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泰州學派化俗思想之倫理依據
第四節 泰州學人對人倫日用的看法
對於良知學而言，和諧的人倫關係是印證聖學義理的主要項目。
王陽明說：
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 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不雜於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
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 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
227《焚書》，同前，卷 5〈讀史〉，頁 222－223。在馮夢龍(1574－1645)《醒世恆言》一書中，有 一篇〈徐老僕義憤成家〉，即是以李贄所記述的〈阿寄傳〉為藍本，發展而成的故事。此見
《醒世恆言》(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據葉敬池本刊校，1988)，卷 35，頁 737－755。
另外，李贄所記述的〈阿寄傳〉亦見於泰州學人潘士藻所撰《闇然堂類纂》(永康市：莊嚴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1995)，卷 1〈訓惇〉，頁 20 下－21，可 參看。
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 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
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 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 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 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 明 倫 之 外 無 學 矣 。2 2 8
於是如何讓良知流行於日用常行而「不雜於人偽」，成為王陽明處理 人倫問題的關鍵。因為前已有言，王陽明認為致良知的最佳方式，就 是在日用常行上磨鍊，舉凡日常的灑掃應對或是酬酢遊憩，對於王陽 明而言，都可納入「明倫之學」的範圍。229
這對化俗來說，事涉整個化俗的方向。因為化俗者對於人倫、日 用的價值評斷，雖然是以摒除「人偽」作為衡量的標準，卻必須面臨 價值觀分歧的社會實況；當彼此的價值觀不同，其實很難客觀地斷定 孰雜於人偽，孰臻於至善？是以如何齊一眾人不同的價值觀，實是「明 倫之學」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對此，可從鄧鶴、何心隱、李贄這三位 泰州人物所受到的負面評價論起。首先談鄧氏－－
(一) 鄧鶴為了追求聖學而棄家出遊所引發的爭議
鄧之事蹟，據耿定向〈里中三異傳〉記載：
鄧豁渠者，蜀之內江右族也。名鶴，少補邑庠弟子員，屢試列 高等。初聞里中大洲(按：趙貞吉)先生談學，心厭之，已漸有 入，則時時從之遊，即大洲家。眾峻拒之，勿為阻，其家故去 邑城三里而近居。嘗寓一蕭寺中，時來往邑城，就大洲問學，
道經家門，過不入，兒女子或見邀之，牽裾呱呱啼，勿顧也。
時父年七十餘在堂，室有女踰笄未嫁，又有祖喪未舉，皆不顧，
228《王陽明全集》，同前，卷 7〈文錄四〉，〈萬松書院記〉，頁 253。
229 王陽明對於日用常行的重視，可見第 2 章第 2 節之相關敘述。
一旦髡髮出遊方外，父尋喪，亦不奔，大洲重以為恨，為詩書 諸名山，招之不至。嘉靖甲子(按：四十三年，1564)慕余仲(按：
耿定理)來，時年幾七十矣。… … 其子間關萬里來省見，輒譙訶；
居一二宿，即斥遣之。余督學南中，巡部遇是子於鳳陽道中，
泣愬如此，余哀而斥廩稍資之歸。… … 予惟此老敗缺處，稍有 識 者 胥 能 明 之 ， 顧 其 捐 身 忘 親 ， 陷 溺 若 此 ！2 3 0
鄧鶴一生的轉捩，在於他為了探究良知學的真諦，竟然不顧親族的反 對而放棄舉業，日後甚至棄家出遊，落髮為僧。《明儒學案》對此稱：
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為諸生時，不說學。趙 大洲為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為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 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為弟子。一旦棄家出 遊，遍訪知學者，以為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 髮為僧。… … 渠自序為學云：「己亥(按：嘉靖十八年，1539)，
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按：嘉 靖二十七年，1548)，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 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按：嘉靖三十 二年，1553)，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 即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 也 。 」2 3 1
從儒者的角度看，鄧鶴為了追求他所興趣的學問，竟然不顧親情，未 盡他身為家族一份子應該承擔的責任，其行徑已是天理不容。因此當 李贄的友人鄧石陽懷疑他仿傚鄧鶴拋家棄子的行徑時，李贄立即表明 他「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出家前他已經對家人做了最妥當的安 排。對於鄧氏不屈不撓的「志道」精神，他則是心懷一份敬意而已。
李贄說：
昨承教言… … 年來每深嘆憾，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 嘗分毫為國出力，徒竊俸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 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余連生四男三女，
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素羸弱，以為弟姪已滿目，可 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
230《耿天臺先生文集》，同前，卷 16〈傳四〉，頁 1633－1634、1637。
231 見《明儒學案》卷 32，〈泰州學案一〉。此引自《黃宗羲全集》第 8 冊，同前，頁705－706。
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 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 棄於人倫之外者。… … 然則所以取於渠者，豈取其棄人倫哉，
