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初首份中文佛教期刊 —— 《佛學叢報》
第一節 狄葆賢、有正書局及《佛學叢報》
清末民初時期的中國佛教,在時代的大環境中,一方面為充實中國佛教的學 術,開始從日本取經,藉由日本吸收西方範式;另方面為朝向大國宗教的目標,
認為佛教與學術必須走出寺院,走進社會。職是之故,佛教兩大支線逐漸通力合 作,這兩大支線分別為佛教界與學術界,前者為續佛慧命,復興佛教,如太虛大 師提出教理、教制,及教產三大革命的主張;57後者用近代學術研究方法來表述,
介紹並闡揚佛法,《佛學叢報》的創刊,可說是第二條支線的代表之一,亦為現 代性的表徵。本節旨在探討《佛學叢報》的創辦者、創辦背景,以及出版書局,
57 1912 年,中國佛教會首任會長釋敬安(1852-1913)在北京圓寂,佛教界在上海靜安寺舉行追悼 大會,太虛大師在會上首次提出「教理」、「教制」和「教產」三大革命口號,主張佛教革新,建 立新的僧伽制度。釋道禮,〈清末民初太虛大師佛教護國維新理念初探〉《圓光佛學學報》26
(2015.1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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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初創之際,扮演著何種角色。
一、狄葆賢創辦《佛學叢報》背景過程
《佛學叢報》創辦人狄葆賢(1873-1941),字楚卿,一字平子,又號平等閣 主,江蘇潥陽人,為清末民初著名的新聞出版家。早年抱革新思想,主張與康有 為、梁啟超相近。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逃往日本,狄葆賢與《湘學 報》主筆唐常才(1867-1900)在上海組織中國獨立協會,意圖大舉。1900 年庚 子拳亂,八國聯軍入京,唐常才為挽救時局,邀請上海維新志士,開國會於張園。
到會者有容閎、嚴復、章炳麟、宋恕等人。公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 常才為總幹事,狄葆賢等人為幹事。唐常才領導的自立軍勤王之役,狄葆賢擔任 捐募款及購置軍火工作,事敗,唐常才被殺,狄氏避居日本。58自漢口自立軍起 義失敗後,狄葆賢即灰心於武力運動,乃於 1904 年 6 月 12 日創辦《時報》於上 海,羅孝高為總主筆,雷繼興與陳景韓(1878-1965)為編輯。同時創辦《畫報》
與《民報》,《畫報》隨《時報》贈送。59狄氏所著《平等閣筆記》及《平等閣詩 話》,亦刊載於《時報》及《佛學叢報》。
入民國後,狄葆賢革新《時報》內容和體例,並增出教育、實業、婦女、兒 童、文藝、圖畫等週刊,文字通俗生動,因其內容與辦報方式新穎,受到當時中 國知識界的青睞,如胡適就是《時報》的忠實讀者。胡適曾回憶,《時報》的貢 獻事發起了幾件重要的新改革,因適合時代的需要,故後來的報紙也不能不盡量 採用,之後就漸漸成為了中國日報不可少的制度。60狄葆賢除創辦時報館辦《時
58 狄葆賢,《平等閣筆記》(臺北:世界,1971),頁 1-4。
59 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份)(第三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頁 591。
60 胡適在 1904 年初,從徽州來到上海,尋求當時所謂的「新學」。胡適進入梅溪學堂後近兩個 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值日俄戰爭初起,全國人心撼動,但當時幾家老報紙,仍舊刊登 那些古文的長篇論說,固守先前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就連當時 比較稍新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生,其內容與辦報方式,
也確實能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開闢許多新法門、引起讀者的新興趣。職是之故,《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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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又經營有正書局,1912 年的《佛學叢報》就是在此誕生,狄葆賢延佛學基 底深厚的濮一乘擔任《佛學叢報》主編,以文字宣揚佛法。後來釋太虛亦受此啟 發創辦《佛教月刊》與《覺世叢書》。
作為民國元年首推的佛教期刊--《佛學叢報》,從 1912 年 10 月出版至 1914 年 6 月為止,共出十二期,根據史瑞戈的研究,可得知《佛學叢報》是第 一本專業化的中文佛教期刊。61關於《佛學叢報》的創刊,雖然包天笑曾說是「玩 票性質」,62但在佛教研究者眼中卻並非如此。先從《佛學叢報》的創立宗旨來 看:
中華民國元年,實維釋迦牟尼文佛應世之二千九百三十九年。佛學叢報將 卜吉出版。……邦基初建,天命維新,上下危疑之秋,存亡絕續之會,倫
理之藩籬已破,功利之思想方張。…將以解無為之謗,釋迷信之疑。編志 獨取真詮,流布不同,世諦融通哲理,誘掖初機。默正人心,潜移劫運,
促人類之進步,保世界之和平。分類十門,不敢略也。期月一冊,不敢濫 也。63
職是之故,知其核心關懷是在中華民國創立之初的新時局裡,解決人們對於佛教 的毀謗和破除迷信的迷思,運用哲學理論來導正人心,最終達到使人類進步,促
出版之後,不久便成為中國知識階級的一個寵兒。胡適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 報》的。胡適回想當時他們那些年輕人,何以如此愛戀《時報》﹖他覺得有兩大原因:第一、《時 報》的「短評」,在當時是一種創體,寫得人能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在讀者的腦海裡發生有力的影響。第二、《時報》在當時確實能引起一般少年的文學興趣。《時報》
出世以後,每日登載「冷」或「笑」 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陳冷的白話小說,在當時 譯界中確實是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的小說,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
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歷史。《時報》當時還有狄葆賢寫的《平等閣詩話》一欄,對 於現代詩人的紹介,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胡適關 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平等閣詩話》裡開始的。《時報》的另一貢獻,是為中 國日報界開闢一種帶文學興趣的「附張」。自從《時報》創辦以來,這種文學附張的需要,也漸 漸的成為日報界所公認。胡適,《胡適文存》(卷二)(上海:上海書店,1898。),頁 1-8。
