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北宋哲宗在位後期的重要宰相章惇（1035-1105），在其政治生涯 中曾有過許多爭議。他一生見證了五任皇帝的更迭，並參與了北宋中 期的重大改革議論，主持過北宋中後期多項開邊活動，是王安石變法 時期最活躍、最有作為的政治人物之一。他長期支持王安石的改革路 線，並在王安石卸職後，仍堅定不移的挺身維護新法。這樣一位富有 作為的宰相，長久以來可能因為被宋史列入〈奸臣傳〉，使學界對其 討論不多。實際上，《宋史》的〈奸臣傳〉，史家多認為評論有失客觀，
不少學者曾為其中人物提出辯駁。1多位學者也認為《宋史》對奸臣的 評價出自於南宋反對變法的舊黨，因價值取向的不同，評論自然也存 在偏見。如喻朝剛便指出「兩宋三百多年，一共只出了二十一個奸臣，
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隨者竟然佔了三分之一」。2喻世華也認為「靖 康之恥的禍首雖為徽宗、蔡京集團，本與章惇無關，但在正統史觀下，
皇帝即使為昏君，也不需要承擔政治責任，而章惇卻要為蔡京等人的 肆開邊隙負政治責任，以致牽累到更早的王安石」。3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章家在福建是大族，
1 如梁啟超認為就宋史曾布本傳的記載，「不能得其所謂奸者何在。」見氏著，《王 荊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頁 171。姚秀彥也認為曾布被列入奸臣傳是 受到舊黨的誣蔑構陷所致。見氏著，〈曾布傳辨正〉，《大陸雜誌》，17：10（臺北：
大陸雜誌社，1958），頁 312-314。劉子健也有類似看法：「《宋史》將曾布列入奸臣 傳，實欠公允。從基本上來說，君子小人的兩分法，過於簡單武斷。像曾布這類人，
既非君子，也非小人。」見氏著，〈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收入《兩 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頁 117-142。
2 喻朝剛，〈章惇論〉，《史學集刊》，1997 年第 1 期（長春：吉林大學史學集刊編輯 委員會，1997），頁 5。
3 喻世華，〈關於章惇歷史定位的再認識——兼論蘇軾與章惇幾方面的異同〉，《廣西 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1 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1），
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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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間，頗出名臣，除章惇外，還有仁宗朝宰相章得象、徽宗朝同 知樞密院事章楶等。章惇在仁宗嘉祐四年（1059）考中進士，授為商 洛令。神宗熙寧四年（1071）受王安石賞識，用為編修三司條例官，
又命為湖南、北察訪使，經略南、北江群蠻，將兩江地區納為郡縣管 理。熙寧七年（1074）召還回朝，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
一日，偶遇三司條例司失火，章惇率人奔走搶救，恰巧讓神宗目睹了 一切，隔日神宗便命其為三司使。元豐三年（1080），拜參知政事。
元豐五年（1082），拜門下侍郎。元豐八年（1085），神宗逝世，哲宗 即位，為知樞密院事。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權同處分軍國重事，
起用司馬光為相。哲宗元祐元年（1086），章惇因反對司馬光盡廢新 法而與之爭辯簾前，言語觸忤高太后，遭王嚴叟、蘇轍等人彈劾，黜 知汝州（今河南汝州），此後七、八年都流放在外。元祐八年（1093），
高太后逝世，哲宗親政，改以「紹述」為國是。紹聖元年（1094），
命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在哲宗的支持下，獨任宰相長達六、
七年。這段期間章惇一方面恢復免役、青苗等新法政策，並主持對西 北的開邊活動，另一方面，也將政治立場不同的舊黨人士一一貶出朝 廷。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逝世，皇太后向氏垂簾聽政，立端 王繼位，定為徽宗。向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對者，因此朝中形勢又為之 一變。章惇曾反對端王趙佶繼立，言語間觸忤了向太后，也得罪於徽 宗，不久便被罷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又貶為武昌軍節度副使。徽 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再貶為雷州（今廣東雷州）司戶參軍，徙 睦州（今浙江建德）。崇寧四年（1105）卒，年七十一。4
章惇在北宋一朝數任宰執，積極參與王安石的改革活動，曾在哲 宗朝獨相許久、權傾一時，是新黨改革派的中堅人士，然而長久以來
（元）脫脫等撰，4 《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471，〈章惇傳〉，頁 13709-1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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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只被視為奸臣，顯然對此人物的瞭解不夠深入。面對錯綜複雜的歷 史現象，若只用「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的單一思維來解釋勢 必過於單調。章惇在正史中被視為「奸臣」，卻也不容於同為變法派 的蔡京，而被列名「元祐黨籍碑」，其實是一個兩面不討好的人物。
章惇與北宋著名文豪蘇軾的交情匪淺，雖然政治立場上兩人有不同主 張，卻能維持長年的友誼。章惇雖然贊成變法改革，但他並不認為舊 法毫無可取之處，他曾向哲宗皇帝進《新修敕令式》，「惇讀于帝前，
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 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5由此可以得知，章惇在政治理念上 並不專以新法為是，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存在；在官場上，他也不隨波 逐流、趨黨附勢，甚至在他擔任宰相期間，「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 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
6可見他的政治操守亦有過人之處，因此用奸臣稱呼他似不盡真實。
本文選就章惇為研究核心，主要原因有二，一為章惇在北宋中後 期的政治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作為哲宗親政時期「紹述熙 豐」的主要推手，獨任宰相長達六、七年，但這段期間其具體施政成 果卻缺少討論。另一原因，從神宗晚年到哲宗即位這段期間，以王安 石為首的改革派不論在新政推行的實際成效，以及外交政策上都遭遇 了一些挫折，也因此在哲宗即位初期改由反對派重新掌握大權，然而 這樣的政治風氣到哲宗親政以後又再度為之一變，其間的轉折耐人尋 味。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哲宗皇帝，以及一批文官為首的大臣，為何在 經歷過改革挫敗後，仍然堅持奉變法為圭臬，此種政治風氣的轉折也 是本文希望釐清探討之處。
過去對於北宋歷史人物的研究，只專注於重要事件的參與者上，
5（清）畢沅編集，《續資治通鑑》（臺北：藝文出版社，1956），卷 86，頁 448，元 符二年八月癸酉條。
6《宋史》，卷 471，〈章惇傳〉，頁 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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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一些較不受重視的歷史人物容易被武斷的概括，章惇便是一顯 例。章惇個人的性格、政治操守、行政能力尚有值得探究之處，在他 獨相的六、七年間，對北宋政局有何具體建樹？他本人的政治理念又 是如何？而他堅持不讓的支持變法，又對後來徽宗朝政局帶來如何的 影響？透過對章惇的研究，希望可以對北宋中後期的政局演變有更全 面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