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理論回顧與架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 7 -

展的容積率移至城市他處,極力保存大稻埕歷史街屋二至三層樓高的天際線。

綜觀上述,可以發現公部門在大稻埕街區推動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之前,就 已經在街區的保存工作上下了許多心力。而相關的街區保存計劃與配套做法,為 後續的街區活化工作,不管是街屋產權的管理或是再生基地的操作,都奠定了重 要的基礎。筆者接續透過「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與「縉紳化」的理論回顧分析,

作為「大稻埕街區復甦」個案探討的重要依據。

圖 1.1 大稻埕傳統街屋立面雕飾--顏義成商行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2015

第三節 理論回顧與架構

透過上述相關研究背景整理,可以觀察到大稻埕街區在 2000 年前後,公部 門與民間團體已經發展出一波「都市再生」思維的街區保存運動。在這之後,一 些研究者的文章聚焦在公部門的「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以及「容積移轉作業」

等作法,以歷史街區與都市空間保存的議題進行大稻埕個案的探究(黃舜銘 2004;

劉乃瑄 2006;吳宗奇 2007)。再者,便是 2010 年之後,台北市政府開始施行一 系列「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策略。別於早先研究著重在街區保存的討論,這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 8 -

批研究者集中於 2012 至 2014 年之間,陸續對於大稻埕街區的空間活化與再生現 象進行探究。其中,這段時間又以更新處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為主的研究占 大多數(高如萱 2012;林宜萱 2013;陳品蓁 2014)。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對 於「藝埕系列」民營文化街屋在街區空間的實踐過程感興趣(蔡佩錞 2012;林曉 雯 2014)。另一方面,也不乏從「創意城市」論述或是街區再生角度切入觀察的 相關研究(洪進東 2014;王慧瑜 2014)。總而言之,這段期間的研究文獻,多 半已經開始運用文化治理的觀點看待大稻埕街區的復甦。

綜合上述的討論,這時期的研究文獻多半是從公部門的單一策略,或是行動 主體進行分析。此外,大部分的研究者集中在大稻埕街區 URS 再生基地設立初 期(2010-2012 年左右)便已進入田野進行考察,但是面對近幾年大稻埕街區瞬息 萬變的局勢少有著墨。例如空間再造對於地方經營的後續探討、新舊產業之間的 互動,以及街區租金波動等面向的追蹤。有鑑於此,本研究建立在過去相關研究 文獻的基礎,試圖以「大稻埕街區」個案,觀察台北市政府不同時期推動的文化 導向都市策略,對於地方空間再造的成效與局限。以下便分別對「文化導向的都 市再生」與「都市縉紳化」兩個主要的都市發展理論進行脈絡爬梳,作為本研究 的理論架構基礎,以利後續對於大稻埕個案的深入討論。

一、 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

1980年代以降,部分西歐與美日等先進工業化國家,在面臨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下變動的經濟與社會局勢,為了解決貧窮與失業的問題,振興停 滯不前的經濟,越來越多的後工業城市試圖尋求新型態的經濟策略,因而採取「文 化導向的都市再生」(culture-led regeneration)突破都市發展的困境 (Middleton and Freestone 2008)。其中Geoffrey Evans(2005)將「文化」作為城市轉型的主要動力,

提出硬體建設、設計、建築物再利用、開放空間再生等實際的做法(Evans and Shaw 2004;Evans 2005)。此外,Jonathan Vickery(2007)則是主張透過規模較大的「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 9 -

型盛事」與建造「標誌性建築」兩種途徑,可以達到地方再生與復甦的效果。由 此看來,「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小自地方尺度的文化活動與空間改造,大到指 標性建物計劃、城市大型文化藝術活動的推動,保有其實踐上彈性化的作法。

(一)畢爾包效應的式微

歐洲過去許多以進出口貿易為重的水岸城市,為了在後工業時代維持舊城市 的活力,選擇以文化與藝術導向的旗艦型計劃,例如興建地標型建物、美術館、

博物館等,成為「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典型作法之一。這一類策略以西班牙巴 斯克省的畢爾包(Bibao) 在1977年盛大開幕的「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8最具代表性。

美術館的建立隨即吸引大批觀光客,進而以文化經濟帶動 當地的復甦(Middleton and Freestone 2008;Anzani 2013)。

然而,「畢爾包效應」並非舊都再生的萬靈丹,旗艦型建案需要耗費地方政 府龐大的經費投資,卻不一定都能獲得外界的肯定。在2016年,古根漢美術館在 芬蘭赫爾辛基分館的興建案,傳出因為當地政府在政策與經費考量之下由議會駁 回興建議案 (Rosendahl and Forsell 2016)。近年也有不少報導對於此種「透過藝 術和文化的投資,力圖恢復城市榮景」的運作可行性提出討論,顯現出畢爾包效 應在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做法中,正逐漸式微(Jenkins 2014;Keskeys 2015)。面 對這樣的現象,Sharon Zukin(2012)認為像古根漢美術館這種以商業促進都市的 振興方式,最終的結果是趨於同質化的命運:「城市生產著更多現代美術館、藝 術節慶、時髦地區和咖啡館,因為它們想要看起來與眾不同。」9而這些大型旗艦 計劃看似對於地方經濟的復興產生效果,實際上卻排除掉工人階級的利益,文化 導向的都市再生策略同時為舊城區帶來了新的認同(Northall 2008)。於是有些城

