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台灣留學生小說的國／家認同─以外省籍留美青年為例

全文

(1)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論文. 七○年代台灣留學生小說的國／家認同 ─以外省籍留美青年為例. 研究生：. 周倩鳳. 指導教授：. 林芳玫先生. 中國民國九十八年八月.

(2)

(3) 謝辭 2009 年的夏季，我終於畢業了！從構思論文到產出，最要感謝的人就是論文指導教授林芳玫老師，沒有您的指導，我可能還卡在重重的瓶頸無法順利寫出，在此鄭重感謝芳玫老師。口試委員許維德老師、陳龍廷老師更是在口試時不吝指教，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意見，讓我的論文更加完美！也要感謝師大台文所的各位師長，引領我進入台灣研究的領域，也是促成本論文產生的推手之一，謝謝老師！在寫作過程中，感謝著各位親愛的同學互相鼓勵與支持，才能走完這艱辛的論文之路。梅芳，是在台文所這三年中一直陪伴我的好拍檔，一起思索論文方向並一起討論相互給予意見，也一起吃遍師大夜市，如果沒有妳的叮嚀與陪伴，讓我的「惰性」減少出現，完成論文的日子不知是何時，妳是一起努力打拼的好夥伴，也是一起解壓的好朋友；欣純，有妳的溫馨關懷與鼓勵，讓我能有前進的動力。同班的宗曄、俐茹、哲維、郁升、以青、張瑜、思宇、書瑋，感謝你們三年的陪伴，豐富了我友情的這一塊！而我的大學同學，琬婷，繼續在台北陪我一段難忘的研究所歲月，在三年中給予我許多歡樂與安慰，並在我口試前給予我許多建議，謝謝妳！欣芩，總是出人意料的突然現身於台北，給予我許多驚喜，不論是友情上或是論文上的，感謝妳我才不至於放棄！最終，也感謝我的國中同學，芝蘭，在論文寫作這一年陪伴我、鼓勵我、並激勵我，在與妳的談話中刺激我產生許多想法，也祝福妳未來一年論文寫作順利，棒子就交給你了！這一年的論文寫作，也要感謝時常在半夜被我打擾的室友們，垠庭、乃如、汶葦，感謝妳們要忍受我在半夜靈光乍現之時，所發出的鍵盤聲所擾，與妳們同住一年所獲得如同親情般的感情，彌補了遠在台中家人無法及時送達的部份，謝謝妳們！而最最要感謝的是背後支持我的家人，親愛的帥老爸與媽咪，在我壓力過大之時給我依靠與安慰，給予我正面動力，親愛的姐姐們也給予我許多關懷，尤其是玉敏姐總是不斷的督促我，在論文寫作方法上也給予不少意見，不僅是家裡的姐姐更是學校的學姊，謝謝妳們！在這多事的暑假中，結束研究所的學業，我將繼續邁入人生的下一階段，感謝在這一段時間陪我度過大大小小的歡喜歲月與難過日子的人！ 2009 年 8 月 13 日寫於台中 I.

(4) 七○年代台灣留學生小說的國／家認同 ─以外省籍留美青年為例. 周倩鳳. 摘要. 七○年代台灣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上都發生了重大變遷，留學生於海外率先展開了保釣運動，開啟了一連串的「文化中國」與「民族主義」的對話，這些社會運動與時代背景皆反應在當時盛行一時的留學生文學之中。本論文將觀察白先勇、於梨華、聶華苓、叢甦、劉大任、張系國這六位於七○年代的留學生小說，從中來找尋留學生們的認同痕跡，透過對小說的分析，可以看到時代氛圍對作者的影響，以及作者如何將七○年代的時代性格反應在小說中，繼而從小說中的人物形象，從中探討小說人物中的認同。從十三本留學生小說來分析，發現這些小說中對文化中國以及故鄉有著無限的懷念，只要有家人所在的「家」即為留學生的認同之地，為文化概念上的認同方式。在個人與國家，身在異國的留學生對於國／家的認同並沒有那麼強烈，「中國人」只是一個心理上的概念，在法律層面與情感上是可以分而論之，但女性卻只能固守在以中華文化為基準的「家」之中，因而女性以精神分裂的方式來尋求另一種方式的認同。當釣魚台事件發生之後，國家與民族的認同產生矛盾，海外的華人體認到「中國」力量的重要性，唯有強大的國家才能捍衛自己的領土，留學生們心中國／家的邊界不一致，使得在保釣運動中無法產生對話，運動也隨即轉向。留學生們的國／家認同是分開的概念。國為「中國」，可以是中華民國亦可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是文化中國所建立的「中國」，「國」的認同對象無法統合，因此在私領域的「家」中成為他們的新的認同對象，在中華民族文化的想像中，「家」之所在「國」之所在，使認同地可能為今日台灣／過去台灣／想像中國／逝去的中國，然而透過女性解構、重構「家」的認同之時，正代表認同的「中國」與中華文化民族主義已有所轉變。七○年代的國／家認同已出現轉變。. 關鍵詞：留學生、國家認同、民族主義、國族、文化中國. II.

(5) In 1970s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s novels of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 take the People from Other Provinces for example Chien-Feng, Chou. ABSTRACT In the 1970s,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politics, diplomacy,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in Taiwan.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launched a movement to protect Tiao Yu Tai (Senkaku Islands) and started a succession of dialogue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China". The social movement of that era forms the background then in vogue for literature produced by foreign students. This thesis observed six famous novelists in the 1970s: Pai Hsien-yung, Yu Li-hua, Nie Hua-Lin, Cong Su, Liu Da-Jen, and Chang His-Kuo. By reading their novels, I was looking at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to see their identity in these novels. Through analyzing of these novels, we can see the impact on the authors of the atmosphere of that era and how the authors reflect their own personalities in their novels. Then from the image in the novels, we can see their view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ons portrayed in the novels. Analyzing 13 novels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 found there were endless memories about cultural China and homeland. As long as "the family" existed, their identity was followed. Their identity was a cultural concept, not one of border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untry, the foreign student in the foreign country didn't have a strong identity of country. Being "Chinese" was only a psychological concept. It could divide into legal and motional segments. But women were excluded. Therefore, women created their own divided images about country and being Chinese. After the. III.

(6) Tiao Yu Tai event happened, differing views of country and nationality produced a contradiction in identity. The overseas Chinese admitt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strength, believing that only the strong country could defend one's own territory. But they had a different imagery of the nation's borders,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to have a conversation during the movement about what being Chinese actually meant.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had the separate identity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family. The nation is ‘China,’ it could be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so could b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cultural China.’ They had different object in national identity, so they took the family identity instead. In the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family was where then the nation was there. It made the object could be today’s Taiwan / the past of Taiwan / the imagination of China / China that passed away. After women’s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identity, it admit that the identity of ‘China’s’ identity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had changed. In 1970s, the national identity had changed. Keywords: novels of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ism, nation, cultural China. IV.

(7) 目次謝辭. Ⅰ. 中文摘要. Ⅱ. 英文摘要. Ⅲ. 表目次. Ⅴ. 第一章緒論.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1. 第二節研究重心及範圍. 3. 第三節相關文獻回顧與探討. 11. 第四節研究架構. 24. 第二章文化束縛下的失根情感─白先勇與於梨華. 27. 第一節白先勇與於梨華介紹. 27. 第二節美國黃金夢. 30. 第三節失根的遊子. 40. 第四節小結. 50. 第三章跨國追尋身分認同的邊緣人─聶華苓與叢甦. 51. 第一節聶華苓與叢甦介紹. 51. 第二節「我們」之間的矛盾. 54. V.

(8) 第三節女性為其外，尋求另一種認同. 63. 第四節小結. 74. 第四章國／家認同的雙重性格─張系國與劉大任. 75. 第一節張系國與劉大任介紹. 76. 第二節在香蕉船上飄蕩. 79. 第三節保釣運動的激情. 92 106. 第四節小結. 第五章結論. 108. 第一節理論檢視與研究發現. 108.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112. 參考資料. 113. VI.

