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的創傷研究

壹、  記者與 PTSD

1980 年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被列入 DSM-­‐‑

III（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開始有大量的研究，研究親身經歷創傷的個人

（Trickey, Siddaway, Meiser-Stedman, Serpell, & Field, 2002）。隨著診斷準則將

「一再經歷或大量暴露在令人反感的創傷事件中」納入創傷形式中，顯示災難 現場的第一線工作人員也可能因工作而產生創傷後壓力症狀，許多研究聚焦於 第一線工作人員，包括軍人（Wang et al., 2011）、醫護人員（Regehr, Goldberg,

& Hughes, 2002）、警察（Marmar et al., 2006）、消防隊員（Farnsworth & Sewell,

2011）等。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的診斷準則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個體暴露於真正或具威脅性的死亡、重傷或性暴 力，以下列一種或更多形式經歷：直接經歷、親身目擊、知道此事發生在親密 的親戚或朋友、一再經歷或大量暴露在令人反感的創傷事件細節中，並有以下 症狀：1. 與創傷事件有關的侵入性症狀（intrusive symptom），包括不斷發 生、不由自主、侵入性的災難事件回憶、解離症狀、暴露在象徵或類似的內外 在環境有顯著的心理反應或感受到強烈或延長的心理痛苦。2. 持續逃避創傷事 件的相關刺激，包括逃避相關的痛苦記憶、思緒或感覺或其外在提醒物。3. 與 創傷事件相關的認知上和情緒上的負面改變（Negative alterations in cognitions and mood），例如：無法記得創傷的重要情節、誇大的負面信念或期許、扭曲認 知或責怪他人、持續的負向狀態、與人疏離、無法感受到正面情緒。4. 與災難 創傷事件相關的警醒與反應（arousal and reactivity）顯著改變，如易怒、自殘 行為、過度警覺或驚嚇反應。

災難一般被定義為突然、未預期的情況，包括突然失去家園、家人的死亡 或自然災害，在災難中可能會讓個體嚴重崩解，情緒、認知和生理都會受到嚴 重影響（Backholm, 2012）。由於災難常會導致死亡或是重大損失，媒體的報導 可以引起相關單位的重視，對媒體而言，災難新聞是具有新聞價值的

（newsworthy），加上媒體工作的核心是捕捉不尋常的事物，所以災難事件總是 引起媒體的報導（林照真，2010）。

如同其他第一線工作人員，記者會直接面對大型災害或創傷事件，記者不 僅須盡快抵達現場，還必須處理後續事件，包括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庭。

Simpson與Boggs（1999）研究發現，在報導危險的新聞事件後，記者會感到焦

慮、惡夢、場景重現、揮之不去的影像、罪惡感與難以入睡等症狀。如同其他 暴露在痛苦事件的人們，新聞記者很有風險發展出災難事件相關的心理創傷

（Backholm, 2012）。

記者因工作任務所需，時常需暴露在危險或災難性的情境中。美國的研究 顯示，美國記者每個月至少報導一則創傷性的新聞內容（Dadouch & Lilly, 2020）；平均經歷過 4.8 種工作相關的創傷事件（Smith, Drevo, & Newman, 2018）；因工作所需最常經歷的創傷性事件依序為：傷害或死亡、謀殺、危及生 命的疾病、車禍、性侵害（Dadouch & Lilly, 2020）。在英國，半數以上的新聞 工作者曾參與戰爭、重大災害、謀殺、綁架或受傷的小孩等類型的新聞事件

（Browne, Evanglie, & Greenberg, 2012）。韓國的記者在過去一年內平均有 79.91 次的創傷事件暴露（Lee, Ha, & Pae, 2018）。

不只是第一線、親臨現場的記者，在新聞室內的新聞工作者也需暴露在大 量的創傷畫面中。研究顯示，在使用者原創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媒 體的新聞工作者中，有四成的受試者表示，幾乎天天都會看到創傷性畫面，

87%的受試者表示至少每週看到一次（Feinstein, Audet, & Waknine, 2014）。以上 研究都顯示新聞從業人員因工作所需，時常暴露在創傷性的現場或畫面。

有些記者確實會受到他們所採訪或報導的創傷事件而影響發展出 PTSD。

研究發現，新聞從業人員的 PTSD 盛行率會隨著新聞事件的種類、不同職類、

媒體種類、國家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大約在 4.3%至 43.2%（Backholm &

Björkqvist, 2012; Dworznik, 2011; Feinstein et al., 2002; Hatanaka et al., 2010; Lee et al., 2018; Newman, Simpson, & Handschuh, 2003; Pyevich, Newman, & Daleiden, 2003; Smith, Nelson, & Newman, 2017; Weidmann, Fehm, & Fydrich, 2008）。

一般民眾經歷重大創傷後的PTSD盛行率為5.6%，終生盛行率約為3.9%

（Koenen et al., 2017）。Aoki、Malcolm、Yamaguchi、Thornicroft與Henderson

（2012）回顧過去研究發現，新聞工作者發展出PTSD的盛行率略高於一般人，

新聞工作者發展出PTSD的盛行率約為6.5%、終生盛行率約為7.9%，過去研究 的樣本都是以男性為主，一般來說女性盛行率為男性的兩倍，在控制性別偏誤 後，發現新聞工作者的PTSD的終生盛行率是高於一般民眾的。此外，戰地記者 比起一般記者有較多的PTSD與憂鬱症狀，症狀嚴重度為一般民眾的4至5倍，不 亞於戰爭士兵的症狀嚴重度（Feinstein, Owen, & Blair, 2002）。攝影記者因時常 必須在第一現場，有較高身體遭受傷害或威脅的風險，以及更為負面的心理影 響（Kim, 2012）；另有研究發現高達59%的攝影記者可能符合PTSD的診斷標準