8 「古根漢美術館」前衛的造型與建材(鈦金屬、石灰岩與玻璃帷幕)為原先趨於沒落的小城市 帶來活力,使得「古根漢」幾乎成為畢爾包的代名詞,「畢爾包效應」(或稱為古根漢效應)因此 被視為「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下的城市轉型典範。古根漢美術館在畢爾包的成功,後續吸引了 許多城市爭相模仿。

9 參考 Sharon Zukin 著、王志弘等譯(2012),《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第 279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 10 -

市轉而朝向舉辦大型文化節慶活動,進而達到地方再生的效果,筆者接續以「歐 洲文化之都」的例子切入討論。

(二)大型文化盛事:歐洲文化之都

自1985年開始舉辦的「歐洲文化之都」(the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CoC)10被視為一種「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之下大型城市文化活動的典範,在過 去同樣受到許多的討論(Northall 2008;O’Brien 2014)。在1985至1989年這段期間,

歐洲文化之都通常都選在原本就能代表歐洲文化的重要城市舉辦。到了1990年的 主辦城市「格拉斯哥」(Glasgow),以節慶的形式建立起一種橫跨歐洲的文化政策,

才開始轉為「以文化來發展城市」的特色,成功向世人展現「藝術」與「文化」

促進城市轉型與再生的例子。此外,2008年的歐洲文化之都「利物浦」(Liverpool) 以「rebrand the city」為目標,成功讓這個大英帝國時期的重要港口城市活化與再 生,再次強調了文化治理對於城市再造的重要性。然而,部分學者對於「歐洲文 化之都」的評價好壞參半,一些批評將其指向新自由主義下的城市再生論述,並 且具有排斥當地既有文化的特質。而歐洲文化之都的成敗與否也常常陷入「創造 的消費」與「公共財支出成本」的計算中(McGuigan 2005)。

綜合上述,部分學者認為標誌性建築與大型文化盛事的作法不但需要耗費龐 大經費,而新穎建築本身與其後續帶來的經濟效益,已經無法充分代表城市的原 文化,甚至對於地方文化產生排擠的效應。此種旗艦型計畫導向的都市再生,也 因此在近年受到檢討的聲浪。不過「歐洲文化之都」作為城市再造的催化劑,也 為本研究欲探討台北市政府「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策略下,所舉辦的「2016台 北世界設計之都」,提供了經驗參照。

10 「歐洲文化之都」的舉辦最早是為了增進當時還不是歐盟的歐洲共同體彼此的夥伴關係。相 較於政治與經濟面向,歐洲文化之都主要透過文化面獲得更多的關注,進而宣傳歐洲文化的豐富 與多樣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 11 -

(三)文化與創意思維的空間再生

面對產業型態與生產邏輯的轉變,英國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策略,於1980年 代推動的「文化產業」政策,藉此加強經濟的蓬勃發展。隨後在1990年代的「創 意產業」政策,公部門政策規劃者運用了Richard Florida等創意趨勢家提出的「創 意城市」策略,將一批所謂具有創新思維的「創意新貴」 (creative class) 11引入舊 工業生產時代留下的遺址,從政府文化治理一路連結到城市的空間改造,並從中 創造新形態的經濟產值,成為「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策略下另類空間議題的翻 轉(O'Connor and Justin 2010)。

相較於上述的旗艦型建築與大型文化節慶,第三種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做法,

則是針對舊城區過去工業時代遺留的廢棄空間,配合政府的相關政策制定,以及 創意趨勢專家所提出的各項指標。透過文化與創意思維的小尺度空間改造,藉以 活化地方發展、創造出具有創意能量的經濟產值,進而帶動舊城區整體的產業轉 型契機。

透過上述的個別分析,使得本研究對於「文化導向的都市再生」的相關做法 有初步的釐清。可以發現這項策略成為許多歐美國家在先後面對工業遺址與衰頹 城市空間,試圖採取的復甦之道。其中,有關於文化與創意思維的空間改造策略,

由於相對容易操作,隨後也成為許多亞洲後進城市爭相引進的策略。而在台北城 市過去的發展軌跡中,多少也能夠找到與其相對應的脈絡。有鑑於此,筆者以下 就台北市採取「都市再生」的發展脈絡整理,接續進行討論。

二、台北都市再生的脈絡生成

「九0年代末期,亞洲幾個戰後新興都市,包含東京、香港、首爾、台北,

面臨了一個都市要去更新的問題。如果你要把一個都市的成長脈絡視為社會固定 的永續資產,就必須要循序漸進地去加入一些閒置空間去做活化。」(楊詩弘 2016)

11 參考 Richard Florida(2002)《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 13 -

為保存街屋群而致力推動的「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區」與「容積移轉」脈絡。

此外,在 2010 年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不但延續了前述的努力,以更為積極 的活化再利用方式,取代原本僅有的保存工作。甚至扣連了台北市往後推動的「創

此外,在 2010 年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不但延續了前述的努力,以更為積極 的活化再利用方式,取代原本僅有的保存工作。甚至扣連了台北市往後推動的「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