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罪惡感、道德兩難與個人創傷史的角色

壹、  同理心與創傷

Rogers（1957）將同理心定義成：「正確感知他人的內在經驗，『如同』自 己就是對方，卻不失『如同』」。同理心有許多定義，簡單來說，同理心是體會 他人心理狀態的傾向（翁開誠，1986）。同理心在生命早期就已經浮現，同理心 會促使個體去照顧他人，並且產生對他人有利的社會行為，促使個體擁有社會 能力並有健康的情緒發展（Regehr et al., 2002）。同理心是個複雜的能力，幫助 人們去瞭解他人的想法、渴望與感受（Palgi, Klein, & Shamay-Tsoory, 2017），是 種基本的情緒與社會智能與溝通能力，能夠正向促進人際合作與溝通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近年來，同理心進一步被區分為兩個要素：情緒同理（emotional

empathy）與認知同理（cognitive empathy）。認知同理被認為是準確感知他人的 困境，並能理解他人的心理狀態之能力，類似於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的 概念（Nietlisbach, Maercker, Rösler, & Haker, 2010）；情緒同理則是因知覺到或 想像他人經驗，而產生的自動化情緒反應或感受，甚至陷入此情緒中。晚近的 研究證實情緒同理與認知同理為不同的發展系統，且作用於不同的腦區，對心 理健康有不同的影響（翁開誠，1986；Bloom, 2017; Mazza et al., 2015）。情緒 同理與正向的人際關係、親社會行為有高相關（Chow, Ruhl, & Buhrmester, 2013），但卻也有研究發現，情緒同理與較高程度的憂鬱症狀相關（Gambin &

sharp, 2018）。

同理心與 PTSD 的關聯目前研究結果較不一致。Parlar 等人（2014）發現，

相較於一般民眾，PTSD 患者的認知同理程度較低，但有較高的情緒同理。

Mazza 等人（2015）研究經歷同一場地震的受試者發現，相較於一般民眾，

PTSD 患者情緒同理能力較差，但認知同理並沒有差異。也有研究發現，相較 於健康的的民眾，PTSD 患者在情緒與認知同理都有缺損，且同理心的缺損程 度與 PTSD 嚴重程度呈正相關（Palgi et al., 2017）。

另外有研究聚焦在兒時創傷如何影響同理能力。創傷經歷會增加對外界環 境線索、他人情緒的注意力，並增加杏仁核的反應，這些可能增加、辨認與了 解以及對他人狀況做出適當反應（Freeman & Gayle Beck, 2000; McNally, 2006;

Vythilingam et al., 2002）。Lim與DeSteno（2016）研究發現，過去創傷的嚴重度 會透過同理心的中介而增加同情心。比起未經歷創傷的人，經歷兒時創傷者的 情緒與認知同理能力皆較高（Greenberg, Baron-Cohen, Rosenberg, Fonagy, &

Rentfrow, 2018）。

記者是高度與人互動的工作，社會線記者在處理災難新聞時，必須採訪受 害者、受害者家屬、警察、醫護人員等相關人員，平時也要與消息來源維持良 好關係。記者需透過同理能力理解受訪者的想法、情緒與處境，並與之互動，

也需透過同理心思考閱聽眾想要看到的內容，以增加新聞的點閱率或可讀性。

研究發現，記者也認為同理心為處理新聞中不可或缺的能力，甚至有些記者認 為同理心為成功記者不可或缺的能力，但也有記者提出同理可能會造成對情境 脈絡的錯誤評估，致使新聞報導偏離客觀（Glück, 2016）。

綜上所述，同理心於記者工作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卻很少被討論，較 多研究聚焦在與記者一樣需暴露在創傷情境下專業人員，如：救護人員、諮商 心理師、護理師等。Regehr 等人 （2002）深度訪談發現，救護人員對於受難

者會呈現兩層面的同理心：認知與情緒，情緒同理心是與受難者的情緒連結，

會增加創傷後的壓力症狀，如侵入性的畫面、睡不著、易怒和情緒遲鈍；而認 知同理則是一種面對創傷事件的因應機制，他們會關掉情緒的連結，專注在專 業上的問題，想著下一步要怎麼做，認知同理反而減少症狀的產生。Victoria 與 Stacey（2010）研究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創傷暴露、同理心以及替代性創傷，發 現同理心為工作創傷暴露和替代性創傷的調節變項，諮商師的同理心越高，越 有可能發展出替代性創傷的症狀。Mottaghi、Poursheikhali 與 Shameli（2020）

研究護理人員發現，同理心會導致次級創傷壓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並經過罪惡感之中介而產生較高的慈憫疲勞（Compassion Fatigue）。

國內的研究中，林照真（2009）深度訪談發現，記者看到災難是很同情 的，但基於工作所需，必須表現出無動於衷地採訪受害者，但心中是很痛苦 的。許瓊文（2009）的研究也發現，因為目前於法無據，新聞工作者採訪受害 者的尺度與受害者想要維護的基本人權有很大的差距，受害者希望媒體工作者 能夠有同理心，尊重受害者家屬，如保持一定距離、不拍過於細節，在採訪時 手下留情，減少對他們的二度傷害。

每當臺灣有災難或大型社會案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時常呼 籲媒體對受害者或其家屬有同理心，避免對受害者的二度傷害或過度打擾等，

並發揮記者傳達訊息、教育等既有功能，顯示同理心之於記者的重要性，但上 述研究也顯示，同理心會增加創傷後壓力的症狀。目前尚未見到針對記者的同 理心與創傷後壓力症狀的研究，故本研究希望探討記者的同理心是否會對 PTSD 症狀產生影響。