(9)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台，台灣呈現不安定的政治因子，1951 年至 1965 年台灣接受美國在經濟與政治上的援助，美國文化大量的入侵台灣，開啟台灣對於美國的崇拜與嚮往而掀起一股到美國留學的留學潮，這股潮流揭開了留學生於異國的悲歡離合，並在台灣文壇興起一股以描寫留美經驗的「留學生文學」。在七○年代的台灣適逢多事之秋之時，留學生文學也寫出當時面對國際政治的衝擊與經濟不平衡發展的局面。這時期的台灣，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上都發生了重大變遷。政治上，戰後台灣首度產生以「黨外」為名的民主運動；外交上，美國結束自 1951 年以來的美援物資，並宣稱要將釣魚台交予日本，1971 年開始一連串的保釣運動，由在美國留學的留學生率先發起，1971 年台灣退出聯合國，1972 年台日斷交，1978 年台美斷交，這些外交事件也使得台灣人重新思索台灣的定位；經濟上，台灣則處於從輕工業轉化為加工出口經濟的過渡時期；文化上，文化的言論漸漸開放，開始思索人權問題、生態問題、外資問題、性別問題，以及意識型態問題，都同時在文學運動與民主運動中引發廣泛討論。七○年代是整個臺灣文學的發展歷史上佔有關鍵性而多采多姿的重要年代，它見證了資本主義的轉型、工業生產的升級、農業社會的隱退(陳芳明，2003：130)，以及不同文化霸權詮釋體系的競逐優勢。在此時代中，文學界嚴肅正視台灣的現實，回歸本土的精神成為七○年代文學的主流。如同鄉土文學論爭中對於階級、民族、臺灣文學的定位以及中國／臺灣認同有著不同的論述。有了七○年代的鄉土文學論戰，才使台灣作家越來越明白，鄉土文學必須有所超越，應走向接近文學本質的，注重個人資質、自由、多元、寬容的表現(葉石濤，1998：141)。沒有一個時期像七○年代那樣，新舊世代的交替能夠如此契合的達到歷史的傳承；也沒有一個時期像七○年代那樣，文學運動與民主運動能夠達並駕齊驅的境界，幾乎在政治上所注意的問題，也大多反映在文學的表現上(陳芳明，1994：223)。如同陳芳明所說，七○年代對於政治注意的問題大多反映在文學上，然而，此時期的文學場域不僅只有本土的鄉土文學論戰，更有描寫留學生生活以及描述留學生面對七○年代的社會變遷的「留學生文學」，但「留學生文學」未被納入七○年代回歸本土精神的主流之一，同為七○年代文學場域的一部分，似乎只從鄉土文學論戰來型構七○年代的時代性似乎是有所不足，也忽略了這群在海外奮 1.

(10) 鬥的青年知識分子。趙淑俠認為留學生所面臨的政治現實的壓力，應該比台灣人民所直接面臨的壓力來得大，因為他們完全明瞭，沒有民族與國家做後盾，個人的成就將如一粒涓滴似的被淹沒在異國的文化裡；「留學生文藝」最重要的使命，是記錄下時代加諸海外知識分子的苦與樂，描繪這些人在時代中所處的地位，扮演的角色(趙淑俠，1984：153)。1971 年展開的保釣運動，即是由在美國留學的留學生率先發起，標誌著七○年代重要的里程碑；留學生文學不僅表達出作者於留學期間的個人感受，更是寫出社會政治變遷的面貌，他們身處異國但仍關心家國大事，留學生文學從書寫「個人情感」轉為書寫「留學生群」、「海外中國人」的文學內在轉變。「留學生文學」不僅是「失根」的代表作，更顯露他們對國／家認同的模糊而展現另一種形式的認同書寫。也許可以這麼說，在七○年代的台灣文學中，鄉土文學論戰可代表台灣人對於中國意識以及台灣意識的論戰，而從留學生文學中可看到移居海外的留學生與移民者的論述，在異鄉的他們有著懷鄉、思歸的「失根」情感，心境的徬徨、文化思想上的震撼，有別於在臺灣書寫關懷台灣這塊土地的小說，從留學生的角度來探究七○年代的國／家認同應該有別於鄉土文學論爭者。這種曖昧不明的中國／台灣的認同糾葛，筆者將從七○年代的留學生小說中來找尋痕跡，從白先勇、於梨華、聶華苓、叢甦、劉大任、張系國這六位具代表性的留學生小說作者，來分析當時處在出國留學的風潮、內憂外患、思想蓬勃發展的七○年代之中他們對於台灣有著何種情感，以及有著何種的認同意識。由外省籍作家寫作的留學生小說，寫出這群在海外留學的留學生，離鄉背景在外地求學，在不同的文化衝擊下產生了「失根」的情感，他們心中「根」植何處？當台灣面臨了許多外交挫折的時刻，他們是如何看待台灣與中國定位的問題？他們心中「中國」的定義與邊界在哪呢？當別人問起「來自哪裡」時他們是如何回答的？為何許多留學生會選擇在美國繼續「流亡」而不願意返回台灣呢？為何在釣魚台事件發生之後，是在美國的台灣學子率先發起保釣運動，然而為何又迅速的沉寂呢？這群留學生／海外知識分子對於台灣認同或是中國認同又有著怎樣的變化？不同於台灣本土的知識分子積極的尋找台灣主體性之存在，在國外求學的留學生面對異國文化差異，他們又是如何定位自身的存在以及他們國／家認同的對象，此為本文的討論重心，以呈現七○年代留學生文學場域的國／家認同的面貌。有趣的是，七○年代這群海外留學生作者大多為外省籍青年，因此選擇分析的這六位留學生小說作者皆為外省籍青年，其後八○年代的眷村書寫似乎繼承這種在「現實」與「原鄉」游移的文學特質，似乎是肇因於作者皆為外省族群，因此寫出對台灣既是家鄉又非故鄉的情感所造成留而不歸的矛盾認同，作家族群的身分差異又帶給國／家認同另一種新的詮釋可能，如同七○年代留學生小說給予這時代模糊的國／家認同移動的軌跡。. 2.

(11) 第二節研究重心及範圍. 以留學生為發表主體的文學作品1中，其一為留學生於當地組成的文學社團2 組織與報紙3上發表的文學作品。八○年代後期，留學生紛紛在當地組成文學社團，有「洛杉磯華文作家協會」、「紐約華文作家協會」、「文心社」、「海外華文女作家協會」、「台灣文學研究會」等，他們在海外成立文學社團以促進文學交流，推動當地的文學活動，邀請外地作家的到訪演講以及針對文學作品研討，如「華府華文作家協會」第一本年刊以《游子女心》為題，於 1996 年秋天出版。另一則是留學生將作品寄回台灣發表並集結成冊(蔡雅薰，2001：31)，如白先勇，或者在美國報章雜誌上發表後回台付印成書，如於梨華(尹曉煌，2005：63)，又如七○年代的「台美人」，他們把對台灣的關心變成了生活的一部分，如黃娟4(許維德，1994：157-9)。基於研究文本的可得性與議題性，本論文選擇以在台灣出版的留學生文學做為研究對象，首先是在美國發行的雜誌與報紙在台灣不易取得，而能在台灣發行的文學作品表示受到出版文化的認可而更具代表性，這亦顯示文學作品有著對不同文化體制背後的宰制力量──像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審查制度、精英文化觀、藝術自主原則、輿論中對「政治正確性」的共識、市場上的經濟邏輯等等──採取立即或迂迴的對應策略(張誦聖，2001：138)，透過解構文學作品背後隱含的文化脈絡與權力鬥爭，來看待留學生文學之所以在台灣成為一股強大的支流之原因，他們的認同意識是如何被當時人所接納。文學與社會的脈動是息息相關，是社會上多股力量的交叉、集體經營的產物 (張誦聖，2001：137)。文學反應社會，或是說社會的脈動影響文學的內容，七 ○年代的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許多變化，是個思想蓬勃發展、公共論述多元的年代，促成台灣本土意識的提升而有鄉土文學論戰，鄉土文學的產生是很好的例子，同時期的留學生文學亦是如此。在留學生文學的各個文類中，本文將以在台灣發行的留學生小說為分析對 1. 留學生在美國創辦了一些雜誌與月刊，如自 1956 年美國「台灣獨立聯盟」系統刊物，七○年代有《台獨》月刊(許維德，2001：112)，其性質為政論性；以及 1971 年在美國策劃但在台灣發行的《科學月刊》，在美雖有《科學月刊工作通報》，但其為通訊性質與科學知識討論的為主的刊物，故不符「留學生文學」的範疇中。 2 從世界華文文學資料庫(http://ocl.shu.edu.tw/org_news/html/explor.php) 中「華人文學社團」，可發現在美國、加拿大、澳洲、紐西蘭等地皆有留學生成立的文學社團，以文會友並發行文學作品。 3 蔡雅薰論述自 1960 年至 1999 年台灣旅美作家小說這四十年間，許多海外作家未能將作品成集出書，只有在海外報紙發表作品(2001：31)。 4 黃娟的作品多發表於八○年代與九○年代，不在本文討論的時代界限之內。 3.

