚴勝河，被控遭到他人 吸收加入共產黨地下武裝基地，「然係受他人勸誘加入，無吸收他人入黨及參與 其他暴行，尚難以意圖顛覆政府論科，僅能使負參加叛亂之組織罪」。法官判他 無期徒刑。
參加叛亂組織的先後順序是重要的關鍵，因為它決定了所謂的「活動」，是 否與組織相關聯，也決定了內亂犯意之成立。如果參加叛亂組織在前，活動在後，
則屬於顛覆政府，一罪論科；如果活動在前，參加叛亂組織在後，則會被視為分 別犯意，分別行為，不屬於顛覆政府，刑度較輕。在此以兩個案例進行說明，此 兩案例的被告犯下相同的「藏匿叛徒」行為，差別僅在參加叛亂組織的先後順序。
42 安度字第 0079 號判決書中的謝木松，被控「於四十年五月間，由其表兄 即已自首叛徒洪虎介紹與張文煌，其間並由洪虎吸收加入匪黨。至八月間，張文 煌乃介紹陳淑端（叛徒）在其家中匿居，謝木松供給膳食、為之掩護。」法官殷 敬文在理由中敘明，「被告於參加叛亂組織後，並藏匿叛徒，供給膳食，為之掩 護，罪證確鑿，其行為已達於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程度，依法處以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此外，在 41 安潔字第 2820 號判決書，被告李復鑑被控「知悉 鄰居林希鵬為政府通緝之叛亂犯，但林希鵬每隔數日或十數日至渠等住所隱避時，
渠等仍常供給食宿。李復鑑並經介紹加入匪黨新竹海岸地區新農會組織。」法官 王名馴在理由欄指出，「被告李復鑑明知林希鵬為政府通緝之叛徒，而連續故為 藏匿，又另行起意參加叛亂之組織……依連續藏匿叛徒及參加叛亂之組織二罪酌 情分科併罰。」
135 因為有例外，詳見本章第三節「普通內亂罪與參加叛亂組織罪行為階段的判定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