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

一、現代性的起源及發展

「現代」（modernus）這一詞彙是在中世紀根據意指「最近、剛才」的 modo 這一詞彙創造而來的，現代指的是「新近的、剛剛發生的、當前的」時間狀態，

時代以人為中心，認為人是可以主宰歷史的，主張個性解放，強調人權，反對中 世紀的禁欲主義和宗教觀。這意味著現代性本身蘊含著世俗價值。但是現代並不 是對過去不加區分的否定，文藝復興對中世紀之前的古典時代保持著緬懷的態度，

因而現代充滿了對古代的強烈懷舊與迷戀，同時希求通過對古人的模仿達到對古 代的超越，現代和過去之間充滿辯證的張力。

李衛華（2011，頁 207）引用了蒙田與培根的觀點，認為歷史如同逐漸成長 的人，古代相當於孩提時代，而現代人則是充滿智慧的成年人，現代人比古人更

在不斷地與研究對話的溝通中發生著改變。

現代性的理念充滿辯證性的思維。現代性的時間意識最能表現出其辯證思維。

現代性的時間意識以認為未來已經開始為核心，現代性的理念既對過去有所投射，

也創想未來。未來是對過去一定程度的回歸，對過去的批判性地挪用以達到超越 過去。因此，現代性包含懷舊意識，也表現出烏托邦主義(Gerard Delanty, 2000)。

落後的過去和進步的過去對於創造未來都同樣重要，落後的過去肯定了現代人的 進步，進步的過去能夠推進現代人有所超越，因此貝爾納將現代人比作站在巨人 肩膀的侏儒。馬克思更明確地表達了現代性所蘊含的辯證性思維，馬克思認為現 代性是一種激進的行動計畫，將批判的焦點指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壓 迫 力 量 的同 時 也是 一 種解 放 的力 量 ，資 本 主義 的 本 性是 使 生產 不 斷革 命 化 (Lawrence E. Cahoon ，1988)。

雖然目前有一些後現代的理論學家，如賴特•米爾斯 (C. Wright Mills)、詹 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認為現代將由後現代所終結、取代，但是學界普 遍認為，現代並未走向終止，後現代並非是對現代根本上的斷裂，後現代的出現 本身源於現代性的辯證思維，是現代性自身激發了後現代性的動力。後現代性的 思維有些本身是現代性的一種延續(Gerard Delanty, 2000)。紀登斯（2009）則認為，

現代性比以往更加激烈、深刻而普遍化，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全新的秩序正在形 成 ， 這 就 是 「 後 現 代 」（ post-modern）， 但 這 與 許 多 人 所 稱 的 「 後 現 代 性 」

（post-modernity）迥然不同。

二、中國的現代性發展與爭論

現代性來源於西方世界，但是現代性不只屬於西方，20 世紀以來，西方以

外的國家與區域也受到現代性的深刻影響，現代化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

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轉型。Lawrence E. Cahoone（1988, p.xi）認為，世界上大多數 民族就像是「有歷史分層的蛋糕」，不同的緊密聯繫的社會群體展現了不同世代

在其後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從延安時代到文革十年，中國由於對馬克思主

的現代化產生積極意義（汪暉，2014）。而「新自由主義」則堅持以西方的啟蒙 思想作為現代性的價值典範，中國應該選擇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等具有普世性 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新儒家」學派則認為，「新左派」沒有真正地走入民間，

立足本土，論述西方左派理論與中國現實語境的相關性。

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性表現

（一）、中國社會結構變化

1978 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巨大變 革，現已初步具備現代化社會的基本要素。中國由傳統的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化、

城市化的現代社會轉型。經濟方面從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轉軌。經濟體制改 革加快了社會轉型的步伐，社會結構的變化亦對經濟體制改革有所影響（陸學藝，

2006）。

在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壟斷了絕大部分社會活動所必需的資源與活動空間。

政府與個體之間受到中間組織的維繫，孫立平（1993），田中重好、朱安新（2010）， 賈玉嬌（2014）都強調了中間組織的重要影響，孫立平（1993）認為中間組織在 農村以公社的形式存在，在城市則是單位承擔了這一位置。在社會學意義上，公 社與單位不僅僅是生產的組織，同時也是生活的共同體，以及各種社團組織的複 合體。改革開放之後，市場打破了原有的政府、中間組織、社會三位一體的社會 格局，形成了政府、市場、社會相互分離的多元社會格局（賈玉嬌，2014）。

另一方面，市場機制改變了利益分配的格局，資源和財富迅速改變了流轉的 速度與方向。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成為了中國社會 的主要矛盾。陸學藝（2010，頁 3）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和經

濟結構發展極不平衡，「當前的中國社會結構大約滯後經濟結構 15 年」。階層結

而是涉及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複雜因素；消費慾望呈現出不斷增長和膨脹的狀 態；消費主義本質是對享樂的追求，但是這種快樂的體驗呈現出短暫易變的特點。

除了 「資本操縱論」和「社會攀比論」，王寧（2007）認為，中國的消費主義現 象出現與「國家讓渡」也有極大的關係，與文革時期相比，國家逐漸退出了對個 體生活的控制與干涉，於是大眾沉溺于「去政治化」地消費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