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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與手段:自由民主的定位

第三章、 理論與實踐:巴貝夫與「追求平等的密謀」

第二節、 目的與手段:自由民主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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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巴貝夫與「追求平等的密謀」

夫更是徹底地將這個審判當成一個宣傳的舞台,在法庭上,他不像一個被 告,而更像一個政治雄辯家,在法庭上,他大無畏地宣揚他的政治理念,

他為牧月的人民起義辯護、讚揚 1793 年憲法的民主精神,更宣揚他國民公 社的財產共有的理念。46

1797 年 5 月,漫長的審判終於結束。事實上,被告的辯護策略獲得了 一定的成功,他們的確被宣判有罪,但並不是因為密謀推翻督政府的計畫,

而是因為他們鼓吹宣揚恢復 1793 年憲法。儘管如此,對於巴貝夫來說,結 局並沒有改變。根據 1796 年 4 月通過的一條法令,宣揚恢復 1793 年憲法 將被判處死刑,即使督政府對於巴貝夫等人密謀顛覆政府的指控沒有成功,

他們仍然得以除去這位因毫不妥協而對他們造成極大困難的人物。因此,

巴貝夫仍然被判處了死刑,並很快地被送上了斷頭台,在他 37 歲的這年劃 上了他生命的句點。47

第二節、 目的與手段:自由民主的定位

上一節我們看到了,以巴貝夫為首領導的「追求平等的密謀」試圖在 密謀成功之後,擱置民主的選舉,透過以他們為中心的領導機構來完成他 們所構思的平等社會的計畫。而實際上,正是因為這個密謀,巴貝夫才得 以受到如使多研究者的關注。就純思想層面而已,他並沒有絕對的原創性,

一種沒有私有財產的平等社會歷史上已有其他人提出類似的觀念。巴貝夫 的特殊性在於他不但指出這個目的,他也構思了一個實現此目的的手段。

更進一步來說,巴貝夫不只是因為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實行手段而得到 注目,還因為他所提出來的實行手段讓人輕易地聯想到了 19-20 世紀以來 的共產主義潮流,尤其是聯想到 20 世紀俄國革命後的專政體制。以色列學 者塔蒙的《極權民主的起源》便是一本將巴貝夫與共產黨專政連結在一起 的代表作。 他認為「追求平等的密謀」是一種「政治彌賽亞主義」(political

46 Philippe Buonarroti,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 Tome Second, 12-13, 19, 35-36, 38-40, 53.

47 當時總共有 7 位被告以宣揚 1793 年憲法遭到定罪,然而其中有 5 位得到了減刑的處分,

因而實際上只有兩個人被判決死刑,除了巴貝夫以外,還有另外一位公安秘密督政府的成 員也遭判死刑。Philippe Buonarroti,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 Tome Second,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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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與實踐:巴貝夫與「追求平等的密謀」 ‧63‧

Messianmism)的展現,「政治彌賽亞主義者」信奉理性主義,相信政治上 有單一而確切的真理,他們忽略各種社會在歷史發展上的多樣性,相信所 有社會有一個唯一不變的目的,相信所有人都最終會被引導朝向這個方向。

「追求平等的密謀」便是將經濟上的平等作為一個亙古不變的定義,而此 種「政治彌賽亞主義」與民主概念的結合就造就了極權民主的誕生。他認 為巴貝夫等人將民主主義作及人民主權當作一種高貴的象徵,並總是宣揚 著這樣的理念,但這無疑地會與他們的「政治彌賽亞主義」產生衝突,那 就是倘若人民拒絕支持他們所信仰的社會終極目標時,那就使他們陷入了 困境。而塔蒙認為他們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實際上形塑了極權民主,他們 在面臨兩者的衝突時,並沒有放棄其中一項,而是調和了兩者,調和的辦 法便是使人民主權永遠不會違背他們的終極目標,如果人民當時所欲求的 違背這種終極目標,那無疑地是人民的意志遭受了錯誤的扭曲,為了解決 這樣的錯誤扭曲,那專政便是必要的,專政將致力於消除那些使人民意志 扭曲的失誤,此時專政不但不會與民主主義的相衝突,反而成為人民「真 正意志」的保衛者。塔蒙認為,「追求平等的密謀」 所發展出的這種概念 正為 20 世紀的共產政權的極權體制鋪好了理論的基礎。48

這樣的觀點是對巴貝夫思想最好的描述嗎?這是此節要討論的重要問 題。巴貝夫對於政治制度的思索在革命後才開始,在之前則缺乏相關的資 料來研究他的觀點,這實際上完全可以想見,因為在革命爆發前,沒有多 少人能夠預見到法國的政治體制將有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在革命開始後,

巴貝夫對於政治的思索就不斷展開,大體上我們可以看到,巴貝夫自始便 不斷地支持普遍民主,且對於直接民主制度抱持著高度的熱情,而對代議 政府保持著高度的警戒與疑慮。在他 1790 年出版的《皮卡地通訊》中,他 就強烈的批評政府對於投票權的財產限制,他主張義務總是必須伴隨著權 利,因此那些被排除出制定法律的權利的人民,根本沒有服從法律的義務,

他因此認為投票權應該是普世性的,並鼓吹被剝奪權利的人民應該拒絕服 從,來迫使政府歸還應當屬於他們的權利。而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巴貝 夫對於 1795 年憲法重新引進財產權限制不斷地表現出高度的不滿。而我們