(12) 象。選擇小說的原因是 B.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到，重現民族想像共同體技術上的手段就是透過小說及報紙。小說文本裡充滿作者當時的寫作想法，對於同樣身為留學生的作者，很容易將自身的遭遇以及所觀察到的留學生寫入小說之中，有其資料性，因此透過對小說的分析，可以看到時代氛圍對作者的影響，作者如何將七○年代的時代性格反應在小說中，繼而從小說中的人物形象，從中探討小說人物中的認同，因此透過小說來重現七○年代國／家認同是一方式。因此，本文將研究發表於台灣的七○年代留學生小說，深入探討於此時期所展現的國／家認同。在此的國／家認同包含了「國」與「家」不同層次上的認同對象，此時期的海外留學生都是持著文化中國的概念，認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然而他們口中的「中國」並非政治上而是文化上的國家，他們對於國家的認同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現，他們的「家」何在「國」就在何處；「家」與「國」成互為表裡之象徵體系，前者並為後者建構形成之基礎，甚且「家」之所在地的「鄉」，也幾可等同於「國」(梅家玲，2004：163)。然而，在保衛釣魚台運動之後，「中國」的政治版圖與文化區域產生了落差，同樣都是中華民族卻有兩個中國：一個中華民國，另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與民族的界線無法統合，加上國際局面與政治現實的壓力，也形成了對國／家認同的矛盾。因此在本篇論文將分別論述「國」與「家」的認同，故以「國／家認同」來表示。. 一、. 留學生文學的定義. 台灣第一波留學生文學興起於六○年代，與六○年代的台灣文學主題相符，都是無根與放逐，他們大都是來台的第二代青年，正是於梨華所謂「沒有根的一代」，白先勇5亦認為他們這些第二代作家都有「無根與放逐」的意底牢結。這群來台的青年，失去他們自幼生長的土地，不管與他們的本籍貫相隔多遠，他們的內心全與鄉土脫節，到了台灣又不一定找得到理想工作，也不像本省籍青年有祖業可經營，一旦能出國留學就隨遇而安的不回來了。這種「無根」心態而使他們前往美國留學，並選擇定居下來，這也是為何留學生文學的作者，大多是從大陸來台的青年，只有少部份是本省籍的青年，這與國土分裂、整個民族處於非常狀態所造成的流浪感有極大的關係。在六○年代「放逐與無根」的台灣文學主題中，陳若曦6、王禎和7和歐陽子8在這個集團裡顯然是異質的存在，因為他們都是土生 5. 葉石濤先生在論述六○年代的無根意識時，引用白先勇於 1976 年《明報月刊》中發表〈流浪的中國人─台灣小說的放逐主題〉一文當佐證。見《台灣文學史綱》(1998)第 115 頁。 6 陳若曦於 1962 年出國留學，留美的四年間除去一些英文的著作外，沒有任何的作品發表。描寫旅美作品的小說為八○年代之後，如《遠見》(1984)、《二胡》(1985)，屬描寫美國華人社會的移民小說，故不在本文討論範圍。 4.

(13) 土長的本地人(葉石濤，1985：65；1997：135；1998：115；趙淑俠，1984：152；白先勇，1976：152)。這種無根與放逐情結成就了六○年代的留學生文學，趙淑俠為留學生文學做了簡短的定義：沒到過外國的人寫不出國外生活，而台灣的留學生主要集中在美國，所以，不單「留學生文藝」裡的男女主角是美國留學生，作者也是美國留學生，故事的發生地當然更是美國。留學生文藝的內容，多半是描述留學生們在現實的美國，心懷深重鄉愁，精神上生活上經過種種折磨，有的在奮鬥過程中抵抗不了環境的誘惑，墮落了，有的受不了考試失敗的打擊，自暴自棄的放棄了，有的為了出國付出巨大的代價，得不償失。(趙淑俠，1984： 150) 六○年代的「留學生文學」主調是灰暗的、徬徨的、甚至是無望的(齊邦媛， 1984：53)。到了七○年代，留學生文學的小說明顯轉變是長於思想，饒有知性，小說有豐沛的社會感與時代性，同時可見政治性題材的增強，與七○年代台灣所遭受的外交挫折有關，不管海外的留學生還是台灣島內的人民，多被喚回了民族意識，相對於六○年代那種充滿個人立足的失落感，已逐漸被追求民族本位的使命感所取代(蔡雅薰，2001：87；趙淑俠，1984：150)。留學生文學從訴說失落之苦的灰黯格調中走出來，把關懷個人生活的種種抉擇擴大到對世事、國家、乃至人類共同命運的關懷(齊邦媛，1990：160)。不過，留學生文學一詞之後有所轉變，隨著時代流轉，不少留學生選擇在異地定居，留學生文學的名稱以及主題意識逐漸轉變。因為「留學生」做為作者或主題都不能老滯留在「留學生」的階段，總要有長大、成熟與必然衰老的一天。所以它必須超越「留洋學生」的小小天地圈囿(叢甦，2000：49 )。劉秀美論及留外華人小說中主題意識之轉變，由晚清懷鄉、思歸的情感，三、四○年代去國後而幻滅，五○年代後期在「歸」與「不歸」之中徘徊，於梨華《又見棕櫚，又見棕櫚》所描寫的正是這一類的典型寫照，八○年代以後由崇美心態到落地生根，努力紮根於美國，留外華人小說由前期的「身在海外，心繫家園」逐步蛻變為近期對本土(指住國)認同的「本土文學」，「本土性」的華人小說(劉秀美，2000：35-37)。此創作歷程的改變，張讓則是一例，她的創作過程逐漸走出懷鄉抒情轉向思考議論，儘管張讓仍提筆本能投視中國人事，然而國界在民族大換血的現代已太抽樣狹隘(張讓，2000：64)。近年來，原先充斥留學生小說感傷與鄉愁在作者的自覺後漸漸絕跡，所謂回 7. 王禎和的小說世界紮根於台灣鄉鎮，故不納入留學生文學討論範疇。歐陽子赴美後，作品減少，七○年代並未有作品產生，直到 1982 年出版《歐陽子自選集》，故本文不討論。 8. 5.

(14) 歸認同所謂報效祖國的概念也在翻新的書寫中失去了它們的神聖符號意義，保釣、文革、八九民運，以及台灣美麗島事件、解嚴前後政治風暴等等權充故事的背景無妨，但留美作者寫來最絲絲入扣的倒還是人與人之間的切身接觸，無論如何，大陸人與台灣人在海外相處中繼續著大陸塊與島嶼作為政治實體的恩怨情仇，交會時的牽扯傾軋，也永遠是描寫人間嗔怨的最佳題材(平路，1995：472)！蔡雅薰認為「留學生文學9」點出六、七○年代留學生作家作品的最主要特質在於留學生生活為題材，但也有不少作品是留學生活題材之外的去國懷鄉或探討異文化的作品，「留學生文學」並不能完全涵蓋旅美留學生作家的作品內容，因此概以「臺灣旅美作家小說」稱之(蔡雅薰，2001：6)。林家綺將「留學生文學」放置到華文文學的範疇之中，不再只強調留學情境與遭遇文化環境下產生的徬徨無助感，分析「留學生文學」作家所帶出的離散經驗及面對文化衝擊下所產生的反思，故以「華文文學」稱之(林家綺，2008：5)，「留學生文學」一詞過渡到「移民文學」，至今則之放入「華文文學」的脈絡之下。基於以上各家對於不同年代留學生文學以及其後演變的脈絡下所做的定義，本論文討論的「留學生小說」範疇為在美國留學10的作者於七○年代所發表或是寫作的留學生小說，或是留學生作者定居美國後書寫海外留學生、歸國省親的留學生、甚至是定居於美國的留學生之文學作品，本論文的「留學生」範圍以作者身分與描述對象為區分範圍。這些作品在今日也許會被納入「華文文學」與「旅美小說」的範疇，但是本論文主要討論七○年代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代的脈絡下一律稱為「留學生文學」，故本論文依循七○年代時的稱呼，仍稱之為「留學生文學」。. 二、. 研究範圍. 本論文研究的範圍著重於七○年代的留學生文學中的小說，此時期著名的作家有於梨華、白先勇、聶華苓、叢甦、張系國、劉紹銘(二殘)、劉大任、王克難、李元貞、蔣曉雲、東方白、趙淑俠等人，基於論文篇幅的關係無法全面分析，以下將針對論文的研究範圍作論述。七○年代的留學生文學的作者大都為「外省人」，由本省籍留學生書寫的留學生文學作品較少，如東方白《露意湖》描寫留學生之愛情，直到八○年代之後才 9. 蔡雅薰(2001)對於「留學生文學」過渡到「移民文學」有其定義，見《從留學生到移民：台灣旅美作家之小說析論》頁 1-7 及頁 32-39。 10 根據趙淑俠、劉秀美與蔡雅薰的定義，六○年代至七○年代的留學生多至美國留學，此時的留學生文學亦以在美國留學者寫作的居多，故本論文留學生小說的研究範疇地區鎖定為美國。 6.

