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文獻與理論回顧

根據以上的問題意識，我將從幾個層面分析上述的問題，包括服裝的社會意 義、族群邊界與認同的相關理論，以釐清本文所要討論有關馬立雲部落撒奇萊雅 族人的認同、服飾、邊界等屬於何種狀態，最後則是回顧撒奇萊雅族族群正名運 動，以及相關研究文獻提出的討論，藉此幫助我將本研究所討論的議題聚焦。

一、 服飾的社會意義

Comaroff（1985）曾提出「服飾是人的社會皮膚」的概念，由此可知服飾在 人類社會中是具備社會意義的。他以南非 Tsidi 為例，指出服飾與身體的呈現是 南非 Zionism 教會概念中重要的指標。殖民之前的 Tsidi 社會與殖民後的教會在 身體管理的領域上交會，服飾的穿著成為了是否改加入教會的標誌，「社會的皮 膚」成為「文明化」的象徵。教會的制服不僅是作為身體的遮蔽物，更是個人與 群體認同的重要面向，服飾的色彩與樣式連結了不同人群的社會身分、性別、階 級等等，也區分了教派的分別、文化的新舊。

從歷史上來看，服飾助長了政治與社會生活的組織形成，也協助人們在與他 人的互動中取得自主權或者優勢的再生，Cloth and Human Experience 一書就是 在討論服飾在政治與社會層面的意義並且討論這些意義的轉化（Transformation）

（Schneider, Jane and Annerre B. Weiner 1988），該書指出服飾不論在形式、裝 飾、顏色等都有非常大的變化，使服飾具備了溝通的可能性，可以代表包含年齡、

階級、社會狀態等或者是與社會其他群體的聯繫，也可以透過服飾顯現出支配與 自主的關係、財富與分配、禁慾與縱慾等等複雜的倫理議題。此外，服飾本身即 是有價值的物件，珍貴的服飾更是作為經濟財富在市場上流通，更有可能成為藝 術家或政治人物的收藏品，就像是金銀珠寶般地透過收藏來彰顯權力。從服飾的 製作過程、材料到外型都顯現出多重的象徵，其製作、編織、包裝或者材料皆可 以引起對社會與政治的聯想。第二是服飾具備的象徵性意義，例如連結與綑綁，

可以象徵社會保護的力量，有許多文化也把織布作為社群或是人際關係的隱喻。

例如，在某些社會裡，布料與服裝具有與祖靈產生連結的意義，在本書中 Feely-Harnik 透過馬達加斯加島 Sakalava 人的喪葬研究指出，Sakalava 人認為死 者是一種生病的狀態，最終將透過生命的回歸存在於社會生活裡，回歸的靈魂需 要通過布料來公開他們的身分，朋友及親戚必須圍繞祂，因此 Sakalava 人透過 各類服裝的準備與給予使祖靈產生連結。若歸來的祖靈是皇室血統，透過珍貴的 羔羊布，死者的王權可以彰顯在當下的事件中，提供預言與談話。布料在此成為 了 Sakalava 人與祖靈之間的媒介。

此外，不論是在服飾的製作或是交換、裝飾、穿戴都與性別有密不可分的關 聯，大部分的社會都是由女性負責服飾的製作（也有男性製作服飾的社會，例如 在非洲有許多社會是由兩性共同承擔），因此從服飾的研究中可以理解女性在社 會組織與政治權力上的角色。而在服飾製造的領域上，服飾的製作會被與人的生 理、生命類比，使製作者成為了連結過去生命與未來生命的媒介，而服飾的給予 和交換，在生命的儀式中（尤其是喪禮）服飾通常具有延續性的意義。特定的服 飾傳遞了早先擁有者的權威或過去傳統的神聖性，從而構成統治的合法性。

當資本主義進入服飾製作的領域時，對服飾象徵的影響主要透過以下方式：

一、工廠的大量生產取代某些群體製作的特殊權力，也排除了製作服飾者本身的 意念與象徵；二、時尚流行的促進導致快速變遷的消費模式，服飾成為消費性的 產品，從而淡化了服飾與傳統的聯繫，但也並非是全然對立的關係，有些社會仍 將具有象徵意義的傳統服飾沿用過去人工的方式製作，而提供大量消費的就利用 工廠機器大量製作，進而提升了傳統服飾的象徵價值。

在服飾具有潛在的溝通可能性層面上，Connerton（1989）在 How Societies Remember 一書中論證社會結構中具有一種慣性，對於社會共同的對於過去形象 與記憶，是透過紀念儀式、獨特文化的身體實踐來傳遞和保持的。因此從法國大 革命時的服裝樣式切入，認為社會內化服飾穿著的語法，使衣物轉換成為服飾結 構和意義，正如人們能夠把語句傳換成為文學結構和意義，因此人們都可以從各 樣服裝或布料中尋得預設的意義，因此服飾對於社會地位具有指示性的作用，穿 戴舉止皆具有象徵的意義，也是參與社會分類的具體方式，是某種相嵌於社會文 化結構脈絡中的意識型態。Connerton 以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緊身胸衣為例，當 時的社會對於女性在觀看視覺上的期待是輕佻的（她們穿輕快、柔和的顏色，配 絲帶、飾帶和蝴蝶結）、不好動的（她們的服裝阻止運動）、優雅的（她們的服裝 突出蜂腰和溜肩）和順從的（他們的服裝有約束），但對於穿戴者來說，胸衣壓 縮了橫膈膜、肋骨移位、造成常見的虛弱疾病。某程度上來說是為了改變體型而 設計，更改變了穿著者的身體姿勢，以符合社會對於女性的角色期待。但在革命 時期，服裝成為了標誌自由的媒介，新式的服裝將裁剪簡化和去掉繁瑣的裝飾，

