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漢文帝改制後的刑徒研究偏向法制史、刑制史角度。側重討論文帝改制 的原因、內容，以及對其後刑罰體系的影響。第一章已提到，邢義田、杜正勝都 指出廢除肉刑、刑期的制定是承接戰國以來的刑罰變化趨勢。442邢義田更指出，漢 政府為彌補改制後刑罰失中的缺陷，漸次發展出遷徙刑，取代肉刑懲中罪的作用。
443刑期方面，滋賀秀三指出《漢書．刑法志》與《漢舊儀》記載的刑期不同，且缺 少鬼薪白粲的刑期。444冨谷至進而認為〈刑法志〉中的刑期，是處理當時已依舊法 判處的既決犯，而非針對以後的規定。445張建國則提出《漢書．刑法志》中文帝改 革之記錄有正文竄入注中，漂亮地解決了〈刑法志〉缺乏鬼薪刑期的問題。並推 測武帝太初元年「數用五」的改革中，取消了隸臣妾一級，將最高刑期改為五年。
故此後徒刑序列與刑期乃如《漢舊儀》中所載：髡鉗城旦舂五歲、完城旦舂四歲、
鬼薪白粲三歲、司寇二歲。446這些研究建構了漢文帝以後刑罰體系的發展史。
本章將借重上述法制史、刑制史的研究成果，但採取不同研究角度。我無意 探討刑罰體系的變化，而希望從勞動力運用的角度，探究漢代刑徒管理與運用之 辦法，又其與秦代的管理辦法與勞動結構有何差異。法制史研究早已關心刑徒的 行政管理。例如宮宅潔在其《中國古代刑制史の研究》中，探討秦代勞役體系的 構造時，也關心刑徒的勞動內容、管理辦法，甚至家庭的形態。更有一章專門探 討司空的職能演變。447這是為了更細緻地考察如何懲罰刑徒，不得不觸及其管理與 勞動內容，其終極目的仍是論述刑罰體系的演變。由於本文目的是考察漢代官有 勞動體系的演變，故對漢代刑徒勞動的重要性、管理辦法、勞動內容將有較過去 更專門、全面的探討。對於宮宅潔所論述獄管理刑徒，及其與司空的關係，我也 有不同看法，將在本章末詳細說明。
與秦朝相比，漢朝雖然延續四百多年，刑徒史料卻很零星。考慮到出土漢簡 多集中在西北邊塞的軍事據點，有可能是出土的隨機性所致。但我更傾向認為：
漢朝刑徒的重要性正在衰退，致使行政文件不再大量提到他們。這是漢朝吸取亡 秦教訓，調整政策的結果，同時也導致漢朝刑徒的管理與運用發生變化。其中最 顯著的變化，是刑徒等級的意義逐漸淡化。如同前章指出，秦朝各級刑徒在管理 有明顯的區別。勞動方面雖不如管理那般明顯，但也有區別的意圖。在漢朝，這
442 邢義田，〈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治國安邦—法治、行政與軍 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12-123。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0，
頁 277-315。
443 邢義田，〈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治國安邦—法治、行政與軍事》，北 京：中華書局，2011，頁 62-100。
444 滋賀秀三，〈前漢文帝の刑法改革をめぐる—漢書刑法志脫文の疑い—〉，《東方學》第七十 九輯，1990，頁 39-46。又見滋賀秀三〈西漢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律十八篇篇目考〉收入劉俊 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76-101。
445 冨谷至著、柴生芳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95-103。
446 張建國，〈西漢刑制改革新探〉，《歷史研究》，1996：6，頁 12-24。。
447 宮宅潔，《中国古代刑制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會，2011。
些區別不敢說完全取消了，但確實不那麼明顯。當文獻與漢簡中提到刑徒勞動時，
完全看不出任何勞動分級的跡象。同時，各級刑徒似乎也不像秦代那般分屬倉、
司空等不同主管機構，而是不分等級地散置在包括縣以下的基層單位中。這些制 度改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漢文帝改制。雖然刑徒數量衰退與等級消滅的趨勢，
都不是自漢文帝改制才開始。但正如制定刑期是承認既有事實並制度化一般，改 制可能也承認並制度化了刑徒等級淡化的趨勢。
當然，說漢朝刑徒在勞動力的重要性下降，僅僅是相對秦朝而言。漢朝政府 仍大量使用刑徒，只是不像秦那般依賴。並且，當刑徒退縮為一種補充勞力，反 而使漢朝更能適應各種情勢，靈活、多角地運用他們。以下謹就可見資料，論述 漢代刑徒管理與運用制度之變化。
一、漢朝刑徒的數量與發展趨勢
(一)對漢代刑徒數量的評估
由於缺乏直接的史料，學者只能根據文獻、碑刻史料中的數字，間接推算漢 代刑徒的數量。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與山田勝芳都曾評估過漢代刑徒的數量，卻 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渡邊認為，漢代到漢武帝為止的勞動主力是由編戶民充 任的卒，但自武帝開始到西漢末，刑徒勞動的比重開始增加，到後漢則更進一步 強化。從西漢到東漢，有從徭役勞動轉為刑徒勞動的傾向。448山田勝芳卻判斷，西 漢可能擁有與秦代相當的刑徒勞動力，到東漢時中央與地方的刑徒數量都大幅減 少。449我傾向贊同山田勝芳所言，刑徒數量衰退的看法。但在史料解釋上，我認為 兩位先生的解讀都還有可商之處。
渡邊信一郎估計漢代刑徒數量歲增十八萬人。根據是《漢書．刑法志》中提 到昭帝至平帝時，死刑囚人口千人中有一人，耐罪到右止則是死刑的三倍多。他 以漢末總人口六千萬人乘以千分之一與千分之三計算，就得到每年死刑約六萬人，
刑徒每年十八萬人的結論。我認為這個算法似嫌過於輕易，且對〈刑法志〉這段 記載，我也有不同解讀：
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 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450