(15) 有陳若曦、杜國清、廖清山、黃娟等人的留學生文學作品產出。這群外省籍的留學生作者，他們成長與求學在中國大陸，或是對於中國的記憶僅存於兒時的回憶，這群同質性相當高的「外省」留學生作者，更能夠反映同一世代的人的思維模式、經驗與行動，在歷史條件的限制下，會趨近相同(王智明，2007：10)，也因此本論文將少數的本省籍留學生作者排除在外。七○年代的留學生文學有三方面的變化與特點：價值尺度由個人本位到民族本性的變化，如叢甦《中國人》，思想內涵由表層反映到深層觀照，如於梨華《傅家的兒女們》，感情流向由無根失落到認同回歸的發展，如張系國《昨日之怒》(蔡雅薰，2001：93)。除了蔡雅薰所論及的三位作者，更有白先勇書寫留學生的迷惘與鄉愁一系列的作品，「紐約客」成為代表海外留學生心靈的名詞，與於梨華兩人同為「無根的一代」之代言人，兩人的作品都觸及留學生的「無根」心態，深化留學生心靈的描述。對於民族、家／國的關心，還有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刻畫出在時代變動下跨國流浪的女性，叢甦表現出於異國的飄蕩產生的民族概念，二殘的作品也寫出在美華人的家／國態度。張系國《昨日之怒》書寫出留學生們的認同回歸，同樣身為在美保釣大將的劉大任，也將其於政治運動上的抱負與觀察寫入小說之中。以留學生小說的刻畫內容加上留學生作者的性別，選擇較當時知名度較高、較具代表性的小說，最終選擇白先勇、張系國、劉大任、於梨華、聶華苓以及叢甦於七○年代寫作的文本做為分析的對象。本文的研究重心定於七○年代，但是文學作品的發表與出版並非跟寫作日期相同，因此只要留學生小說寫於七○年代或者發表於七○年代，即納入討論範圍中。如劉大任的《浮游群落》(1985)寫於 1975 年，出版於八○年代，還是納入討論範圍。又部分寫於六○年代卻是有著與七○年代類似的情感掙扎，如於梨華的留學生代表作《又見棕櫚，又見棕櫚》(1967)，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 11 雖然出版於 1976 年，但書中所收錄的作品為發表於 1958 至 1969 年之間的作品。六○年代末期以來的留學生對於個人自身的去留以及孤寂感，到了七○年代他們又是如何將此份情感轉換為對國家的情感；一個時代的精神發展與其國／家認同變化必然無法如同年代有著清楚明顯的斷層，因此若單純限定寫作年代則無法展現留學生於七○年代的國／家認同，於此將這些能夠展現七○年代的精神轉變一起納入討論範圍。以下列出文中將要討論的文本書目共 13 本，如下：. 11. 《寂寞的十七歲》收錄白先勇早期的十八篇作品，第一篇〈金大奶奶〉1958 年發表於《文學雜誌》，最後一篇〈謫仙怨〉發表於 1969 年的《現代文學》。 7.

(16) 作者. 書目. 初版出版年代. 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歲. 1976. 於梨華. 又見棕櫚，又見棕櫚. 1967. 會場現形記. 1972. 考驗. 1974. 傅家的兒女們. 1978. 聶華苓. 桑青與桃紅. 1976. 叢甦. 想飛. 1977. 中國人. 1978. 張系國. 遊子魂組曲劉大任. 三、. 1970. 地 12. 1989. 昨日之怒. 1978. 紅土印象. 1970. 浮游群落. 198213. 何謂「民族」(nation)、「民族主義」(nationalism) 與「國／. 家認同」 Nation 可譯為民族或是國族。最初，nation 指涉「民族」，即是國民的總稱，國家乃是由全體國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權獨立的政治實體，因此，國家乃是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現，發展至最後，民族等於國家等同於人民(Hobsbawm 著，李金梅譯，1997：26)。因此在現代英語中，nation 可以當作民族、國家的意涵。於此， nation 到底要翻譯成民族或是國族呢？吳叡人在《想像的共同體》導讀時提到，他將 nation 依傳統用語譯為「民族」，他認為如果譯為「國族」將喪失尊崇「人民」的意識形態，而「國族主義」一詞不僅遺漏了群眾性民族主義這個重要的範疇同時也無力描述兼具官方與民粹性格的更複雜的類型(吳叡人，1999：ⅩⅧ)。「國族」一詞包含了太多的政治意涵， 12. 《遊子魂組曲》將分而二冊的《香蕉船》(遊子魂組曲之一)與《不朽者》(遊子魂組曲之二)合起來發行，其中的短篇小說為張系國自 1972 年至 1984 年的作品。本論文選擇《遊子魂組曲》中所的七○年代作品來分析討論。 13 由前衛出版的《劉大任集》中所附錄的寫作年表中提到，劉大任為了給予自己一個思考空間，爭取由聯合國在非洲所成立的環境規劃署，在非洲三年，慢慢恢復了創作活力，於是開始構思描寫六○年代台灣中期社會知識分子的掙扎，以一年時間創作並於 1975 年完成《浮游群落》，直到 1981 年香港才開始在《七十年代》連載《浮游群落》，1982 年由香港臻善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8.

(17) 於此，筆者將遵循 nation 最原始的意涵將之譯為「民族」，而 nationalism 則譯為「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至今有三大派論述，一為原初論 (primodialism) ，一為建構論 (constructivism)，另一為全球化之下的後國族論述14。基於 Ernest Renan 的論點，在現代國家的組成當中，種族的考量實在無關緊要，因為早已沒有純種的民族存在，語言亦是如此，並非使用相同的語言就非得成為單一國家(Renan 著，李紀舍譯，1995：10-12)，「原初論」的民族主義已非可解釋的論述，以下就針對「建構論」的學者對於民族以及民族主義做出的定義進行歸納整理： Ernest Gellner 的《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主張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元兩者必須一致，而國族這個理念必須在各個成員相互之間都遵守特定的權利義務關係，一群人(也許是生活在同一個領土之上、或說著同樣的語言)才可能構成國族；國族可出自於個人的信念、忠誠以及團隊新的產物，也就是說國族其實為兩人以上的想像以及創造出來的，因此可以透過權力、教育與文化異同來形塑國族主義(Gellner 著，李金梅、黃俊龍譯，2001a：1-9)。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認為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類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主張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民族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印刷術以及人類語言宿命的多樣性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爆炸性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Anderson 著，吳叡人譯， 2007：9-53)。 Eric Hobsbawm 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認為民族主義時而利用文化傳統作為凝聚民族的手段，時而因應成立新民族的需要而將文化傳統加以革新，甚至造成傳統文化的失調；簡言之，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立，並不是民族創造了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了民族(Hobsbawm 著，李金梅譯，1997：14)。所謂「現代意義下的民族」正是強調政治權力制高普及的特色，「民族」等同於「國家」，它不再只是單純血緣團體的地域性聚合，而是預設了現代公民概念的政治共同體 (江宜樺，1998：31)。以上三位學者提出的民族以及民族主義，主要都是建立在現代主義之下所形塑的，是為「建構」的民族主義。誠如 Gellner 認為，國族主義這一現象本質上是現代的，但卻不會將所有社會現象都視為現代產物，也不會認為所有的事物到現代才重新翻新(Gellner 著，李金梅譯，2001b：101)。筆者同意建構的民族主義， 14. 根據姚源明(1998)對於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文獻回顧，可知相關理論研究有原初論與建構論這兩大取向，亦可見江宜樺(1998)、方孝謙(2000)、Gellner(2001b)。而在全球化年代的今日，又興起一股以「後國族」認同的論述，可參考朱耀偉(2000)的文章。 9.

