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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清朝西南地區書院的發展 清朝西南地區書院的發展 清朝西南地區書院的發展 清朝西南地區書院的發展
西南地區書院的發展，與歷代各朝相較，清代西南地區書院的發展可謂達於鼎盛時 期。以雲南大理白族聚集地區來看，據《新纂雲南通志．學制考》及《大理白族自治州 志．教育志》的記載，僅康熙、雍正年間所建共計二十六所；同治後期及光緒年間則建 二十一所，另有九所創建年代不明。其中尤以鄧川州、浪穹縣及太和縣居多，共占二十
193 許振禕，〈奏設味經書院疏〉，收錄於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三，禮政四，學校上，頁 8-1、
8-2。
194 規定時務齋的學生每天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儒經與中國史籍，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西方國家語言、社 會、歷史及科技知識，三分之一的時間娛樂和休息。
195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二 0，頁 504 下-505 上，光緒二十四年五月甲戌條。
196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八六，頁 419-420，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乙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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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197例如：前述於明代就頗具盛名的桂香書院，至清代仍不斷發展，且陸續有人捐 修。198說明桂香書院在官員捐修支持下，經費無虞匱乏。此外，位於太和縣治東南，建 於光緒三年（1877）之西雲書院，屬迤西五府（大理、楚雄、永昌、麗江、順寧）三廳
（蒙化、景東、永勝）所共有。山長由官府委派或迤西道聘請，其下設學長一人、書辦 等職，分層負責。不僅經費充足，藏書豐富，從設置地點、規模、山長及師資來源、管 理等項觀察，可謂雲南白族地區官辦書院的典型，亦是迤西各地書院的代表。書院辦學 的經費，一般由政府撥款，及私人捐助、公產學產等來源。不過，在咸豐、同治年間，
部分白族地區書院的經費，則從鎮壓回民起事所沒收的叛產中撥出部分田畝來做為書院 的學產學田，例如：大理府太和縣的敷文書院和雲龍州的彩雲書院即是。199此為少數民 族地區書院經費來源的特色之一。此外，在麗江納西族聚集地區，最早的書院為康熙四 十九年（1710）興建於大研里玉河邊的玉河書院，後由通判余文耀續建使其規模初具，
並聘儒 學教授張揆亮為該院 山長。惟余文 耀之後 無人善予管理而傾廢，至乾隆四年
（1739），知府管學宣始將其重建，並由政府提供教師束脩銀十二兩，使教學得以繼續。
光緒年間改為義學玉河館。200除玉河書院之外，雍正三年（1725）知府楊馝等人在城西 門內興建雪山書院，並撥款資助使好學聰穎者能入內肄習。乾隆二年（1737）知府管學 宣將其重修，並聘請舉人楊濟為書院山長。咸豐年間毀於戰亂，至同治十二年（1873）
知府徐承勛等人將其重建，聘舉人李玉湛為書院山長；並於光緒年間擴建，有藏書近千 冊。
清初對書院採取抑制的政策，廣西僮族聚集地區的書院發展亦受影響，例如桂西地 區直至乾隆年間才有明顯的發展。在桂西僮族的聚集地區，從乾隆八年（1743）至光緒 三十年（1904）先後建立了秀陽、雲峰、仕城、道南、毓秀等十二所書院。桂西地區書 院的興起，主要乃因改土歸流後流官取代土司的統治，減少層層剝削，也有利於各族間 的文化交流；其次，與鄰近的地區如雲南開化府、廣南府接壤，受其文化之風相互影響 亦有關係。當地書院亦分官辦與民辦兩種，經費來源部分為政府撥給，亦有私人籌措、
捐助。書院官學化後，山長多為官府聘請，或由督撫任命，且資格較為嚴苛。例如廣西 龍州同鳳書院在院章內明確規定：「延請山長無論本省、外省，並無論貢生、舉人、進士，
197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卷八，
教育志，頁 227。
198 據《新纂雲南通志．學制考四》載：「清康熙三十年（1691），提督諾穆圖捐修。雍正二年（1724），提督 郝玉麟、知縣龍為霖續修。雍正十二年（1734），迤西道雷之瑜重修。每年束脩京斗穀 120 石，諸生膏火，
京斗穀麥 190 石 2 斗 6 升，銀 15 兩 6 錢。乾隆四十四年（1779），迤西道楊以湲將西道書院田畝增入，加 厚束脩膏火。」