貳、  罪惡感與創傷

Kubany 等人（1995）最早將罪惡感定義為「個體認為自己應該要有不同的 想法、感受或行為而伴隨的不適感受」。後來學者認為罪惡感應該要包括「真實 或想像的道德觀違背」，將罪惡感定義為「認為自己的作為或不作為造成負向的 結果，而感受到真實或想像的道德觀違背。」（Tilghman-Osborne, Col, & Felton, 2008）。

受創者或倖存者的的罪惡感很早就被關注，一開始許多研究聚焦於倖存者 罪惡感（survivor’s guilt），然而 Kubany 等人（1997）指出，受創者不是只有因 倖存的罪惡感受，還有其它的認知要素，包括：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認為自己對此事是有責任或是能夠避免的、被打破的個人準則以及缺乏 正當性的理由。

許多研究證實罪惡感與 PTSD 的相關，但都是橫斷面研究，缺乏實驗操 弄，難以釐清罪惡感是 PTSD 的因或果，且兩者的關係存在著重疊的要素：羞 恥（shame）（Carmassi et al., 2017; Pugh, Taylor, & Berry, 2015）。為了釐清罪惡 感與 PTSD 的關係，Bub 與 Lommen（2017）透過實驗法證實罪惡感可能是發 展成 PTSD 的原因之一，研究將參與者分成兩組：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參與 者在實驗過程中都經歷了電腦突然壞掉且資料全部不見，透過人為操弄以激發 受試者的罪惡感，實驗人員會責罵實驗組，並表示資料不見是參與者所致；而 控制組被告知是電腦的系統問題而非參與者造成，研究發現，比起控制組，實 驗組有更多的罪惡感，於一天後有較多的侵入性症狀與事件相關的痛苦感受。

為什麼要研究記者的罪惡感？雖然記者必須經歷或目睹這些創傷，但是他

們卻常不被允許介入、幫忙，甚至必須遵守工作的指令，渲染事件、訪問和拍 攝那些受創的人們或家屬、捕捉更多會引發閱聽眾情緒的畫面或故事，這與其 他暴露在創傷的工作者如社工、救護人員、諮商心理師的助人行為明顯不同。

許多質性研究發現，記者常常在戰爭和自然災難情境中產生罪惡感受，例 如：記者認為自己因工作任務而無法幫助受害者，或因其煽動的新聞內容而增 加民眾的恐慌或害怕（Backholm & Björkqvist, 2012; Browne et al., 2012 ;

Monteiro, Marques & Roberto, 2016）。有些記者認為當他們接觸受難者時，會擔 心是否會再次傷害到他們或過度侵犯他人的隱私（Backholm & Björkqvist, 2012;

Seely, 2019），甚至有記者認為報導或拍攝受害者的受苦照片是有罪惡感的

（Simpson & Boggs, 1999）。

Aiken（1996）的研究發現，有一位記者因為他的朋友的丈夫在爆炸案中死 亡，而他卻在報導此爆炸案件時因為超時工作而獲得加班費，使他有罪惡感的 情緒（as cited in Griffin, 2015）。南非攝影師 Kevin 因拍下一位瘦骨如柴的女孩 以及後面一隻伺機而動的禿鷹，於 2004 年獲得普立茲新聞攝影獎，沒想到卻引 起輿論撻罰，責怪他為何沒有伸出援手，Kevin 在得獎三個月後疑因受不了輿 論壓力自殺身亡。Dadouch 與 Lilly（2020）訪談記者後發現，長期暴露在創傷 事件裡的記者，會有明顯的罪惡感、無力感以及負向的世界觀，而其中的罪惡 感可能也是使記者不願或不敢與他人討論其負向的心理感受的可能原因。

在國內的研究中，王靜嬋（2010）透過深度訪談發現，記者在工作結束 後，仍會不由自主想著受害者或受害家屬，若認為自己的新聞沒有讓受訪者受 到幫助，而出現罪惡感等強烈的情緒反應，而這樣的情緒累積讓他們容易深陷 在負面情緒中。記者有時也會因報導所需而戳他人的痛處繼而有罪惡感受，甚 至認為自己的專業是傷害人的（陸逸馨，2008）。

上述研究皆顯示罪惡感在記者採訪災難/創傷事件時，是值得被探討的情 緒。然目前僅有少數研究探討記者工作相關罪惡感與 PTSD 的關聯，研究發 現，時常暴露在創傷情境下的記者與工作相關罪惡感（trauma-related guilt）和 PTSD 的症狀皆有正相關，且工作相關罪惡感在工作創傷暴露和 PTSD 症狀中 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Browne et al., 2012）。Backholm 與 Idås（2015）發現，

記者因「工作相關罪惡感」為「道德兩難情境暴露」和「PTSD 症狀嚴重度 程」的中介變項。

參、  道德兩難與創傷

在面對受訪者時，記者可能會面臨許多取捨，例如該減少他人的傷害而停 止窺探他人隱私或戳他人痛處，或者為了新聞的點閱率、收視率而持續採訪；

在面對讀者或閱聽眾時，會陷入是否該為了新聞的收視率或點閱率而煽動新聞 內容或扭曲事實的兩難；在面對消息來源時，也需面對與消息來源的承諾與報 導獨家的兩難；記者在災難情境中，會陷入該放下工作幫助受難者或繼續工作

在面對讀者或閱聽眾時，會陷入是否該為了新聞的收視率或點閱率而煽動新聞 內容或扭曲事實的兩難；在面對消息來源時，也需面對與消息來源的承諾與報 導獨家的兩難；記者在災難情境中，會陷入該放下工作幫助受難者或繼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