(18) 是建立於「原生的」民族主義之上而發展，「現代意義下的民族主義」藉由國家機器及「被發明的傳統」在原生的基礎上重新建構，並非憑空「想像」的產物。由此可知，在 Gellner、Anderson 與 Hobsbawm 的民族主義定義，皆是將民族主義與國家視為邊界相同的想像共同體；也許可以這麼說，他們的 Nationalism 是由「想像」建構而來的相同民族所構成的國家，國家認同因此等同於民族認同。根據以上學者所定義的，「中華民族主義」亦為晚近的人造物，是「被發明的傳統」、被建構出來的，中華民族所建立的國家為中華民國，這種國家認同主要是建立於「中華民族主義」所構成的「想像共同體」，因此人們口中的「中國」國家認同，其實亦是屬於文化民族主義上的認同。但是，這個「想像共同體」在 1949 年之後即形成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界線不一致的局面，中華民國政府實際領有的疆域僅於台澎金馬，更有同為「中華民族」但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形成民族與國家疆界不一致的局面，使得對於「中國」的民族認同並不等同於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範圍會超過國家領域的範圍。國家與民族認同的範圍不一致，使得在政治外交急遽變動下的七○年代，在認同文化民族主義的「文化中國」與以認同政治主權下的「中國」為主的國家認同之間游移，國家認同受到政治外交的影響而有不同的認同對象，而文化民族的認同則以「家」的形式來呈現認同方式。以文化民族主義為主的「中國」國家認同之時，可以代表國家以及文化民族的概念，在國家認同的模糊與紛歧之下，在國與族認同界定的混亂，使得海外留學生以「家」的形式來認同中華民族文化，因此本論文的國／家認同將以論述「國」與「家」不同層次的認同方式。. 四、. 何謂「認同」(identity). 認同是一種本質上可以藉由符號、信仰、態度以及生活方式而表示出來，認同是屬於個人和社會兩者，並使我們發覺自身與他人的不同，也許我們可以同意「認同」是關於同質(sameness)與差異(difference)、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表現；然而，認同最好不要理解為是固定不變的產物，而是一種情感上關於自身主體轉變的描述(Barker, 2003：220)。「反本質論」對認同的看法認為，語言的作用被認為是「製造」(makes)而非「發現」(finds)；認同不是一種實在的事物(thing)，而是存在於語言中的一種描述、一種論述的建構結果，其意義隨時空或使用方式而變化(Barker, 2003：221；翻譯引自蕭阿勤 2005：114-115)；認同的建構是一種不斷進行的詮釋行動，而這種詮釋行動一方面受我們在情境中面臨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另一方面則受涉入情境中的我們既存的特質所影響(蕭阿勤，2000：81)。也因此，民族／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種以符號(symbols)和論述(discourses) 10.

(19) 想像而成的。正因為「認同」並非固定不變的，「認同」是在自我與社會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是透過個人主體與外在文化世界之間的對話而不斷形塑自我認同。因此留學生小說中的人物也不會呈現單一認同，他們會隨著敘事情節而變化自我的認同對象，他們的言論、行為、穿著服飾皆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與論述；而從行動者的敘事的意義建構與認同的密切關係，進行恰當的全是理解，那麼對於認同現象，才足以提出更令人滿意地解釋(蕭阿勤，2007b：42)。本論文將從敘事情節與符號中找尋小說中留學生人物的國／家認同。. 第三節. 相關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論文主要討論留學生小說的國／家認同，是基於民族主義所創建的國家而產生的認同對象，因此首先針對民族主義的文獻進行探討，再來探討女性與國族之間的關係，探討在男性為主的民族主義論述下，女性如何成為國家認同的固守者、守護者。第三部分探討台灣對於七○年代時期中國與台灣民族主義的論述，最後則探討留學生文學中所展現的各種議題。. 一、. 外國學者的論述. Ernest Gellner 說民族是沒有肚臍的。現代社會對於民族主義的看法，主要認為民族純粹是人類晚近歷史發生的現象，而且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殖民與被殖民過程、及近代國家的形成有關；民族的形成並不是人類社會形成時原初的產物，而是人類在社會發展過程創作出來的(姚源明，1998：23-24)。 Ernest Gellner 認為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項政治原則，主張政治與民族的組成單元兩者必須等同一致，不過，民族主義情操可以是起於違背上述原則而激發的憤怒感，也可以是因為該原則之獲得實現而得到的滿足感。簡而言之，民族主義乃是關於政權正當性的理論，其基本主張在於種族的界線不得超越政體的疆界 (Gellner 著，李金梅、黃俊龍譯，2001a：1)。民族是沒有肚臍的，因為民族主義的必要性及根源並不在於人性，而是盛行於目前的社會秩序，特別指西方現代性(modernity)下的工業社會，是不會產生於農業社會(Gellner 著，李金梅、黃俊龍譯，2001a：46)。民族主義會努力將文化 11.

(20) 與政體結合在一起，為文化附加一座政治屋頂，而且還不能有一座以上的屋頂；文化，特別是共享高級文化，是建構民族性理論最強而有力的理由。在工業時代，高級文化以嶄新的意義取得支配地位，與高級文化相關的古老教條幾乎都已失去權威，可是，高級文化傳遞的文字慣用語及溝通風格卻變得更具有權威性與規範作用，更重要的是，它普遍滲透於社會中(Gellner 著，李金梅、黃俊龍譯，2001a：68)。文化至此似乎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天然寶庫，唯有這個時候，任何藉政治單位違反文化疆界的作為，似乎才會引起公憤(Gellner 著，李金梅、黃俊龍譯，2001a：76)。民族與民族主義情操都不是普遍的現象，然而文化與組織卻是人類社會共同的特徵(Gellner 著，李金梅譯，2001b：5)。然而，文化既能延續，也會變遷(Gellner 著，李金梅譯，2001b：103)。也因此民族主義喜自稱是對無血色的普遍主義所做出的反動，主張回歸到過去的價值體系，並且宣稱自己源遠流長(錯誤的認定)，因此會誇大過往歷史中族裔與文化在政治上的相關程度，尤其還選擇性的認定階級在過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民族主義假用社群(Gemeischaft，共同體) 的說詞來掩飾它是社會的現象：高度流動的匿名性社會，卻假扮成是封閉而悠閒的社群(Gellner 著，李金梅譯，2001b：79-81)，當民族主義假用社群的說辭來掩飾社會現象時，他們眼中的國家認同主要是由族群文化認同所構成，政治制度認同的考量是次要的(江宜樺，1998：92)。民族主義宣稱要去保護並復興的文化，通常是自己創造出來的，或是修正到完全認不出的地步；民族文化透過教育而傳遞，透過個人對「根源」的崇拜而盛行於現代社會(Gellner 著，李金梅、黃俊龍譯，2001a：77)。民族主義以某些特定族群所擁有的高級文化所稱的「文化」而存在，而「文化」又形塑民族主義之正當性，於是民族主義的「根源」即產生，此時「民族」即誕生。當民族是可以藉由民族主義所形塑而成的，此時必須更精確定義是「民族」之範疇，才能適用於 Gellner 所主張的政治與民族的單元必須一致的論點。 Benedict Anderson 認為民族的屬性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類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這種建構的力量是因為「神聖的、階級的、時間神諭性」的觀念消逝，而資本主義、印刷術以及人類語言宿命的多樣性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爆炸性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這些聚合的因素使人們對於時間的理解由神諭性轉而變成同質性的，並經由報紙上方的日期知道對方的存在，加上印刷資本主義賦予語言新的固定性格以及權利，人們才有可能開始想像「民族」共同體存在之可能；不過民族的想像是有限的、有邊界限制的，而且被認為是有主權的國家與共同體。不過一種「民族的印刷語言」不一定只會有一個國家產生，如同西班牙裔美洲的例子，當代民族國家的具體形態與特定印刷語言所涵蓋的範圍絕不相符(Anderson 著，吳叡人譯，1999：9-53)。 12.

(21) Anderson 提出民族主義興起的四個時期，第一波美洲模式是以非語言為要素的民族主義，經由「朝聖」中心的改變以及共同語言而形成「我們」的想像，加上印刷資本主義的地方性以及複數性，意識到彼此的存在而形成的民族主義；第二波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受到「美洲模式」感染，是一種模仿、一種「盜版」；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義」是王朝和貴族的集團對於被排除群眾的想像共同體之外，或是淪為邊陲之威脅之下所做的反應，是對第二波的「群眾民族主義」反動與模仿；最後一波也就是一次大戰以後的亞非殖民地民族主義，透過當地有知識之青年，加上人口結構之複雜等因素使得殖民的地理界線等於殖民地的界線。這四種不同時期所開展的民族主義，其實也可以看作四種不同類型的民族主義；七 ○年代以前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台灣，應為 Anderson 所謂的「官方民族主義」，國家運用政府機器來灌輸國民應有的國家意識，來傳播民族的意向與傳統。革命和民族主義皆為發明的產物，可經由印刷資本主義而供後人盜版，而且是可被眾多不同政治和社會體系所模仿。當代的民族主義繼承了兩個世紀的歷史變遷，帶有遺忘和模仿兩面性。不過，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如中國、越南和柬埔寨，這類領導階層借用了舊王朝和王朝制國家的民族屬性，但是人民對於這類國家之間的戰爭毫不關心，因為這只是領導階層之間的「大官的戰爭」(Anderson 著，吳叡人譯，1999：175-179)，民族主義這個概念不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國家。 Eric Hobsbawm 採 Gellner 對於民族的定義，認為「政治單位與民族單位是全等的」，不同於 Gellner 他認為民族具有雙元性，民族一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創建，但卻一定從平民百姓的觀點分析才能完全理解。民眾的觀點是一種民族主義原型(proto-nationalism)，是超地域的普遍認同，並沒有建立和以特定領土為單位的政治組織有必然關係，但是常被現代國家民族所利用(Hobsbawm 著，李金梅譯，1997：63-64)。近代國家所統治的是一群根據領土界定的「人民」，它以「民族」最高代理機構的身分進行統治，透過政治民主化將民族整合進國家體制之內，以郵差、警察、憲兵、學校老師以及公務員等方式管控出現，戶口普查將每一個國民的基本資料詳加登錄，使每一位國民都能受到國家機關管轄，於此，國家成功的將人民轉換為「公民」，透過義務教育、行政措施和政治民主化加強甚至創造國家愛國主義，以達成國家整合與愛國主義的目的(Hobsbawm 著，李金梅譯，1997： 112-123)。簡言之，Hobsbawm 認為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立，並不是民族創造了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了民族。Hobsbawm 並再度重申 Renan「相同的語言為單一國家」的論點，語言只不過是決定認同的諸多要素之一(Hobsbawm 著，李金梅譯，1997：82)，因為直到十九世紀末，族裔和語言才成為公認的界定民族的標準(Hobsbawm 著，李金梅譯，1997：141)。將上述西方學者對於民族與民族主義的理論，放置於七○年代台灣的時代脈 13.