61 Gregory Scott, Coversion by the Book:Buddhist Print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una, p. 136.
62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頁 497。
63 佛學叢報主編,〈發刊辭〉,《佛學叢報》1(1912.10.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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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世界和平為目標。1929 年蔣維喬於其所寫的《中國佛教史》,論述「民國以 來佛教之曙光」時提到:
研究佛教各團體,多有刊行雜誌,以發表心得,兼溝通僧俗兩界消息者;
此亦昔時所未有,民國以來方產生者也。最初發刊者,有《佛學叢報》;
於民國元年十月出版,其中頗多佳作;惜至民國三年,即以費絀而止。此 後則有武昌佛學院之《海潮音》。64
由此可知,民初以前,並無佛教團體發行的雜誌,迨至民初,以《佛學叢報》為 首的佛教雜誌,率先為佛教僧俗兩界人士搭起一座溝通往來的平台,且《佛學叢 報》所刊登的文章,許多都具有開創性的價值,值得研究者關注。
塵空於《海潮音》曾發表〈十五年來之佛教出版界〉,指出清末楊文會成立 金陵刻經處,之後楊州各大寺院也開始有刻經之舉,然這都是翻刻舊物,新著雜 誌報章等尚未萌芽,直到民國元年始有《佛學叢報》出世,認為這是中國佛教雜 誌的新紀元,月刊中的始祖。塵空關於創刊背景也有其看法:
當時民國肇基,革命猶烈;而生存競爭,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學說猶足 煽惑人心,萎靡不振的佛教幾乎不能立足於社會。一般熱心佛法的大德和 居士,要想提高佛教,宣揚教義,駁解社會人對於佛教的謬誤,於是出了 這本叢報,這正是應運而生的法寶。65
引文所述,《佛學叢報》的創辦背景,是在 1912 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建,然 社會依然動盪,充斥各種學說,中國佛教的處境在深受打擊之情況下,一批熱衷 於佛法的居士學人們,為解世人對佛教的謬誤而出此刊物。
64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 257。
65 塵空,〈十五年來之佛教出版界〉,《海潮音》16:1(1938.1.1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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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海潮音》的作者慈渡則認為:「社會情形經過一次大的變化,尤其自 命為教育家,掛著提倡教育為口頭禪,到處提寺產逐僧,說佛教是迷信,一般熱 心佛學之士,出此叢報,解其錯謬。」66引文所述為從清末延續至民初的「廟產 興學運動」,對中國佛教打擊甚大。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湖廣總督張之洞
(1837-1909)著《勸學篇》,看似朝廷理想規畫的廟產興學政策,卻誘發地方 官員及不法仕紳沒收廟產的情形,各地區驅逐僧侶搗毀寺廟時有所聞,抑或是佛 寺被改做工廠,或者是被兵營盤據,此一風波持續三十年之久。67王爾敏對此曾 評論:「張之洞的基本創說,表面看來穩健溫和,然其發生之破壞力量,則足以 於數十年內,傾覆佛教。」68拙文也曾指出,廟產興學運動雖是近代佛教發展的 危機,但同時也可算是轉機。其一,廟產興學運動對於普及教育,以及提高國民 識字率有絕對的貢獻。其二,許多有學識的僧侶與居士開始興辦僧學堂,如楊文 會積極展開僧伽教育,培養佛教弘法人才,促使佛教走向近代化的發展,為近代 佛教僧伽教育制度的發韌。69「廟產興學」亦是間接促成《佛學叢報》的辦刊因 素。
釋太虛曾評價《佛學叢報》:「雖只十二期,其質精量富,至今猶有可考之價 值。」70此刊物雖僅興辦兩年,且被記載「中間冊冊延誤出版日期,歷兩年有奇,
失購閱者信用。」71並因經費不足而停辦。然出版的意義不容忽視:其一,《佛學 叢報》是中國第一份佛學期刊,對近代佛教文學發展開闢了一條新的傳播道路,
之後,各種佛教期刊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接連出刊。其二,《佛學叢報》內容豐富,
編排嚴謹有條,包括圖像、論說、學理、歷史、小說、文苑、問答、佛教新聞等,
投刊作者多為當時著名高僧和中外居士學人,如釋宗仰、釋印光、釋諦閑、、康 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章炳麟、歐陽竟無、陳方恪、達摩波羅等,均於此發表
66 慈渡,〈二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出版界〉,《海潮音》13:1(1932.1.15):69。
66 慈渡,〈二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出版界〉,《海潮音》13:1(1932.1.1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