（Morales et al., 2012）。

貳、  記者罹患PTSD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許多研究聚焦於探究哪些危險因子能夠預測記者 PTSD 症狀的嚴重度。譬 如，記者因工作暴露在創傷情境是個重要的因子，工作創傷暴露程度越高，越 有風險罹患 PTSD，或有較嚴重的症狀（Dadouch & Lilly, 2020; Dworznik, 2011;

Feinstein et al., 2014; Lee & Pae, 2018; Marais & Stuart, 2005; McMahon, 2001;

Newman et al., 2003; Pyevich et al., 2003; Seely, 2019）。不過，Monteiro、

Marques 與 Roberto （2016）後設分析 13 篇文章，發現記者工作創傷事件的暴 露與 PTSD 的相關性僅有低度相關（r = .272）。後續的研究將工作創傷暴露程 度分為頻率、強度與廣度時，僅有強度與 PTSD 症狀嚴重度呈正相關（Dadouch

& Lilly, 2020; Smith et al., 2017）。

比起未到第一現場的新聞工作者，在第一現場採訪的記者更容易有創傷反

應（Feinstein, Wanga, & Owen, 2015; Hatanaka et al., 2010）。然而，在新聞室 裡、並未到現場的新聞工作者暴露在創傷性新聞內容數量與 PTSD 症狀嚴重度 也呈正相關（Feinstein et al., 2014）。以上研究顯示了工作相關的創傷情境或長 期沈浸於新聞畫面中，都是罹患 PTSD 的危險因子。另外，在採訪過程中遭受 身體傷害或被威脅也是預測 PTSD 症狀的重要因子（Dworznik, 2011; Feinstein et al., 2015）。採訪或報導當下的壓力反應與二至三個月後壓力反應呈正相關，而 二至三個月後的壓力反應也與 PTSD 症狀呈現正相關（Hatanaka et al., 2010）。

除了工作相關的創傷情境的暴露，個人的創傷史（Newman et al., 2003;

Smith et al., 2017）、憂鬱程度（Backholm, 2012; Backholm & Bjӧrkqvist, 2012）、

敵意或攻擊性高的性格（Marais & Stuart, 2005）、逃避型的壓力因應方式（Lee et al., 2018; Seely, 2019; Smith et al., 2017）都是發展成創傷後壓力症狀的危險因 子。對於資深或新手記者，研究並不一致，有研究發現資歷較淺的記者較可能 引發 PTSD（Dadouch & Lilly, 2020; Teegen & Grotwinkel, 2001），但也有研究是 相反的，認為較資深的記者長期累積更多的工作創傷暴露，較容易罹患 PTSD

（Simpson & Boggs, 1999）。

在認知層面上，事件發生後對於自己、他人與世界的負向信念 （Lee et al., 2018; Pyevich et al., 2003）、因該事件產生的罪惡感（Browne et al., 2012），以及 深信身為記者應客觀並且展現陽剛氣概（Lee et al., 2018）也都是罹患 PTSD 的 危險因子。

除個人因素，所屬媒體的文化與規則也是重要的預測因子。感受到較高的 組織壓力、不一致的領導者型態、所屬組織的政策改變、上司的衝突、與同事 的競爭關係可能使其產生較嚴重的 PTSD 症狀（Monterio, Marques Pinto, &

Roberto, 2015; Smith et al., 2017）。Dadouch 與 Lilly（2020）的研究發現，對所

屬組織的背叛感受高的新聞工作者，其自我與世界認知的負向程度會顯著影響 PTSD 的嚴重度。

除了研究危險因子，也有研究聚焦於保護因子。研究發現，新聞工作者感 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持（王靜嬋，2010；Newman et al., 2003）、組織或管理 階層的支持（Beam & Spratt, 2009; Newman et al., 2003）較不易發展出相關症狀 或疾病。在個人特質上，生命凝聚感（Sense of Coherence, SOC）較高的新聞從 業人員展現較少的 PTSD 症狀，認為外在環境的變動是可理解、自己有足夠的 內外在資源面對生活，且遭遇的困難都是有其意義（Marais & Stuart, 2005）；容 忍困難情境的能力較不容易發展出創傷的相關疾病或症狀（Smith et al., 2017）；

主動尋求社會支持可以減少 PTSD 症狀（Seely, 2019）。

雖然許多研究證實記者心理健康問題，但深度訪談發現，記者卻因擔心被 評價、或被認為自己是不適任的，而鮮少求助或與他人討論其創傷經驗或不適 感受，大部份的記者選擇忍受壓力、隱瞞創傷的經驗（Aoki et al., 2012;

Dadouch & Lilly, 2020）。新聞工作者不但沒有被充分告知風險，也沒有受到心 理健康問題的支持（Pieton, 2009）。

為何要研究記者的創傷呢？記者的個人特質、背景、情緒與心理狀態都會 影響新聞內容（Shoemaker & Reese, 1996），若記者因為創傷壓力而感到麻木，

對記者本身和受訪者都不利，記者的心理創傷對組織而言也可能造成人才流失 等問題（許瓊文，2010）。

相較於軍隊、警察、消防人員等第一線工作人員擁有訓練有素和組織的幫 助，他們經歷創傷事件時，能夠調適他們的壓力反應，記者的創傷比較不受重 視，實務上也很少聽到記者接受報導災難或是創傷事件的相關訓練，組織也很 少提供心理的協助（Buchanan & Keat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