象徵人民追求平等的渴望，透過身體踐行，表達從傳統中解放的意圖。

Connerton 引述 Sahlins 的觀點進一步討論服裝如同語言般的結構，他運用索

緒爾語言學的理論，區分語言（language）與言語（speech），一方面認為服飾的 社會意義是象徵和任意的，其重點不在於發音，而是在於它如何與其他語音做區 別；另一方面，他認為服裝系統就像語言一般具有潛在次序的組織系統，在這個 基礎上，某個說話者發出作為具體信號的言語。因此，服裝的圖式（scheme）是 一種普通「句法」、一種「生成語法」和一組「語意對立」。這個圖式作為一組規 則來運作，規定各類服裝的變化和組合，以描繪這個文化世界的細節。服裝作為 物化的人與場合的主要座標，成為文化範疇及其關係的複雜圖式，代碼看一眼就 能解碼，因為它在無意識層面上發生作用，觀念被嵌入視覺本身，使得服飾在穿 著與觀看之間進行了無聲的溝通。

不過服飾相互溝通的意義究竟來源自何處呢？是源自於服飾製作者的設定 嗎？筆者認為可以從 Roland Barthes（1968）提出” The Death of the Author”（作 者之死）的論點來理解。Roland Barthes 認為過去對於一部作品的理解，有賴於 作者的身份、政治立場、其所處時代的歷史背景、宗教信仰、種族、道德觀念、

精神分析或者是其他傳記等。雖然這種批評雖然帶有梳理性也可信，但是絕對是 有不可忽視的瑕疵，因為讀者永遠不可能精確探尋到作者真正的意圖，讀者所接 受到的意義是什麼，完全是由讀者的印象決定的，這與作家的「激情」或者「品 味」無關，因此有必要將作者從文本剝離。Barthes 認為文本（text）和織物（fabric）

相似，「文本就是引用的編織」，一個文本的意義是透過讀者「無數文化與個人經 驗中心」才得以完成，每一部作品都在被閱讀的當下被重寫，因為原著的意義本 來就存在於語言本身和讀者的印象與理解中。因此文化在意義的詮釋上具有開放 性。反過來，筆者認為服飾（織物）也可以作為文本來理解，其意義是在穿著者 與觀看者之間反覆的「閱讀」得到理解，因此服飾的意義將隨著動態的讀者與動 態的社會而具有動態的解讀。

服飾在另一個近代的例子裡，服飾有時也是「次文化」或者「次團體」形塑 團體認同與號召社會運動的媒介，Hobsbawm（2002）舉例在 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初的歐洲，工人帽成為無產階級普遍的認同標記，進而延伸在無產階級的運 動裡，成為了集體具有政治意義的象徵符號。而其他階級的人或者希望從工人身 分翻身者，則會在打扮上避免產生聯想。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特定的服飾有時在 集體社會當中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次團體的識別標誌，並且隨著穿著者的社會行

為使服飾與不同領域的意義發生關聯。

Turner 在”The social skin”文章中，承接著前述的觀點，對於「社會皮膚」此 一概念有更進一步的討論。Turner（2012）認為身體的表面，即是社會的共同邊 界，是心理生物個體上的自我成為社會化的自我時，所展現的戲劇化的象徵性舞 台，人體的裝飾（從人體繪畫到服裝，從羽毛禮服到化妝品等所有文化上的多種 形式）即是舞台上表達的語言。其中身體裝飾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作為社會行 為或者文化在個人身上建構「主體」最直接也最具體的媒介。這是所有社會和社 會團體都關心的基本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身體上強加一個標準化的象徵形式，

作為社會「自我的象徵」或「客觀的相關」，總是成為所有社會的嚴肅課題。因 此可以認為「主體建構」是一個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大致相似的過程，而對人體裝 飾系統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所涉及的層面。Turner 從亞馬遜森林南部邊界 的本土部落──Kapoya 人的研究中發現，「優勢」和「美」這兩個價值觀是每個 Kapoya 人的社會活動的目標，構成了社會行動的最普遍的目的和個人身份的最 重要的品質，反映在在身體裝飾上具有以下三種意義：一、是將自然的力量和屬

作為社會「自我的象徵」或「客觀的相關」，總是成為所有社會的嚴肅課題。因 此可以認為「主體建構」是一個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大致相似的過程，而對人體裝 飾系統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所涉及的層面。Turner 從亞馬遜森林南部邊界 的本土部落──Kapoya 人的研究中發現，「優勢」和「美」這兩個價值觀是每個 Kapoya 人的社會活動的目標，構成了社會行動的最普遍的目的和個人身份的最 重要的品質，反映在在身體裝飾上具有以下三種意義：一、是將自然的力量和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