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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方式：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行。半結構式訪 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 前，必須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題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Berg,1996：
61-2）。即先想好問題，而後可根據文獻、觀察之現象、結果等不同狀況，再依 現場訪問情形與對象進行程序及內容的調整。
本研究訪談題綱如下列三點：
1. 何以仇視韓國？
2. 何以在「消費者仇視」下仍購買韓國手機？
3. 當您仇視韓國，卻又購買韓國手機時內心衝突如何，您如何解決？
第二節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途徑。相較於量化研究偏重 數值分析、應用的特點，質化研究是一種「在自然情境下，直接觀察社會現象的 研究方法（Babbie,1998）」。且本研究為一「現象」討論，更希望能在過去量化文 獻積累上，發展出不同於量化的歸納分析結論。同時，研究者亦企圖嘗試以深度 訪談（intensive interviews）」的方式，試圖為台灣社會此一仇視、矛盾、複雜難解 的現象找出可以被解釋、理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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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研究非常重要的蒐集資料的方法。一位好的訪員 通常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是一個好的談話對象。Mishler（1986）認為訪談是一種交 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受訪者並不是將已經存在腦中 的記憶如實的呈現，而是用一種他認為訪員可以理解的、敘事的方式，去重夠他 的經驗和歷史。受訪者與訪員之前的理解（pre-understanding）在敘述與問答的過 程中得到溝通與反省，以共同創造一個彼此都能夠理解的資料。所以訪談是一個 互動的過程，他不是將在訪談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 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
學者林芳玫（1993）也指出：「訪談所得的結果可作為是一種交談與對話，
由受訪者說與不說之間，來瞭解表層的觀眾意見下面所隱藏的深層意義。」英國 學者莫利（David Morley,1989）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表示：「我認為訪談的方法是 值得推崇的，不只是因為他提供了研究者探究受試者之意識與陳述方法，更因為 它提供了一種探究語言和範疇（用維根斯坦的話說就是『邏輯的舞台』）的方法，
從中可以看見受試者建構自身之世界和理解自身之行為的方式。」（Morley,1989）
同樣的，Crabtree and Mishler（1992）也將質性研究的訪談視為一種「對話之旅」，
在對話過程中，研究者（或訪問者）與受訪者是一種夥伴關係，透過語言與非語 言的溝通與情感交流，達到對話的目的。
Babbie（1998）認為：「所謂質化訪談，是在訪問者和受訪者之間針對研究的 概略計畫互動，而不是一組特定的問題，必須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順序來回答。質 化的訪談就是在本質上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在經由受訪者所回答之若干特 殊主題加以追問，較為理想的情境是由受訪者負責多數對話。」經由訪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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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發現訪談的「答案」並非盡是原先所預料或本來就在那邊等待被發現，而是 經由雙方對話的過程，建構一個全新的理解。基本上，質性研究的訪談就是一種 有目的的談話過程，研究者透過談話過程，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問題或事件的認 知、看法、感受或意見。（Marshall and Rossman,1989；Berg,1998；Fontana and Frey,1998；范麗始，1994；黃瑞琴 1999）
深度訪談最重要的優點，即在於由能由研究者主導對談，並且能夠從中取得 豐富詳盡的資料，同時對於敏感的議題也較能提供精確的答案。（Wimmer &
Dominick , 2003）而針對本次研究主題，在「消費者仇視」和「認知不和諧」上 消費者所面臨的矛盾、困境與掙扎等較為一般日常避談、難以啟齒的心理過程，
也能透過標準化的訪談過程，致使研究者更能逼近「真實」。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透過「深度訪談」方式，探討消費者在選購手機時面臨
「消費者仇視」、「來源國效應」及「認知不和諧」時，如何具體而微的潛藏於中 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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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兩個月的時間分別於Facebook NCCU 政大學生交流版、PTT 手機 通訊版、個人專頁等處張貼受訪公告，陸續訪問性別、年齡、工作、地域等不同 身分別之十位受訪者，依次進行約莫一至兩小時的深度訪談。
