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本研究在第一章提出了三個研究問題，分別是中國社會傳統價值的失落、邊 緣群體的社會地位和內部東方主義的具體表現。研究者將用「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和「傳統倫理的崩潰」兩個部分來回應中國社會傳統價值的失落，無家可歸的流 浪者意味著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大眾喪失了精神的歸屬，漂泊無依的狀態，傳統倫 理的崩潰分別總結了「情」的價值衰退和道德觀淡漠的狀態。「無家可歸的流浪 者」這部分除了展現心靈的無處皈依，同時也反映了邊緣群體實體的家的失落，

呈現了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地位，回應了「邊緣群體的社會地位」這一問 題。「群體與個人的對立」從農民工、農二代等群體的角度切入亦回應了「邊緣 群體的社會地位」。「被想像和凝視的西部」這個部分將會回應「內部東方主義的 具體表現」這一問題。

二、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現代人永遠是不斷流浪的離家者，他們不斷 移動遷徙，旅途沒有終點。現代人的到達不是為了定居，而是為了新的離開，在 不斷前進的現代性社會當中，人們遷徙的動作永不停歇（齊格蒙特·鮑曼著，邵 迎生譯，2003）。中國本有著安土重遷的傳統，人們不會輕易離開家園。在改革 開放前戶籍制度一度遏制了人口的流動，但其後人口遷移的限制逐漸放開，加之 資本的驅動，很多人離開老家外出打拼。現代化的發展加速了區域之間的不平衡 發展，大量人口湧向東南部沿海等發達地區。在這個群體當中，為數最多的就是 農民工群體。農民工作為城市產業工人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農民工的城市融

入狀況並不理想。《落葉歸根》中的兩個主角老趙和劉全有作為農民工，工資較

心靈也找不到歸宿。

三、傳統倫理的崩潰

現代性要求理性至上，在迅速變革的中國社會，對經濟的現代性的發展遠遠 超越了對政治、文化、社會等層面的現代性追求，工具理性能夠帶來實際的利益，

因此社會忽視了對價值理性的要求。正如韋伯所論述，「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 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 終極的、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 （馬克斯·韋伯著，馮克利譯，

1999，頁 48） 。在技術理性的支配下，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著極大的變化，對 器物的佔有、對權力的爭取成為人至關重要的生存目標，忽視了對內在價值的整 飭。《落葉歸根》當中的很多角色都被金錢蒙蔽了雙眼，以他者作為自己剝奪與 佔有的工具，做出了違背道德倫理甚至是法律的的事情。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

人們享受著物質生活的豐裕，但是在精神上普遍陷入了焦慮彷徨的狀態。《心花 路放》、《後會無期》兩部電影反映了不同年齡階段、社會階層的人的精神領域的 迷茫。

理性的擴張同時意味著「情」的精神價值的減退。前現代人與人、人與周圍 空間之間密緊密的情感聯結在現代空間下有所轉變。受工業化、城市化的影響，

人對其生活環境感到陌生，人與人之間也失去了原有的和諧。《心花路放》中的 三個主角都踏上一路向西的旅程，希望通過接近更原生態的環境來治癒精神上的 焦慮。社會秩序的失範，導致個體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不高，對於融入社會感覺 到無力。《落葉歸根》中的諸多角色都表現出事不關己的態度，拒絕對他人提供 幫助，哪怕是舉手之勞。人際之間的疏離不僅表現在陌生人之間，還表現在鄰居

間（馬浩漢、胡生與周沫）、愛人間（卡車司機與其愛人）、親人間（女街友與其 兒子），人際之間的疏離與精神價值的失守互相影響，人們面對他人的態度從無 力無助逐漸走向無意義，社會很可能陷入更嚴重的文化危機。

