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的政治生涯，與北宋中晚期的政治走向有很大關係。他崛起 於神宗熙寧變法時期，為王安石所提拔，並一步步成為新黨要角。神 宗駕崩後雖然經歷了元祐更化，但章惇仍心繫變法，於哲宗親政後，
重新被召還回朝，開啟了他獨相七年的政局。章惇十餘年的政治生涯，
其功過定位應如何評斷，本文試圖以其在北宋中晚期中的施政為主軸，
來對他的歷史評價做一總結。
章惇早期的仕途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他的性格頗為強硬自負，在 仁宗嘉祐二年（1057）參加科舉考試，便與姪子一同登榜，然而他卻 因名次低於姪子之下而不願就職，兩年後他再舉甲科，才正式進入官 場。進入官場初期，他也只在地方任職，即便曾經得到歐陽修的推薦 入試館職，最後卻因為御史彈劾其態度清佻而未獲授其職。一直到熙 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動新法改革，時年三十五歲的章惇才被 推薦入中央任職。
章惇初入中央之際，適逢熙寧變法，宋神宗一面改革圖強，一面 對外展開大規模開疆拓土的行動，不僅對西夏強硬，也對西南邊界的 湖廣一帶採開拓政策，章惇即被任命前往開拓荊湖兩路地區。章惇先 以和平的手段，發檄曉諭梅山蠻人，順利招來梅山蠻歸降投附。之後 他又以同樣手段招諭南北江的蠻猷，但南北江有部分蠻猷不願歸附，
章惇也果敢改採武力進攻，最後順利完成兩江地區的開拓，將此地設 置郡縣，並納籍為民。此次開拓的任務，過程雖非完全的和平順利，
然而最終結果，宋廷得以將原本羈縻之地，納為郡縣管理，對於本來 消極管理的西南邊疆也轉為積極治理，對北宋王朝乃有正面意義，也 因此，神宗對章惇的倚信自此加深不少。
熙寧後期章惇被任命為權三司使，期間他掌握宋廷財政大計雖僅 一年，然而他所提出的建議或方針多半都得到神宗的採用，在這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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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他已逐漸躍升為新黨的要角人物。
元豐三年（1080）章惇除為參知政事，開始進入中央決策機構，
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轉捩點。這段期間章惇對於新法的持續推行 有很大的作用，同時章惇為官的性格特色也開始突顯出來。從他開拓 梅山到任職三司，可以看出他行事風格注重效率，並且勇於任事；而 他任職參知政事時曾直言勸諫神宗殺人快意事，不做也罷，顯示出他 乃是果敢率直，敢做敢言之人；又他能以持平的態度對待舊黨，曾挺 身為陷入烏臺詩案的蘇軾仗義直言，以及為劉摯辯駁，也可看出他的 處事態度是就事論事，不因人廢言的。
元豐八年（1085），神宗逝世，哲宗年幼繼位，太皇太后高氏垂 簾聽政，這段期間，乃是章惇仕途的第二次轉捩點。高氏反對變法，
在他執政後，重新起用舊黨大臣，廢除新法，史稱為「元祐更化」。 就在舊黨迅速集結並準備罷廢新法時，章惇身為變法派的要角，挺身 而出為新法據理力爭。然而舊黨除了要廢除新法，更重要的目的是要 將新黨一一逐出朝廷，因此章惇挺身維護新法的舉動便落為舊黨攻擊 最佳的口實。
舊黨為了重新執掌朝政，安排一群反對新法的臺諫官作為對新黨 輿論攻擊的打手，對章惇提出嚴厲的批評，甚至為了彈劾章惇無所不 用其極，將早年章惇經制荊湖蠻事批評為是「殘害生靈」，又以其在 高太后面前言詞激烈爭論役法，批評他是「不忠之臣」、「小人之才」。 在舊黨臺諫官員帶有成見的批評下，章惇及一批新黨大臣皆淪為「奸 邪朋黨」，陸續被罷官貶出朝廷。此後高太后掌權的八年間，章惇都 只能浮沉於地方州郡。
舊黨於元祐年間對新黨的人事鬥爭，僅因政見的不同便將其貶斥 為小人、奸邪，無疑使新舊兩黨的心結更加深化，如同水火，而經歷 過舊黨毫不留情的政治清算，也自此改變了章惇對舊黨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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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開始親理朝政，以恢復神 宗遺志為目標進行紹述，章惇及一派新黨大臣因此重獲重用，也開啟 了章惇於哲宗朝獨相七年的政局。這段期間章惇的施政與作為可分為 幾個方面來看：
一、章惇對於復行新法的態度與作為：在章惇主政之下，神宗熙 豐時期的新法逐漸獲得恢復，其中，有一些在以前執行時所發現的弊 端與缺點，也在此時得到修正與改進。例如章惇曾經據理力爭的免役 法，在紹聖年間重新施行時減低對免役寬剩錢的徵收，又令第五等人 戶以下再次第除蠲減，為的是要減輕下戶的負擔，以及青苗法與市易 法也都重新修正，強調要減輕利息，順民所便，避免破壞新法原本的 善意。而且，章惇雖以新黨要角復行新法，但他並沒有一味地排斥元 祐時期的政策，反而沿用了其中部分的措施，因此他的施政實含有「兼 取元祐」的內容。