訪談內容依受訪者自身所處生活圈、個人差異、意識型態等而有所不同，從 而挖掘出不同面向形構而成的反韓意識，及其對自身反韓卻持有韓國手機的使用 態度、自身/他人觀感和認同。下列依照訪談結果概劃分為：「消費者心中的失諧 與妥協」、「縹渺的國族情感與認同」、「從經濟破產到文化崛起」等三大方向做深 入研究成果討論。
第一節
消費者心中的失諧與妥協
近年來，學者常將源於社會心理學上「認知不和諧」理論應用於討論消費者 內心對抉擇的調適及研究產品如何幫助消費者做選擇。是故在本研究中，研究 者初始便優先以對韓國抱有高度仇視，卻持有韓國手機者作為受訪對象，試圖 以實際訪問經驗解釋「認知不和諧」於消費者心中的運作，以及對韓國持有仇視 態度之消費者，如何在面對高度壓力下產生衝突、折衷和自我說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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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Leon Festinger（1957）提出的「認知不和諧理論（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可得知：「不和諧」起於當一個人遇到新事物發生，或得知新的情 報可能與他現存的知識、意見和行為互相衝突，所導致的不和諧感。因此，「當 一個人面臨兩個認知（或認知與行為）不一致而產生充衝突時，必須誇大所選擇 的認知的優點，同時突顯所放棄認知的缺點，以消除內心的不合諧。」由於「不 合諧感」將使消費者感到痛苦和兩難的困境中，因此當消費者面臨「認知不和 諧」時，便會試圖採取下列三種作法：改變行為認知因素、改變環境認知因素 和增加認知因素，以選擇性接收的方式消弭「不合諧感」：
（1）改變行為認知因素（Changing the behavioral cognitive element）
受訪者在受訪過程中表示其仇視韓國程度相較一般民眾為高，然面臨手機選購
（尤以手機為一高單價、高涉入度商品）的各種情境考量下，相較於機能性的實 用角度，可發現消費者雖仇韓態度不變，選購態度/意圖卻逐漸軟化。消費者逐 步以改變認知因素的方式步步緩解內心的不和諧，並嘗試尋求一可解釋、可被理 解的出口，試圖維持內心因仇韓卻又持有韓國手機所造成的失諧和衝突。
「購買韓國手機時反韓程度是大約六成左右。但其實台灣人民的反韓情緒是被媒 體塑造出來的，而且非常明顯。有時候後來想一想，韓國好像也不是那麼的誇張，
只是因為不斷重複播放，就會不喜歡，當下的情緒就會變。」（受訪者 I）
藉由訪問過程，可發現受訪者在抉擇手機購買時，確實遭逢仇韓態度和偏好韓國 廠牌手機所產生的失諧困擾。當強烈排斥韓國的情緒遇上由韓國產製之實用、功 能、外觀、易用性等俱佳的手機攻勢時，內心勢必因消費者仇視態度引起心中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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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衝突。而當失諧情緒產生，消費者為減輕失諧所產生的不適與不協調感，便會 以改變信念（重新確認自身反韓意識：我是真的仇視韓國，還是我是被塑造出來 的？）或行為（認為反韓≠不能購買韓國手機）來消除中介過程中的不一致，進 而使其信念或行為得到合理的解釋而達一致化（Festinger,1957；Lippa,1990）：
「當初在購買時，衝突程度大約有 7-8 分。但我本身是比較理性取向的人，雖然 對韓國雖持有負面看法，但機械的使用上還是希望他能夠就是壽命較為長久，像 三星它的 CPU 的處理器、規格都比 HTC 好，也比較不容易當機，再加上當時網 路評價等等，綜合考慮下還是選擇買了三星。」（受訪者 V）
「我覺得機器這種東西本身是屬於生活使用上便利的考量，它本來就有很多面相 讓消費者去選購，如果它今天比國產的東西還要好，確實很難避免不去使用。」
（受訪者 V）
「內心其實不會掙扎，一碼歸一碼。因為本身是手機玩家，手機就有超過 25 隻，
再加上以當時收入來說，會比較想購買高階手機，後來習慣三星的介面，覺得它 在易用性、品質上面都還不錯。」（受訪者 Y）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感性上仇視，但是在理性上還是會以功能性作為主要考 量，再加上它可以刷機，功能又很多，自定性高。」（受訪者 L）
由上述受訪者自述過程可發現，當受訪者在面臨認知不和諧所導致壓力與心裡不 平衡時，為消除內心失諧感，消費者選擇以「一碼歸一碼」的方式區辨理性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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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間的情感差異，或將反韓卻購買韓國手機視做「兩件事」來看待，同時也在 折衝的過程中重新省視、歸咎自身的反韓意識和程度，認為自己：「好像也沒那 麼討厭韓國嘛」來為購買行為找到一個可以被解釋的理由。
而在認知不和諧折衝過程裡，亦不乏有如消費者 F 在選擇購買韓國手機後，因無 法忍受內心衝突和外在壓力，進而放棄使用韓國手機，轉而使用台製手機的案 例，亦是為一以改變行動，調解內心因信念衝突所產生不和諧的排解方式。
「那算是我第一次拿韓貨的手機，我不算是很喜歡韓國，所以有點掙扎。矛盾衝 突大約有 6、7 分，覺得很不舒服，會覺得別人好像會異樣的眼光。比如說像朋 友有的人拿 HTC，會說：「用 iPhone 沒關係，可是用三星…⋯」，朋友的冷言冷 語會對我心裡造成影響，很不自在。」（受訪者 F）
藉由訪問，可發現受訪者本身即對韓國持有負面觀感，而在持有韓國手機後，周
藉由訪問，可發現受訪者本身即對韓國持有負面觀感，而在持有韓國手機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