199 據〈巡撫岑毓英新建敷文書院碑記〉載：「西道陳席珍由歸官叛產內撥入書院田畝計：柯里莊田 923 畝 1 分 5 釐，計 596 丘；小慶洞田 5 畝 7 分 3 釐；……街強豐荒蕪薄瘠。迄今十有餘年，墾塾者十之三四。」
200 （清）王文韶修、羅元黼纂，《續雲南通志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光緒二十七年刊本），卷六十三，
頁 12（總頁 3546）。
必須經明行修，品學兼粹可為經師人師者，由道備關禮延主講。」201山長的優劣對於書 院發展影響甚巨，此亦為清朝政府控制書院的手腕之一。然而就整體廣西僮族地區書院 的發展來看，可發現書院發展極不平衡，如前所述桂西地區起步較晚，在乾隆八年（1743）
至光緒三年（1877）約一百六十年間，平均十多年才建一所書院，書院數目無法與較進 步的桂東南、桂北相較，此與開發早晚、當地的經濟基礎與人文背景密切相關。
貴州布依族聚集地區，最早的書院為南宋紹興年間興建之鑾塘書院及竹溪書院；雖 於明代中、後期書院已有發展，至清初對書院採抑制的政策而受影響而趨於停滯。至雍正 年間解除了對書院的禁令，明令各直省省城設立書院，並各賜帑金一千兩。於是，貴州在 舊有文明書院的基礎上建立貴山書院。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持續發展，在布依族聚集地 區即興建二十餘所。例如：興建於乾隆三十年（1765）之廣陽書院為知州孟衍泗創建；建 於嘉慶九年（1804）之荔泉書院及道光二十一年（1841）署州判邵鴻儒興建之仰山書院等。
貴州書院大致亦分為二種，其一為官辦，即由當時官員在任時積極倡辦；或由私人捐辦，
即由地方士紳籌資捐建；其中亦不乏由義學改建為書院者，例如在獨山的紫泉書院。而絕 大多數書院都持續運作至清末，清廷將書院改為學堂為止。至於廣西富川一帶的傜族聚集 地區，據《富川瑤族自治縣志》載：「舊志載：清道光十二、十三年（1832、1833），由富 川縣訓導朱德鈦勸捐興建，分別於瑤族聚集區的沙母源宋塘洞、倒水源等地，創建五源書 院及蒙泉義學。」202帶動當地文化教育的發展，使傜族人運用漢字習禮、記事，並將其傳 統文化中流傳下來的始祖源流《過山榜》、《千家洞流水記》及《民歌唱本》等作品，用漢 字記錄整理而流傳下來。203此外，在廣西羅城縣一帶的仫佬族境內則建有鳳山書院，惟建 置年月已不可考。乾隆四十年（1775）天河縣興建鳳崗書院於城南，至咸豐元年（1851）
停辦；道光二年（1822）則有龍江書院建於城東，於同治元年（1862）停辦。204書院數量 雖然不多，對於仫佬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仍有提振文風的作用。
此外，清廷入關之後，陸續派遣八旗在全國要地駐防，直至乾隆年間逐漸完成永久性 的布署，其範圍東北至黑龍江、寧古塔等地；西北達於新疆伊犁及長城沿邊；在西南地區 四川、湖南等地亦有設駐防，205這些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駐防亦於其後設立義學、書院或官 學，成為邊疆地區發展儒學教育的動力之一。例如在四川成都駐防，於乾隆十六年（1751）
建立八旗官學二所及八旗義學二十四所；而在湖南寶慶城步的長安營駐防，道光二十四年
（1844）則有寶慶府同知朱百順原擬倡建「長安營書院」，並於府署建成之後，擬定「學要」、
「學規」各三則及〈倡修義學啟〉一文，鐫於同知府廳壁之上，惜書院未及建成，朱百順
201 中國少數民族教育史編委會編，《中國少數民族教育史》，第三卷，頁 80。
202 《富川瑤族自治縣志》（1992 年鉛印本），民族篇，頁 18。
203 同上註。
204 江碧秋修，潘寶籙纂，《羅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文化，頁 216。
205 任桂淳，《清朝八旗駐防興衰史》（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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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調職。206據寶慶同知朱百順所記，原係因當地苗傜多有不靖，故設駐防鎮守；同時，
亦修文教以安其生理，使民、苗相安近百年而無事。反而終年鎮守於此之兵丁佔約居七八，
民居二三，兵丁多年幼失教，故思教兵以儲將，教士以成材。有鑒於此，朱百順乃擬設書 院令兵丁自幼教習，「務使知孝悌、明禮讓、敦詩書、興德義。……國家長治久安之策，捨 此無他術也。」207在雍正年間曾頒布不准京外駐防設立書院、文廟的諭令，208可能是駐防 官學、書院不能興建，僅有少數建有文廟的原因之一。透過朱百順的記載，除了看見雍正 皇帝禁止京外駐防設立書院的後遺症，亦顯示出在邊區的駐防之地仍有亟待發展儒學教育 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