48 J.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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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巴貝夫與「追求平等的密謀」

也已經知道,巴貝夫自從在巴黎體驗了直接民主的經驗之後,便不斷地展 現對它的熱愛,也因此引進了直接民主的方式到他自己的家鄉皮卡地。而 在給顧貝的信中,他則透露出他對代議制度的不信任,他認為人民應該對 法案享有否決權,並擁有撤回那些違抗委託人意志的代表的權利,同時人 民也要透過不斷地請願來表達他們的意志,他希望透過這些方式來確保人 民選出的代表不會做出違背選民利益的決定。49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巴貝夫絕對是民主主義的支持者,而塔蒙指出,

這種對於民主主義的信奉最終成為了一種極權專政的理論成份,誕生了極 權主義式的民主。但實際上巴貝夫是個對於權威高度不信任的人,他曾在

《人民護民官》中寫道:「自由政府的基礎不在於盲目的信任,而是永遠 的不信任。」他認為政府的施政必須不斷地接受監督,以免政府濫用他的 權力,而作為一個記者,就必須為了人民來監督政府。50而在《新聞自由報》

中,巴貝夫對於雅各賓專政曾提出過嚴厲的批判,在《新聞自由報》第 2 期中,巴貝夫批評雅各賓政權要人民相信在祖國受到危險的極端狀態下,

接受這些專制的原則是必要的。雅各賓要人民停止聲張主權、讓人民相信 為了祖國的安全,應該在一段時間中受到壓迫,他們讓人民相信為了得到 自由,一開始必須先放棄它。51在《新聞自由報》第 5 期中,巴貝夫則用基 督教的概念來比較雅各賓的專政理論,他諷刺雅各賓是一種共和主義的「教 士」,他們提出的專政概念就如同基督教的天堂概念,他說雅各賓要人民 相信,如果要在未來獲得自由,現在必須先成為奴隸,為了享有未來的自 由,人民應該接受少數獨裁暴君的奴役,而巴貝夫認為這就如同基督教的 概念,人們如果要進入永恆,首先在現世必須盡可能的悲慘。巴貝夫認為 這樣的概念是無法接受的,他主張真正的共和人不是追求永恆的人,而是 現世的人,他們隨時都有權利享受他們的自由與幸福。52在 13 期中,巴貝 夫指出當時共和中分為兩個黨派,一個支持恢復羅伯斯比的專制政府,另 一個則是支持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他自己無疑地屬於後者,對前者的鬥爭

49 Gracchus Babeuf, Pages choisies de Babeuf, ed. Maurice Dommanget, 98-103, 111, 116, 118.

50 Gracchus Babeuf, Le tribun du peuple ou le défenseur des droits de l’homme N.30, 290-291.

51 Gracchus Babeuf, Journal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N.2, 3.

52 Gracchus Babeuf, Journal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N.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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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與實踐:巴貝夫與「追求平等的密謀」 ‧65‧

則是一個重大且決定性的爭取自由的鬥爭。53在 19 期中,在論述選舉權時,

他認為,人民主權的基本特質就是選舉所有代理人的權利。假如統治者是 由被統治者選舉出來,那前者必定要從屬於後者,統治者將永遠不會忽視 被統治者的意見,這種權利阻止了統治者成為他們委託人的壓迫者,雅各 賓則欺騙人民,他們要人民相信因為他們過於愚蠢,無法正確地選擇代理 人,而必須由他們來幫人民選擇。巴貝夫也指責這是完全錯誤的。54 我們看到,巴貝夫曾經猛烈的攻擊雅各賓的專政,認為專政的制度侵 犯了人民主權。然而,後來巴貝夫的觀點確實有激烈的轉變,他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公安秘密督政府確實提出專政的計畫,而在公安秘密督政府 成立前幾個月,巴貝夫在給朋友的信中便提到,他對於他之前對羅伯斯比 的攻擊感到悔意,並表達對羅伯斯比革命政府的支持,他甚至認為埃貝爾 的處決是合理的,因為他阻礙了羅伯斯比完成革命的目標,而就在一年多 以前,巴貝夫還因為埃貝爾的處決而對雅各賓政權抱持極高的敵意。55 這樣的轉變如何解釋呢?雖然塔蒙的著作完全忽略了巴貝夫曾經如此 反對雅各賓的專制政府,因而並沒有對巴貝夫的此一經歷做出評論,但如 我們依照塔蒙的論點來解釋,我們應當認為這是因為巴貝夫在發現了人民 根本不支持他的經濟平等的計畫之後,認為人民思想已經遭到扭曲而無法 展現他們的「真正意志」,而支持專政來糾正人民的觀點。

這樣的解釋合理嗎?我們認為,巴貝夫的思想轉變不是因為對於人民 的失望,因為實際上,在熱月政變之後,人民從來沒有真正有機會展現出 他們的意志。在熱月政變後,原本的國民公會繼續運作,從來沒再舉行過 1793 年憲法規範下的普選制的選舉,而後的 1795 年憲法下的選舉早已剝

這樣的解釋合理嗎?我們認為,巴貝夫的思想轉變不是因為對於人民 的失望,因為實際上,在熱月政變之後,人民從來沒有真正有機會展現出 他們的意志。在熱月政變後,原本的國民公會繼續運作,從來沒再舉行過 1793 年憲法規範下的普選制的選舉,而後的 1795 年憲法下的選舉早已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