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相關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論文主要討論留學生小說的國／家認同，是基於民族主義所創建的國家而
產生的認同對象，因此首先針對民族主義的文獻進行探討，再來探討女性與國族 之間的關係，探討在男性為主的民族主義論述下，女性如何成為國家認同的固守 者、守護者。第三部分探討台灣對於七○年代時期中國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
最後則探討留學生文學中所展現的各種議題。
一、 外國學者的論述
Ernest Gellner 說民族是沒有肚臍的。現代社會對於民族主義的看法，主要認 為民族純粹是人類晚近歷史發生的現象，而且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殖民與被殖 民過程、及近代國家的形成有關；民族的形成並不是人類社會形成時原初的產 物，而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創作出來的(姚源明，1998：23-24)。
Ernest Gellner 認為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項政治原則，主張政治與民族的組成 單元兩者必須等同一致，不過，民族主義情操可以是起於違背上述原則而激發的 憤怒感，也可以是因為該原則之獲得實現而得到的滿足感。簡而言之，民族主義 乃是關於政權正當性的理論，其基本主張在於種族的界線不得超越政體的疆界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a：1)。
民族是沒有肚臍的，因為民族主義的必要性及根源並不在於人性，而是盛行 於目前的社會秩序，特別指西方現代性(modernity)下的工業社會，是不會產生於 農業社會(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a：46)。民族主義會努力將文化
與政體結合在一起，為文化附加一座政治屋頂，而且還不能有一座以上的屋頂；
文化，特別是共享高級文化，是建構民族性理論最強而有力的理由。
在工業時代，高級文化以嶄新的意義取得支配地位，與高級文化相關的古老 教條幾乎都已失去權威，可是，高級文化傳遞的文字慣用語及溝通風格卻變得更 具有權威性與規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普遍滲透於社會中(Gellner 著，李金梅、
黃俊龍譯，2001a：68)。文化至此似乎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天然寶庫，唯有這個時 候，任何藉政治單位違反文化疆界的作為，似乎才會引起公憤(Gellner 著，李金 梅、黃俊龍譯，2001a：76)。
民族與民族主義情操都不是普遍的現象，然而文化與組織卻是人類社會共同 的特徵(Gellner 著，李金梅譯，2001b：5)。然而，文化既能延續，也會變遷(Gellner 著，李金梅譯，2001b：103)。也因此民族主義喜自稱是對無血色的普遍主義所 做出的反動，主張回歸到過去的價值體系，並且宣稱自己源遠流長(錯誤的認 定)，因此會誇大過往歷史中族裔與文化在政治上的相關程度，尤其還選擇性的 認定階級在過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民族主義假用社群(Gemeischaft，共同體) 的說詞來掩飾它是社會的現象：高度流動的匿名性社會，卻假扮成是封閉而悠閒 的社群(Gellner 著，李金梅譯，2001b：79-81)，當民族主義假用社群的說辭來掩 飾社會現象時，他們眼中的國家認同主要是由族群文化認同所構成，政治制度認 同的考量是次要的(江宜樺，1998：92)。
民族主義宣稱要去保護並復興的文化，通常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或是修正到 完全認不出的地步；民族文化透過教育而傳遞，透過個人對「根源」的崇拜而盛 行於現代社會(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a：77)。民族主義以某些特 定族群所擁有的高級文化所稱的「文化」而存在，而「文化」又形塑民族主義之 正當性，於是民族主義的「根源」即產生，此時「民族」即誕生。當民族是可以 藉由民族主義所形塑而成的，此時必須更精確定義是「民族」之範疇，才能適用 於Gellner 所主張的政治與民族的單元必須一致的論點。
Benedict Anderson 認為民族的屬性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 造物(cultural artefacts)，這種建構的力量是因為「神聖的、階級的、時間神諭性」
的觀念消逝，而資本主義、印刷術以及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三個因素之間半偶 然的，爆炸性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這些聚合的因素使人們對於時間的理解 由神諭性轉而變成同質性的，並經由報紙上方的日期知道對方的存在，加上印刷 資本主義賦予語言新的固定性格以及權利，人們才有可能開始想像「民族」共同 體存在之可能；不過民族的想像是有限的、有邊界限制的，而且被認為是有主權 的國家與共同體。不過一種「民族的印刷語言」不一定只會有一個國家產生，如 同西班牙裔美洲的例子，當代民族國家的具體形態與特定印刷語言所涵蓋的範圍 絕不相符(Anderson 著，吳叡人譯，1999：9-53)。
Anderson 提出民族主義興起的四個時期，第一波美洲模式是以非語言為要 素的民族主義，經由「朝聖」中心的改變以及共同語言而形成「我們」的想像，
加上印刷資本主義的地方性以及複數性，意識到彼此的存在而形成的民族主義；