文中「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注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 人死。」說是指總犯罪人口中千人有一人被判死刑，而不是全國人口中每千人便 有一人死刑。若我們不知道每年犯罪者的數量，也就無從得知每年有多少死刑犯。
漢代每年死刑的數量，只有〈路溫舒傳〉與〈刑法志〉有模糊記述。《漢書．
路溫舒傳》記路溫舒在宣帝初即位時上書提到：「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
448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財政と國家》，東京：汲古書院，2010，頁 147-154。
449 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542-548。
450 《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頁 508。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據這兩條記載，似可 說明漢代死罪人數曾有每年破萬的時期。但「以萬數」在文獻中基本是形容極多 的虛詞，例如《史記．孝文本紀》中宋昌提到「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 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451又如《漢書．宣帝紀》
中詔書記鳳鳥祥瑞：「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等。452皆不必實數有萬人，飛萬鳥，
但誇言極多而已。少數例子中，「以萬數」接在實數後。如《史記．大宛列傳》
載武帝益李廣利兵征大宛：「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453前言牛 十萬、馬三萬餘，顯然對牛馬統計有確實數字，後言驢騾橐它以萬數，蓋其數不 及牛馬，但亦破萬。則即便「以萬數」為實指，亦言才破萬而已，非至六萬。又
《鹽鐵論．申韓篇》載文學言：「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多」。454《漢書．董仲 舒傳》載仲舒奏亦言「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 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455東漢末王符《潛夫論》亦稱：「今一歲斷獄，
雖以萬計」。倘此「千」、「萬」皆實數，則一歲斷獄之數竟與死罪數等。可知 皆誇飾極多之意，非實數。
竊度死罪以萬數縱非全虛，或取最高值，猶〈刑法志〉美文帝之政以「至斷 獄四百」，實不能每歲皆四百。路溫舒虛強調「以萬數」以彰苛慘之甚，亦不必 每歲皆過萬。據《三國志》，曹魏每年死刑才「過數百」。《三國志．魏書．明 帝紀》青龍四年詔書載：
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
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
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 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
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 下，使明朕意。456
魏明帝聲稱此前已經盡力刪除死刑的科條，結果郡國死刑每年還是超過數百，懷 疑是自己訓導不醇厚，使民在輕罪的表象下，掉入苛法之陷阱。隨後下達了一系 列緩死、寬簡的命令，希望能降低死刑數量。這當然是一種政治宣傳，不過曹魏 去漢未遠，若明帝以每歲死刑過數百為苛，則漢朝每歲死刑數應不當以萬數為常。
我們再看唐、宋的情況，據《文獻通考．刑考六》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 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 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蓋以奏讞之法廢，失朝廷欽恤之意。」457燕
451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4，頁 191。
452 《漢書》卷第八〈宣帝紀〉，頁 116。
453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頁 1297。
454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1169-1170。
455 [漢]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卷五〈斷訟〉，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226。
456 《三國志．魏書》卷三〈明帝紀〉，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頁 142-143。
457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七〈刑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447。
肅說唐貞觀、開元年間每歲死刑都不過百人，而宋天聖三年卻有二千四百三十六 人，百倍於唐。燕肅嫌北宋每年死罪二千人過多，認為應以唐代死罪歲不過百為
肅說唐貞觀、開元年間每歲死刑都不過百人，而宋天聖三年卻有二千四百三十六 人，百倍於唐。燕肅嫌北宋每年死罪二千人過多，認為應以唐代死罪歲不過百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