(22) 絡中，可以發現此時的台灣圍繞在形塑官方民族主義的氛圍中，以信奉三民主義、中華文化為基本教條，屬於以中華文化為認同的民族主義，以此為養份培育出一群台灣青年知識分子。而這群台灣青年知識分子，也是 Anderson 最後一波中所提到的「青年」(youth)，這是安德森論述最後一波民族主義起源時提到，殖民地民族主義知識分子階層具有與十九世紀歐洲推動方言的民族主義者有很大的區隔，這些人都很年輕，自幼通曉方言式母語，受著是歐洲式教育，使他們在語言上與文化上和他們的父母、以及與他們屬同一年齡層的被殖民者有所區隔。釣魚台事件之後，這群提出保釣運動的「青年」知識分子屬於戰後國民黨統治下接受完整國民黨式的教育，被灌輸「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觀念，發現自己信仰的文化中國民族主義與「現實」不符合，民族與國家的界線不一致，同樣的中華民族卻有兩個不同政權的國家，不符合 Gellner 所說「種族的界線不得超越政體的疆界」，體認到這層事實之後他們開始進行一連串的拉鋸戰，是要選擇民族認同亦或是國家認同。這群海外留學生開始尋「根」，他們的根源也許來自於中國或是台灣，或者是中國化下的台灣，也許無法清楚地將政治認同的與文化民族認同清楚做區隔，也造就他們產生無根與放逐的情感。. 二、. 女性與國族之間的關係. 當國族論述成為後殖民社會的熱門話題，女性的議題常被排除於國族論述之外，由南斯拉夫的內戰中可看到，受害者女性其實是現代化、受過高等教育、經常旅行、具有政治見解的女性，被新聞媒體建構為「回教徒、受害者、難民」。民族主義不只是建立人民與土地的關係，還有男人與女人的關係(Cockburn， 1998：12-3)。女性與國族之間的關係最著名的是後殖民理論學者 Spivak，Spivak 由印度殖民時期寡婦殉葬的儀式與法律規定，指出女性在本土父權與英國啟蒙論述兩者之間暴烈的游移錯置。女性被兩種論述力量當作肯定己方、否定他方的工具，雙方 (印度傳統文化捍衛者與英國殖民者)都以寡婦如何殉葬(或是拒絕殉葬)來定義儀式與犯罪的區別，甚至以此來定義何謂女性的「自由」。按照印度傳統文化說法，寡婦殉葬不是被強迫，而是出於自由意志決定脫離肉身；按照英國啟蒙人文主義的觀點，寡婦殉葬可能是被強迫的，若是拒絕殉葬，才是自由的表現。女性的自由與生命並未被正面肯定，而是透過要不要死、怎麼死來構成女性的「自由」。綜合而言，Spivak 的意思是從屬者就算大聲講話，在當時也不會被理解；知識分子的角色不是代替從屬者發言，而是經歷時間與空間的距離後，把他們當時何以被噤聲或是出聲不被聽見的處境再現出來(轉引自林芳玫，2008)。如同《行過洛. 14.

(23) 津》中有幾位人物，也處於此種身處兩種或多種論述的夾縫，被不同力量拉扯推擠：儒士文化的教化規訓、琴棋書畫的品味文化、掌握時機迎向未來的商人貿易文化、寫族譜與掃墓祭拜的祖先崇拜文化、以及具有團結地方功能的民間信仰(林芳玫，2008)。 Chatterjee 在 ‘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中以印度女性來探討女性主義在國族論述的位置。印度以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區分，西方物質較強而有力，因此殖民地者會去挪用與學習，民族主義者為此合理化及重新形塑「傳統文化」，並非模仿西方而是區別東西文化的差異，東方應該學習的是培育物質的科技以保存傳統文化，但西方文明的挪用使得東方產生動搖。不只政治上的困境，也關係到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政治獨立，於是開始思考面對西方文明該如何取捨的問題。二分法的區分物質∕精神、公∕私、男人∕女人等等的劃分，是為了確保印度傳統精神不被西方藉由物質文明入侵時夾帶著文化影響，賦予女性為守護印度精神文化的「家」，然而事實上是另一種新父權。保有傳統(精神)便能適應於現代化物質世界而不迷失意識形態，若改變精神文化即等同於文化的消滅，因此需要女性為守護者。於此，Chatterjee 指出雖然民族主義提供的策略看似賦予女性崇高的地位，但事實上卻製造了新父權，把女性放在「家」的範疇而使女性失去在外在世界活動的機會。因此十九世紀印度民族主義所提供給婦女的解放策略，只滿足於民族主義者的目的，把女性困在家的範疇，同時也排除女性在民族國家建立的過程。這使得女性負擔「家」的傳統，在民族現代世界裡，西化程度必須與男性有所差異(difference)，也代表女性與現代性的分離。女性受教育以「製造」女性的美德，她們必須遵守宗教儀式、保持家庭和家族的團結、讓男性無後顧之憂。新父權賦予女性新社會責任的榮譽感，以女性為神∕母親的形象來去除她的性徵(Chatterjee，2001)。 Radhakrishnan更延伸Chatterjee的問題，他認為以女性的角度來詮釋歷史並非要創造另一個普同性，而是要建立不同場域的互動與對話。歷史本身是場域中各個不同位置與脈絡的相對關係，沒有所謂的「大一統」，也就是沒有所謂的「整體性」。以這種概念解讀印度新女性的誕生，我們可以了解到印度民族主義者沒有從女性的位置重新詮釋歷史，他們仍以男性視角自以為地進行解放婦女的工作，也忽略了女性也有各種矛盾和衝突，婦女被視為一統的群體，於是婦女問題在新女性出現後被附屬於男性／國族脈絡的討論下，婦女在種族、經濟、法律、文化等等層面上的地位仍然只是男性歷史中的一頁註腳，無法擁有與男性歷史有平等地位，而且深入各種議題的，女人的歷史(Radhakrishnan，2001：194-5)。如同 Spivak 所說，雖然主流歷史書寫排除從屬者，研究者仍然可以用解構閱讀策略從檔案當中找出似有若無的痕跡，這就是所謂的形跡結構 (trace structure)。此形跡結構以及似有若無的存在揭露主導文化的宰制霸權，正是此霸權運作而使形跡結構揭露的同時亦自我泯除(effacement and disclosure)。這種對於 15.