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略不過曰：「其為人倔強難化如此。始焉不 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
又 因 其 得 道 ， 而 復 喜 其 不 負 倔 強 初 志 ， 如 此 而 已 。2 3 2 友人打算出家，李贄甚至極力勸阻。在〈與曾繼泉〉一信裏，他告誡 曾氏千萬不可以在「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的情況下薙髮，否則將 會鑄下「不仁，亦甚不義」的錯誤：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
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則無故割棄，非但不仁，
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 試問公果能持缽沿門丐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 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2 3 3
至於他之所以在麻城落髮，李贄則是對曾繼泉吐露他內心的苦衷：
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妾，亦且為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 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 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
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 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 以落髮者，則因家中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 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薙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 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 子 之 名 。 兼 此 數 者 ， 陡 然 去 髮 ， 非 其 心 也 。2 3 4
這份苦衷，與李贄的身份有關。在明代，李贄及鄧鶴、何心隱的身份，
均屬於四民階層的士。一般說來，他們的生活歷程如果剔除婚娶生子 一項，不外乎是讀書、應舉、做官、買田、為家族爭取「封贈」等事。
因為明代的科舉制度是平民躋身上層社會的主要力量，整個社會都認
232《焚書》，同前，卷 1〈書答〉，〈復鄧石陽〉，頁 10。另外，李贄對鄧豁渠的崇敬，也見於〈高 潔說〉，李贄於該文說：「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於師。」見《焚書》，
同前，卷 3〈雜述〉，頁 106。
233《焚書》，同前，卷 3〈雜著〉，頁 106。
234《焚書》，同前，卷 1〈書答〉，〈與曾繼泉〉，頁 52－53。
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李贄便曾經責罵友人楊定見「不讀書，不 勤學，不求生世之產」為「愚人」。李贄於〈三蠢記〉說：
余性亦好罵人，人亦未嘗恨我。何也？以我口惡而心善，言惡 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於長進，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於 長進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雖不我恨，亦終不與我親。
若能不恨我，又能親我者，獨有楊定見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 親者又何也？蓋我愛富貴，是以愛人之求富貴也。愛貴則必讀 書，而定見不肯讀書，故罵之；愛富則必治家，而定見不做人 家，故罵之。罵人不去取富貴，何恨之有？然定見又實有可罵 者：方我之困於鄂城也，定見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則其 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然 其奈終不可變化何哉？不讀書，不勤學，不求生世之產，不事 出世之謀，蓋有氣骨而無遠志，則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2 3 5 當時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士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 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以獲取額外的 收入。236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 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可以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 加利，利又成本。237此因地方官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
其中又以百姓繳納稅糧時所被徵收的「常例」，通常成為這些官員中 飽私囊的主要來源。按明代稅制規定，稅糧應由付稅人繳納於指定的 倉庫，這些倉庫或在該縣附近，或遠在幾千里之外，經手人因計及運 費而額外收取「常例」：如果征收白銀，每兩照例附加幾分幾厘，稱 為「火耗」；征收實物，也要加徵幾匹幾斗，稱為「樣絹」、「耗米」。
究竟該隨稅徵收多少「常例」，係由地方官一憑己意而增減，而且地 方官向上繳納稅金稅糧，總是先扣常例，縣官如此，各地村長、里長、
甲長也無不如此，至於稅額是否能夠如數，則是另外一回事。238再者，
235《焚書》，同前，卷 3〈雜述〉，頁 106－107。
236《四友齋叢說摘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紀錄彙編》本影印，1969)卷 178，頁 92。
237《原抄本日知錄》，同前，卷 17，〈京債〉，頁 371－372。
238 崇禎元年(1628)任戶部尚書的畢自嚴，便嚴詞批評明代地方官吏在徵稅時上下其手的情形，其
238 崇禎元年(1628)任戶部尚書的畢自嚴，便嚴詞批評明代地方官吏在徵稅時上下其手的情形，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