二、章惇主政時對舊黨政敵的報復：章惇於紹聖元年（1094）被 召還回京時，曾言及施政的順序以清算舊黨為最優先，可見章惇在哲 宗親政時期對舊黨的打擊，是帶有明顯強烈的報復性。而這樣的情緒 並非章惇一人獨有，乃是整個新黨集團，甚至於哲宗本人都贊同的，
也因此，紹聖、元符時期，新黨對舊黨所採取的報復手段乃更加升級，
甚至不惜羅致罪名以陷害舊黨。但新黨這種不留餘地的清算與攻擊，
根究原因，在於元祐更化時期，舊黨對新黨的鬥爭態度實為要因。熙 豐時期章惇對待政敵是寬厚公正的，即便發表意見時言辭激烈、態度 強硬，但仍舊是就事論事不作人身攻擊。但是在元祐更化時期舊黨卻 因政見、黨派的不同而將章惇貶為「奸邪小人」、「悖謾無理」，因此 也使章惇認清無法與舊黨理性溝通，那便只能採用強硬態度對付之了，
所以章惇在紹聖、元符時期對舊黨的打擊清算，遂有以其人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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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惇對外交政策的看法：章惇主政期間，宋廷的外交政策改 採比較強硬的態度，不僅加強邊疆的軍備力量，更對西夏採築城進逼 的策略，一步步蠶食西夏的境土。而經過一系列的開邊闢土，宋廷終 於於平夏城之役取得對夏戰事的決定性勝利，逼使西夏向遼國求援，
並向宋朝謝罪求和。雖然在遼的干預下，宋朝同意對夏罷兵為和，不 過在築城進逼策略之下，宋朝所能控制的疆土已北移不少，尤其西安 州與天都寨的完工，打通涇原路與熙河路的連結，使橫山大部分地區 皆歸宋所有，已是宋朝有史以來對夏經營的最大成就。
而當宋朝對西夏改採強硬政策的同時，青唐吐蕃諸部內亦有動亂，
於是神宗時「先圖河湟，再取西夏」之策也再被提起。元符二年（1099），
宋廷因遼的干涉而被迫對西夏罷兵，乃轉而用兵吐蕃，並順利佔取邈 川與青唐兩大城，將河湟之地納為郡縣管理，亦是宋朝對吐蕃經營的 一大收穫。
四、章惇與宋哲宗的君臣關係：新黨雖然在紹聖、元符年間處於 執政地位，然而內部卻傾軋鬥爭不已。三省內有蔡卞與章惇水火不容，
曾布也以樞密院為陣地，與章惇分庭抗禮。即便如此，章惇首相的地 位仍不動如山，哲宗對其依舊信任不衰，其中原因乃在於，章惇的個 性強硬，他的犀利發言雖然不見得每次都得到哲宗的同意，但可以作 為制衡朝中其他勢力的利器，加上章惇對外開邊屢屢展現出積極強硬 的態度，與哲宗紹述神宗的目標一致，因此章惇作為哲宗朝的宰相，
在為宋廷堅守新法以及紹述神宗之志的目標上乃是無人可以取代 的。
元符三年（1100），哲宗英年早逝，章惇在皇位繼承人選的擁立 上壓錯了邊，又與向太后發生爭執，其見罪於新主的表現，已經預言 了他最後的政治生涯。徽宗繼位後，章惇成為徽宗、向太后與曾布共 同排擠的對象，曾布不時於徽宗與向太后面前詆毀章惇，又安排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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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舊黨的大臣擔任言事官，對章惇提出彈劾。元符三年（1100）九 月，徽宗以章惇任哲宗山陵使失職為由，罷其宰相職位，知越州。建 中靖國元年（1101），再被貶為雷州司戶參軍。崇寧四年（1105），由 雷州移睦州，死於途中，卒年七十一歲，結束其政治生涯。
綜觀章惇掌政之下的北宋政局，他清算舊黨，對舊黨的人事鬥爭 還以顏色，但主要只集中在參與過元祐更化的舊黨大臣，其他時候，
章惇仍主張兼取元祐之長，甚至對一些傾向舊黨的人物也加以任用，
可見他的政治態度是對人不對事，且是能夠容納異己的。可惜的是，
章惇雖在哲宗朝位列首相，但同為三省執政的蔡卞在朝中的影響力並 不亞於章惇，故章惇所想用的人經常因蔡卞反對而作罷。對外政策上，
章惇主張對西夏以及吐蕃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雖然他的個性較為直 接，發表意見時常直言不諱，引起同列與哲宗的不滿，但往往最後，
宋廷仍舊採取了章惇的主張，可見章惇在北宋哲宗朝對外開邊的主導 上有一定的影響力。
總而言之，章惇個人的性格是直來直往且頗為自負的，因而使他 的發言經常不加修飾，引起同列或反對者的批評，然而他的政治能力 卻是值得肯定的，在他主政之下，神宗及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得以持 續維持，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正。在對外開邊上，宋廷也調整了
總而言之，章惇個人的性格是直來直往且頗為自負的，因而使他 的發言經常不加修飾，引起同列或反對者的批評，然而他的政治能力 卻是值得肯定的，在他主政之下，神宗及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得以持 續維持，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正。在對外開邊上，宋廷也調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