第二波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受到「美洲模式」感染，是一種模仿、一種「盜版」；
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義」是王朝和貴族的集團對於被排除群眾的想像共同體之 外，或是淪為邊陲之威脅之下所做的反應，是對第二波的「群眾民族主義」反動 與模仿；最後一波也就是一次大戰以後的亞非殖民地民族主義，透過當地有知識 之青年，加上人口結構之複雜等因素使得殖民的地理界線等於殖民地的界線。這 四種不同時期所開展的民族主義，其實也可以看作四種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七
○年代以前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台灣，應為Anderson 所謂的「官方民族主義」，國 家運用政府機器來灌輸國民應有的國家意識，來傳播民族的意向與傳統。
革命和民族主義皆為發明的產物，可經由印刷資本主義而供後人盜版，而且 是可被眾多不同政治和社會體系所模仿。當代的民族主義繼承了兩個世紀的歷史 變遷，帶有遺忘和模仿兩面性。不過，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如中國、越南和柬埔 寨，這類領導階層借用了舊王朝和王朝制國家的民族屬性，但是人民對於這類國 家之間的戰爭毫不關心，因為這只是領導階層之間的「大官的戰爭」(Anderson 著，吳叡人譯，1999：175-179)，民族主義這個概念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國家。
Eric Hobsbawm 採 Gellner 對於民族的定義，認為「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是 全等的」，不同於 Gellner 他認為民族具有雙元性，民族一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創 建，但卻一定從平民百姓的觀點分析才能完全理解。民眾的觀點是一種民族主義 原型(proto-nationalism)，是超地域的普遍認同，並沒有建立和以特定領土為單位 的政治組織有必然關係，但是常被現代國家民族所利用(Hobsbawm 著，李金梅 譯，1997：63-64)。
近代國家所統治的是一群根據領土界定的「人民」，它以「民族」最高代理 機構的身分進行統治，透過政治民主化將民族整合進國家體制之內，以郵差、警 察、憲兵、學校老師以及公務員等方式管控出現，戶口普查將每一個國民的基本 資料詳加登錄，使每一位國民都能受到國家機關管轄，於此，國家成功的將人民 轉換為「公民」，透過義務教育、行政措施和政治民主化加強甚至創造國家愛國 主義，以達成國家整合與愛國主義的目的(Hobsbawm 著，李金梅譯，1997：
112-123)。簡言之，Hobsbawm 認為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立，並不是民族創造 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並再度重申 Renan「相同的語言為單一國家」的論點，語言只不過是決定認同的諸多要素之 一(Hobsbawm 著，李金梅譯，1997：82)，因為直到十九世紀末，族裔和語言才 成為公認的界定民族的標準(Hobsbawm 著，李金梅譯，1997：141)。
將上述西方學者對於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理論，放置於七○年代台灣的時代脈
絡中，可以發現此時的台灣圍繞在形塑官方民族主義的氛圍中，以信奉三民主 義、中華文化為基本教條，屬於以中華文化為認同的民族主義，以此為養份培育 出一群台灣青年知識分子。而這群台灣青年知識分子，也是 Anderson 最後一波 中所提到的「青年」(youth)，這是安德森論述最後一波民族主義起源時提到，殖 民地民族主義知識分子階層具有與十九世紀歐洲推動方言的民族主義者有很大 的區隔，這些人都很年輕，自幼通曉方言式母語，受著是歐洲式教育，使他們在 語言上與文化上和他們的父母、以及與他們屬同一年齡層的被殖民者有所區隔。
釣魚台事件之後，這群提出保釣運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屬於戰後國民黨統 治下接受完整國民黨式的教育，被灌輸「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觀念，發現 自己信仰的文化中國民族主義與「現實」不符合，民族與國家的界線不一致，同 樣的中華民族卻有兩個不同政權的國家，不符合Gellner 所說「種族的界線不得 超越政體的疆界」，體認到這層事實之後他們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拉鋸戰，是要選 擇民族認同亦或是國家認同。這群海外留學生開始尋「根」，他們的根源也許來 自於中國或是台灣，或者是中國化下的台灣，也許無法清楚地將政治認同的與文 化民族認同清楚做區隔，也造就他們產生無根與放逐的情感。
二、 女性與國族之間的關係
當國族論述成為後殖民社會的熱門話題，女性的議題常被排除於國族論述之 外，由南斯拉夫的內戰中可看到，受害者女性其實是現代化、受過高等教育、經 常旅行、具有政治見解的女性，被新聞媒體建構為「回教徒、受害者、難民」。
民族主義不只是建立人民與土地的關係，還有男人與女人的關係(Cockburn，
1998：12-3)。
女性與國族之間的關係最著名的是後殖民理論學者 Spivak，Spivak 由印度殖 民時期寡婦殉葬的儀式與法律規定，指出女性在本土父權與英國啟蒙論述兩者之
女性與國族之間的關係最著名的是後殖民理論學者 Spivak，Spivak 由印度殖 民時期寡婦殉葬的儀式與法律規定，指出女性在本土父權與英國啟蒙論述兩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