(24) 形跡結構的追溯，使得 Spivak 對於從屬者的發言抱持較為審慎的態度，以及她對於再現(representation)的看法，Spivak 所展示的再現，已經從再現的第二層意義(重現人物及其場景)，又衍伸為人物消逝的痕跡以及他們為何消逝(轉引自林芳玫，2008)。女留學生雖然能出國讀書也能過得較好的生活，卻仍處於從屬者的位置，她們無法超越以男性父權為中心所訂立的文化規範，因此不論出國留學與否，她們的命運與在台灣求學的女子相差無幾，都要走入「家」中來固守中華文化的傳承，而透過分析留學生小說中女留學生所顯露的形跡結構，發掘女留學生們透過留學生小說所「揭露」與「泯除」中所透露的認同狀態以及其代表意義。. 三、. 國內學者對於台灣七○年代國／家的論述. 七○年代的台灣在文學以及文化論壇上都蓬勃發展，只是對於台灣意識／台灣民族主義的起點有著不同意見，這中間的差別主要在於對於台灣的認同常隱含於中國民族文化之下，而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也代表著對「中國」國家認同的質疑。也因此陳芳明認為鄉土文學的形成絕對不是在七○年代之後才產生的，早在五○年代鍾理和等人即開始產生(陳芳明，2003：140)，台灣意識早於七○年代前已出現；但是蕭阿勤卻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要等到美麗島事件之後才被激發出來，之前的鄉土文學仍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蕭阿勤，1999：33-43)。為何文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的對於台灣意識／台灣民族主義的開始有著不同意見呢？為何可以斷言台灣民族主義是在美麗島事件之後才冒出來的？回頭審視美麗島事件之前的台灣文學，果真如此嗎？為何在鄉土文學論爭之時所提出的台灣意識不等於台灣民族主義呢？以下將論述國內學者對於七○年代文學、文化與社會場域的分析，藉以了解此時期留學生去國時的心理與社會背景因素。戰後世代，在文化認同、土地認同、國族認同方面，則隱然呈現「雙重虛脫」的精神圖像；黨國文化教育中的父祖之國──「中國」，只是政治神話、文化典籍與空間想像；而腳下所踩、日日食飲其水米的本土生活空間，在既有的文化敘事體中卻無從感知。「中國」是個龐然巨大的敘事體，鮮明地「在場」，卻又不具可感知的具體「風土」；而台灣則是不具敘事權的「異域」、「他者」，模糊地「不在場」，卻又是腳下可感知的「風土」。既無中國又無台灣，六○年代台灣的「無根」語境，其實潛在著深沉的「認同危機」與「歸屬矛盾」(楊翠，2005：6)。七○年左右，知識分子對台灣問題的總反省，導源於當時台灣在政治、社會方面所面臨的大變局，呂正惠提出七○年代的反省源頭在於海外釣魚台運動，海外釣運激發了留學生的民族主義意識，開始反省民族主義和現代化(即「西化」) 16.

(25) 的微妙關係，同時也激起了一些知識分子對「中國」問題的關係，並開始想要去了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左翼思想，七○年代的「鄉土文學」則是此一回歸運動的一部分(呂正惠，2006：269-273)。也因此七○年代以來，「台灣」逐漸「在場」了；政治上逐漸本土化，中國／台灣歷史記憶與文化圖像的重構、再製與辯證；現代性所造成的時空分離、時／空虛空化；新感覺結構與新心象圖景的構成等等，都是文學關注的議題。對七○年代的女作家而言，除前述社會、經濟、文化變貌的現象之外，傳統父權文化的鬆動，性別文化相關課題的浮顯等等，更可能成為其關懷焦點(楊翠，2005：9)。對深受國民黨黨國教育影響的台灣知識分子而言，「中國」是文化母體，是記憶與認同的母源，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都是用以描繪、詮釋、解說「中國」的「敘事體」。文化母體是本質與精神，敘事體則是形式、表現與代言。正因為「中國」做為文化母體、做為記憶與認同的母源，是兩個敘事體共享的主題意識，兩個敘事體也同時爭逐對這個「文化母體」的「代表權」。當時許多知識青年因對「中華民國」這個「敘事體」失望，轉而向另一個「敘事體」去尋索文化認同；因此，保釣反帝運動發展出兩條路徑；其一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祖國運動；其二則是台灣島內左翼意識形態所開出的幾條實踐進路。就後者而言，著眼於台灣社會的「鄉土」與「人民」的概念從而生成(楊翠，2005：8)。聯經於 2007 年所出版的《思想 4：台灣的七十年代》，則專注描述台灣的七 ○年代，書中收錄不少學者的文章，包括鄭鴻生、郭紀舟、蕭阿勤、詹曜齊等人的文章，論及七○年代台灣的思想場域。鄭鴻生(2007)於〈台灣的文藝復興年代：七十年代初期的思想狀況〉一文針對從 1964 到 1972 年的思想脈絡回溯，如楊逵〈送報伕〉、《西潮》、陳映真與張愛玲、《台灣社會力分析》來形塑七○年代初期的思想狀況，在戒嚴嚴肅的時代下，有日治時代所書寫的作品、中國五四下現代化之交的文章、邏輯實證與存在主義之興盛與消退，雖然權威依然籠罩，但思想的創新、文藝的創作與理想的追尋反倒沒有太多「政治正確」的陰影在內心起著自我禁制的作用，因為年輕人心中有一份素樸的自由精神；他並寫下如此的評語「台灣六十／七十年代仍是處於戒嚴時代，卻有著豐碩思想與文藝成果，回顧之下，如今在思想上的萎縮，毋寧是歷史上最大的反諷(鄭鴻生，2007：102)。而郭紀舟(2007)以《夏潮》雜誌為分析對象，提出以 1976 年是「不滿」力量的集結與發表的開端，1977 年鄉土文學論戰則是此一交鋒點所迸發的政治、思想論述爭奪戰，《夏潮》豐富一個世代的議題，碰觸官方意識形態的禁忌而終於被查禁！《夏潮》這份雜誌在七○年代給予台灣民眾更廣的視野(郭紀舟， 2007：103-113)。詹曜齊(2007)則強調經濟現代化下，加速台灣與西方接軌，而在資本主義模式下使台灣迅速「長大」了(詹曜齊，2007：140)。. 17.

(26) 先不論鄭鴻生等人為何對於今日的思想較六、七○年代萎縮做探討，聯經出版的《台灣的七十年代》這本書給予讀者想像七○年代豐富的公共論壇空間。但是王智明認為《思想》雜誌的文化論述，似乎表示出七○年代是一個充滿美麗、哀愁、純真與熱情的年代(王智明，2007：12)。王智明更提出七○年代的啟動意義必需從兩個角度去探究：它一方面是(中國)傳承的截斷，另一方面是與西方(在現代化與左翼運動)的承接，而這兩者的接合點正是保釣與台獨這兩個看似本土、民族／民主的，卻深具國際主義色彩的社會／民族運動，以及(留美)知識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號召改革的旗幟，正因為它同時含括了兩種不同民族主義想像─台灣的與中國的─並回應了反帝國去殖民的政治訴求(王智明，2007：32)。蕭阿勤的一系列文章更探討台灣七○年代歷史轉折的關鍵。在〈一九八○年代以來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1999)一文中，蕭阿勤認為六○年代臺灣的文學，尤以《笠》、《臺灣文藝》的創立和政治的地域傾向幾無關係，更別說是出於臺灣民族主義，因為《臺灣文藝》鼓勵作家「共建有中國文化格律的文藝」，《笠》詩刊則少有抵抗的表現，兩種刊物各自以不同方式展現鮮明的中國意識，與七○ 年代所重視的鄉土文學／鄉土精神是種巧合。然而自八○年代初期後，笠詩社和《臺文》的作者群已成為「台灣本土文學」作為一個獨特文學傳統這個概念的主要建構者；臺灣民族主義政治的發展，以及這種文學的政治化，主要是因為 1979 年高雄美麗島事件的刺激(1999：16-20)。蕭阿勤在此論述台灣民族主義於文學的發展，認為以 Gellner 的定義來看台灣民族主義的產生，是從美麗島事件之後才符合，並認為提倡鄉土文學是對於現代主義的反動，之後對於臺灣文學定義之爭論是才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開始。蕭阿勤更引用了鍾肇政、李喬、宋澤萊的自白，說明美麗島事件對於他們而言是個「很重要的再啟蒙」(1999：24)，於是八○年代開始笠詩社和《臺灣文藝》的成員致力於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1999：29-31)，台灣文學為了建立文學主權有多元的定義，將文學∕文化之發展脈動與政治扣合，台灣民族主義才是真正開展。蕭阿勤再度強調，對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具有重大意義的「台灣民族」概念的建構，只發生在美麗島事件之後，雖然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是逐漸浮現成形的，並且必須放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脈絡中加以理解，但事實上，這種「獨派」團體只有在美麗島事件之後才形成(1999：42-43)。此一論點，蕭阿勤收錄於《思想 4：台灣的七十年代》的〈權威統治下的國族認同：隱蔽與公開、連續與斷裂〉一文亦有相同的論述，他認為從本鄉本土的情感，進到民族主義的認同與主張，不應該視為自然的或者必然的連續發展，以美麗島事件後的八○年代上半葉，使當時的反對運動激進化，由追求民主化轉向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因素(2007a ： 165-166)。在〈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年代的「鄉土文學」〉(2000)一文中，蕭阿勤 18.

