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以致於一些較不受重視的歷史人物容易被武斷的概括，章惇便是一顯 例。章惇個人的性格、政治操守、行政能力尚有值得探究之處，在他 獨相的六、七年間，對北宋政局有何具體建樹？他本人的政治理念又 是如何？而他堅持不讓的支持變法，又對後來徽宗朝政局帶來如何的 影響？透過對章惇的研究，希望可以對北宋中後期的政局演變有更全 面的瞭解。
第二節 研究史回顧
在宋史的研究領域中，與章惇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多，章惇被 提及大都是在討論王安石，或是新舊黨爭的議題上偶爾被略提幾句，
一直到 1990 年代後期才開始有直接與章惇相關的研究成果。對章惇 個人進行直接研究者首推黃錦君，其所作〈章惇傳論——從章惇的宦 海沉浮看北宋中後期政治風雲〉是較為完整討論章惇的一篇作品。7黃 氏認為，章惇在神宗年間，確實對維持新法的推行、加強新黨在朝中 的力量有一定的影響，但自從歷經元祐更化後，再度執掌朝政的章惇 便集中火力在打擊政敵、挾怨報復上。而隨著新黨、舊黨輪番執政，
變法也已遠離它原本的宗旨，成為固寵專權、橫行無忌的王牌。北宋 黨爭，章惇起之，蔡京繼之，北宋王朝也因之而走向衰敗。黃氏另根 據《宋史》、《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完成〈章惇歷年官譜〉，
8對章惇的仕官經歷有詳細的整理。但在黃氏的研究中，對章惇於獨相 期間恢復新法，以及對外拓邊的討論大有不足，章惇何以經歷元祐更 化後仍堅持推動新法的動機也未有解答，其所整理的官譜也有部分年 代與人名錯置的現象，故仍有待再作深入研究補充。
7 黃錦君，〈章惇傳論——從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後期政治風雲〉，收入四川大 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彙編，《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輯）》
（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 283-294。
8 黃錦君，〈章惇歷年官譜〉，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 究中心彙編，《宋代文化研究（第八輯）》（成都：巴蜀書社，1999），頁 193-212。
5
除了黃錦君外，其他的研究成果多半是間接與章惇相關，且大致 圍繞著兩個主題：一是針對章惇被列入「奸臣傳」是否合宜進行討論，
二是研究章惇與蘇軾之間的交遊關係。
對於章惇被列入「奸臣傳」是否合宜，清代王夫之早已提出疑問。
王夫之在評論章惇時，先提出了「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
功罪也。...三者相因，而抑不必於相值」，9意在不可因人廢言，因人 廢功。王夫之認為章惇對於經略荊湖地區，化湖北蠻夷為文治之邑功 不可沒，若以華夏大義論之更是一項大仁德政。看得出，王夫之想站 在一個較為客觀的角度來看待章惇的功過，只是另一方面他又說「章 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10卻沒有說明何為「邪」事，可見其思想仍 舊受到君子小人二分法的影響。
到了近代梁啟超，也對章惇稱為奸臣一事提出質疑，梁氏質問「吾 不知所謂君子小人者以何為界說」，11認為不論在私德、在政見上，章 惇都不遜於元祐諸人。誠然章惇最為人所批評者，在於貶逐元祐諸臣 與請廢宣仁太后二事，但梁氏認為此種政治報復，「亦還以元祐所以 待熙豐者待彼而已。元祐諸臣是，則惇亦是也；惇非，則元祐諸臣亦 非也」，12稱得上是公正客觀之語。
劉子健雖不認為章惇有冤，但他批評史籍中採用君子小人道德性 的二分法，過於簡單。他指出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在北宋黨爭時已經成 為政治工具，若要詳細瞭解區分官僚類型，需用多元的標準，除了道 德操守外，還要注意到政治理念、學術地位、行政才能、政治作風等 因素。他個人將北宋晚期官僚分作德治、幹才、弄權等幾種類型，13雖
9（清）王夫之，《宋論》（長沙：岳麓書社，2011），卷 6，頁 173。
10 王夫之，《宋論》，卷 6，頁 174。
11 梁啟超，《王荊公》，頁 173。
12 梁啟超，《王荊公》，頁 173。
13 劉子健將北宋晚期官僚分作三大類：理念類、仕進類、瀆職類，理念類又可分為 德治型、治術型與改制型；仕進類又可分為因循型與幹才型；瀆職類又可分為貪污
6
然新舊兩黨官僚在意見上有所不同，還不至於完全弄權，仍有政治理 想和信念，及至真正的弄權型蔡京上台，理想和信念便蕩然無存。14
喻朝剛的論著則強烈為章惇辯誣，喻氏認為章惇性情真率豪邁，
雖然「頗有傲氣，看問題有時過於偏激」，15但其最大的優點是敢於發 言，而不以個人的得失利害為考慮，如在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上，以 及反對立端王的發言上皆是如此。而「誣詆宣仁太后高氏」以及「迫 害元祐黨人」這兩條罪名，喻氏則認為新、舊兩黨在打擊、迫害政敵 方面是難分伯仲。至於「專主紹述」而被列為奸臣就更只是意識型態 的問題了。綜合以上幾點，喻氏認為非但不該給章惇定罪，反倒是當 承認他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無私無畏，忠於職守的宰臣。16惜喻氏 通篇文章所使用的史料不多，且大多取自《宋史》，評論還有值得商 討之處。