四、群體與個人的對立

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一元化的社會狀態，資源的重新分配改變了原本的平均 主義社會，但是資源配置的不平衡，導致社會存在明顯的階級分化。農民和工人 曾經作為民族國家建構的主體力量，在當前社會卻徹底地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地位 和優越感，被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所拋棄，淪為了邊緣群體。農民工結合了農 民與工人這兩個形象，成為更底層的一個階級，在主流的社會系統中喪失了話語 權力。這三部電影多次呈現了底層人的生活狀態，他們在快速變革的時代中找不 到自身的位置，不斷地游離在不同區域、不同職業之中。底層群體在政治、社會、

文化領域缺乏權益和基本尊嚴。甚至連基本的生存權益也難以保障。底層人群收 入較低，但是經濟負擔重，又缺少社會保障。雖然底層人群佔有人口較大的比重，

但是因為缺乏話語權和仲介組織，底層民眾往往難以爭取到自身的權益。而中產 階級和精英階級雖然人口比重不多，但是卻能夠利用自身手中的資源，控制社會 資源的流向，保護自身的利益。鬆散的底層民眾往往是以個體來面對較高的社會 階層的。《心花路放》的郝義作為一個中產階級常常將他人置於他的對立面，他 叱駡無法走出感情陰影的耿浩，嘲笑為愛不顧一切的女性，在利己主義的意識形 態之下只關心個人的利益而不在意他人的得失。

現代人缺乏自我文化支配，容易在群體的無意識隨波逐流，失去獨立的精神、

道德判斷。在《落葉歸根》當中，多次出現群體與老趙這一角色的對立。《心花

路放》也多次呈現了男性群體與女性個體的對立。個體在群體的狂熱情緒下失去 人格的獨立，整個社會陷入了人文秩序混亂的狀態。社會秩序往往和個體之間存 在著矛盾與衝突。尼布林（Reinhold Niebuhr）認為，「人類精神中存在著一個悲 劇：人類沒有能力使自己的群體生活符合個人的理想萊茵（霍爾德·尼布林著，

蔣慶、王守昌、阮煒等譯，1998，頁 7）。作為個人，人相信他們應該愛，應該在 彼此之間建立起公正的秩序；而作為他們自認為的種族的、經濟的和國家的群體，

他們則想盡一切辦法佔有所能攫取的一切權力」。在三部電影當中都呈現了角色 需求與社會期待的不一致，個體需要不斷調整來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

五、被想像和凝視的西部

三部電影當中的旅者都對旅遊抱有獵奇的心理。他們自東向西上路，想要探 索中國的西部地區與東部的城市空間的不同。《後會無期》當中，當他們不斷向 西，路上的景觀逐漸變成荒山和沙漠，較為荒涼的自然景觀製造出了西部地區與 現代社會不相稱的反差，滿足了東部居民的獵奇心理。三部電影展示了西部地區 的自然風光，正是招徠遊客前往的資源。同時東部地區的人們還對美好的自然風 光賦予一定的文化意義，《心花路放》中的康小雨、耿浩和郝義都是希望通過西 部特殊的自然文化環境對自身所面臨的問題有愈療的效果。更為重要的是，東部 地區的人們普遍有西部懷有神秘的想像，耿浩的歌曲《去大理》認為大理是愛情 故事的發生地，郝義一再強調天門山、大理都是一夜愛情之都。《後會無期》中 的阿呂則通過向西旅行追隨衛星的發射，同時表達自己「到外面看看」的志向。

電影中人物形象的行為讓西部地區具有了可達成心願、可改變現狀的神秘氛圍。

迎合「遊客的凝視」，西部旅遊地也在做相應的調試，為東部的外來者建構

他們的凝視。在《心花路放》當中的旅遊地的宣傳單和當地的文化元素，都製造 出了一種「脫離平庸生活的」地獨特感。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西部地區的 本土文化逐漸失守，西部人民通過消費符號的拼貼建構出一個與現代城市空間雷 同的空間。在《心花路放》當中，天門山放棄了自身的傳統特色，以「阿凡達」

這個西方的文化產物來吸引外來遊客的注意力。但是天門山對阿凡達場景僅僅是 機械模仿，所以在對本土的放棄和對西方的盲目追求下顯得不倫不類。大理古城 也因為現代性的入侵失去了個性，變得與現代的城市空間相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