(27) 觀察七○年代初這些青年知識分子的公開言論與行動，認為他們絕大部分在相當程度上已將國民黨所教化的中國民族主義內化，對於台灣前途的熱烈關切是以一種中國民族主義的意識與情感為基礎的(2000：89)，此時又受到美援強勢的力量入侵，而使得這些青年學子產生「朝聖15」的想法，六、七○年代的「青年」也因此流行著一句口號「來來來，來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也因此除了現代主義為主學之外，另一脈強勁的支流為留學生文學。他們在語言上與文化上和他們的父母世代有所區隔，所發展的中國民族主義，包括了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反帝國主義傾向，亦即一方面將台灣自釣魚台事件以來在國際政治上的挫折，以及戰後在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問題，歸諸於「帝國主義」的欺凌與不良影響，另一方面，透過熱烈的公開言論、示威遊行、以及社會服務、奉獻運動等，可以說是對他們先前內化的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目標的一種「再辨識」( re-identification) 過程(2000：91)。釣魚台事件後從青年知識分子開始發展而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基調的社會關懷意識，當他們試圖重新認識、評介台灣日據時新文學與日據時期以來本省籍作家與作品貢獻的人文知識分子，他們重新探究台灣本地文學資源的舉動，正是七○年代初反外國強權文化侵略而有意識地尋求文化獨立自主的解決方案之一(2000：96)；鄉土文學論戰，其實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哄與對決，以民族／國家認同而言，不管是《笠》或是《臺灣文藝》的成員─包括葉石濤，在七○年代時都是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度來理解日本殖民時期到戰後本省籍作家現代文學活動及成果的文化與政治的歷史意義，而從八○年代到九○年代初，他們逐漸從臺灣民族主義的角度，重新理解七○年代的鄉土文學發展與論戰的文化與政治意義(2000：111-7)。蕭阿勤並在〈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一文更重申這個論點，認為七○年代的戰後世代成員將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放入一個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使它成為其歷史情結發展的一部份(2002：228)。蕭阿勤針對日治以來的台灣文學做一系列的論述，在分析這些時代的文本資料之後，蕭阿勤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起源於美麗島事件之後，對於日治以來對於台灣意識以及鄉土文學，隱含於其中的認同論述蕭阿勤將之歸於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這種說法，顯然太過於獨斷，但是從中顯露一個訊息的，秉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或許在某個時期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之間的轉換有個模糊的界線，在七○年代以前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是難以區分。吳介民〈鄉土文學論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領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2004)一文中提到「在七○年代，社會認同的議題其實相當廣闊。然而， 15. Anderson 借用宗教的朝聖之旅的概念來表達專制化的君主制國家的世俗朝聖，以及後來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性帝國的興起所創造出來的種種相異的旅程。不過殖民地人民的朝聖之旅常會受到阻礙，以第一波歐裔海外移民者為例，朝聖地為所處殖民帝國的行政中心，「墨西哥人」或「智利人」的歐裔海外移民通常只能在殖民地墨西哥或智利的領土內服務而已。在此借用 Anderson「朝聖」的觀念，當時美援的氣氛之下，台灣的知識分子對於美國有種莫名的嚮往而前往美國「朝聖」。 19.

(28) 九○年代之後的公共論爭，則被收縮、窄化在統獨／省籍的論述軸線上。」(吳介民，2004：344)，並對於蕭阿勤所提出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起於美麗島事件之後而感到懷疑，認為這會將本土派作家於七○年代和八○年代中期以後政治自由化的言論，做個清楚地切割而無法觀察歷史性的論述變化，並認為在戒嚴體制之下，這些本土派作家所帶有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元素的言論，到底是有很高的真確性，還是權威下的「逢場作戲」？(吳介民，2004：311)。張茂桂亦對於蕭阿勤提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藏在瓶中的精靈」一說提出質疑，他認為所謂的「瓶子」是箝制人類自由表達的高壓政治牢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並非真正等待瓶蓋打開而展開(張茂桂，2001：295-6)。的確，臺灣民族主義並非在某件事發生之後突然產生，必然經過許多的蘊釀期以及潛伏期。只是在戒嚴體制下，台灣民族主義或是台灣意識必然隱藏於中國民族的論述之下；認同並非固定的而是游移的，會隨著時間的轉變而逐漸變化。七○年代所爆發的鄉土文學論戰，重新引介日治時期的文學，不論是否為蕭阿勤所說的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台灣意識，可以確定的是七○年代是由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的認同轉換的關鍵年代。鄉土文學作家所提出的挑戰與質疑，在七○年代並沒有完成全部的工作，這必須要等到八○年代以後，才獲得進一步的廓清與充實(陳芳明，1994：233)。七○年代對於眾多學者而言為一個眾聲喧嘩的理想時代，但對於身在海外的留學生，尤其是本文欲討論的留學生作者皆為外省籍的青年知識分子，他們對於台灣有種既是家又非家鄉的情感，不似在台灣的本省籍青年可以藉由尋找日治時期的資料來重新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根源，他們試圖在中國民族主義之下開始探求新的認同，在離散與流放之間重新建構他們在海外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 四、. 留學生文學如何呈現國／家認同. 蔡雅薰《從留學生到移民：台灣旅美作家之小說析論》(2001)針對從晚清中國旅外小說到九○年代臺灣旅美小說，將各時代的留學生／移民小說做系統性的分析，並深入介紹各年代重要的旅美作家的作品、特色，六、七○年代以於梨華、白先勇、叢甦、張系國、聶華苓等人為分析對象。於梨華為「無根的一代」之代言人，由頹廢現實到覺醒；白先勇融會中西藝術魅力，土地與文化雙重位移；叢甦筆下多樣的海外華人塑像，著重個人在永恆宇宙中的命題，探究海外族群基本的生存困境；張系國善用反諷以描寫出海外遊子的不幸與掙扎。蔡雅薰更針對旅美作家小說主題以及人物形象做更深入的分析，主題將之分為漂泊與鄉愁、尋根. 20.

(29) 與回歸、文化衝突與交融、主婦病到唐璜症候四類型，為海外文學首創系統性、主題性的分析。以離散和流放為討論主題的有林翠真(2002)《台灣文學中的離散主題--以聶華苓及於梨華為考察對象》，站在強調台灣文學主體性的位置重勘放逐主題，改放逐為離散，重新定位聶華苓與於梨華，從這層面看，不論女性文學史、文化生產場域、認同問題所呈現的複雜度，在在都指涉台灣特定的時空氛圍。林家綺 (2008)《華文文學中的離散主題：六七○年代「台灣留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李永平為例》將留學生文學放入「世界華文文學」或是「美國華文文學」範疇中討論，以離散主題來探討：白先勇感受到文化差異與身分認同的混淆，其後逐漸轉換為塑造特有的台北空間收容時代記憶以及文化離散者，張系國則擴及美國華人批判的時代，深刻的代表七○年代留學生文學創新的一環。離散社群文化認同改變過去圍繞在鄉愁、祖國等單向文化概念，透過交混的過程使文化本身更為豐富。吳孟琳(2008)《流放者的認同研究——以聶華苓、於梨華、白先勇、劉大任、張系國為研究對象》以在大陸出生，少年時期在台灣度過，在崇美的留學風潮下遠赴美國的特殊族群中，擇取聶華苓、於梨華、白先勇、劉大任以及張系國五位作家，來呈現多重認同的問題。這五位作家都顯現出對「文化中國」的傾慕，以張系國和劉大任在國族認同上強烈表現出「植根於台灣的中國人」，但是因為生活場域的越界，海外華僑只好避居到一個他們想像中的政治烏托邦，流放的漂泊經驗使他們產生新的族群性，歸類於較寬泛的「華人」身份中。江寶釵以《現代文學》女性小說家談論女性的自我追尋，江寶釵認為於梨華筆下的流亡，不同於西方「失落」的一代，而是傳承了中國一貫的方式，是一般性的流亡，《又見棕櫚，又見棕櫚》為「沒有根的一代」的代言人，而《傅家的兒女》則道出中國人兩種流亡意識的不同；叢甦的〈中國人〉由「家是浪子生命裡的奢侈品」提升到方寸靈臺對中國的肯定。與於梨華最大的不同是，叢甦一方面經常深入人物內心探索他們的流亡意識，並往往將問題升騰到存在的層次；一方面又往往涉入公眾領域，處理流亡中國人的政治認同。於梨華筆下「失根的一代」向大陸尋根，叢甦認同在台的中國政府體制，她們對故鄉的認同差異象徵了這一代中國人複雜的命運，但她們的關懷共同屬於一種語言、一種精神、一種文化、一個個體的流亡，是屬於民族性或世界性的(江寶釵，1994：152-160)。然而，於梨華向中國尋根的說法，其實也可以反映出中國與台灣不同層次的「家」認同。討論白先勇的論文則有陳今屏(2007)《白先勇《紐約客》系列小說研究： 1964~2003》，把《紐約客》置於六○年代以來臺灣旅美小說的脈絡與白先勇旅美作家身份來同時考察。上述討論華文文學或是放逐主題，其中都可見白先勇的書目，這是因為白先勇的所有短篇幾乎都在描繪因由政治所牽引的放逐意識，對於白先勇的「紐約客」來說，過去沒有輪廓，因而也沒有幻影，家的意象有時縮減成「我是中國人」抽象的概念，大部分時間已在記憶裡塗消(簡政珍，1997：170-4)。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