喻世華也認為章惇不是投機鑽營的政客，在性格上章惇始終是有 操守、有遠見的，行政能力也稱得上幹練，性格不乏真摯、豪邁。喻 世華提出章惇的真實狀況與身後評價的反差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
他稱之為「章惇現象」，此種特殊歷史現象與北宋以後的政治變局有 關。北宋滅亡後，士大夫將罪責歸咎於新黨肆開邊隙，也因此新黨人 物全成了亡國禍首。此外，南宋的理學也對王安石變法採否定態度所 以史料也成為帶有特定立場的記載。17
另一方面，章惇與蘇軾的交遊關係也是學者較為熱衷的議題，因 為蘇軾的名氣帶起對章惇的討論，進而探討兩人從友好到交惡的經過。
型與弄權型。章惇則介於弄權型與幹才型之間。參見〈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 僚的類型〉，頁 136-142。
14 劉子健，〈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頁 117-142。
15 喻朝剛，〈章惇論〉，頁 6。
16 喻朝剛，〈章惇論〉，頁 5-11。
17 喻世華，〈關於章惇歷史定位的再認識—兼論蘇軾與章惇幾方面的異同〉，頁 147-151。
7
章惇與蘇軾的結交狀況，過去人們多認為是章惇心胸狹窄，容不下舊 黨人士而挾怨報復，致使兩人交惡。但透過考察兩人往來的詩文與書 信，可以重新梳理兩人的交友關係。劉昭明在這方面有豐厚的研究成 果，先後發表過〈蘇軾與章惇之交遊及相關詩文考論〉、18〈章惇〈寄 蘇子瞻〉與蘇軾〈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考論〉、19〈蘇軾與章惇怨讎 考〉、20〈二蘇與章惇元祐交疏考〉21等文章，以及專書《蘇軾與章惇 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22詳細討論兩人交遊關係。劉氏提 出，蘇軾的交遊群中，以章惇最為特殊，兩人「訂交最早，變化最大，
最富戲劇性」，透過考論詩文，以及時人的軼聞傳說，劉氏認為兩人 交惡，與蘇轍在擔任諫官時期屢次彈劾章惇有關。不過劉氏也提到，
兩人交惡並非只有單方面的表現，蘇軾早年曾稱讚過章惇開梅山的功 績，到了元祐年間卻改口批評章惇開梅山是「結怨交蠻，兵連禍結」
之舉，顯示出兩人的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逐漸使友誼變質。而對於 兩人身後獲得南轅北轍的評價，劉氏認為，章惇為了報復政敵，不惜 心狠手辣將好友貶至偏遠荒涼之地，還一再加以迫害而遭後人議論不 已。相反的，蘇軾歷經九死一生後，卻選擇對章惇寬厚原諒而贏得了 後世的讚譽。喻世華的看法與劉氏相差不大，喻氏認為章惇與蘇軾從 朋友到敵人的交往過程，既有政治取向因素、也有私人情感因素，以 及兩人性格同質因素的影響，不能僅僅妖魔化章惇作為解釋，而兩人 身後出現兩極化的評價，也與後來的政治導向以及後人的感情傾向有
18 劉昭明，〈蘇軾與章惇之交遊及相關詩文考論〉，《國立編譯館館刊》，27（臺北：
國立編譯館，1998），頁 137-183。
19 劉昭明，〈章惇〈寄蘇子瞻〉與蘇軾〈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考論〉，收入《千古 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2001），頁 187-226。
20 劉昭明，〈蘇軾與章惇怨讎考〉，收入《紀念陳伯元教授榮譽退休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洪葉文化，2000），頁 465-508。
21 劉昭明，〈二蘇與章惇元祐交疏考〉，《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5：1（臺南：國 立臺南大學，2011），頁 1-30。
22 劉昭明，《蘇軾與章惇關係考──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2011。
8
關。23
與章惇交遊相關的研究還有汪天順所著〈章惇與曾布、蔡卞交惡 及其對紹述政治的影響〉。汪氏指出宋哲宗親政時期，章惇、曾布與 蔡卞是鼎力於政壇的三大巨頭，然而它們之間的關係卻是衝突甚於合 作。曾布巧於迎合，雖地位不及章惇，實際上權勢卻與章惇不相上下；
蔡卞則是全面否定元祐政治，與章惇「兼取元祐」的態度不同。變法 派內部的政治分野，使紹述政治缺乏合力共振的條件，導致哲宗後期 的新黨政治無法有所作為。24
章惇掌政時期的對外政策，對於北宋政局也有很大的影響。曾瑞 龍所著《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詳細考察了北宋中 後期對西夏戰爭的進程，其中關於北宋對外擴張的內在動機，以及宋 夏戰爭的經過與戰略的分析皆有深入的討論。尤其第四章討論了宋哲 宗朝對西夏外交政策的轉變，其時間範圍正與章惇的掌政時間重疊。
曾氏認為元祐的主和路線有著現實主義的影響，在軍事實力不足之下，
只能在對外政策上妥協退讓。可是當宋軍穩定的作戰表現得到肯定，
只能在對外政策上妥協退讓。可是當宋軍穩定的作戰表現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