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的仕途發展
第三節 元祐更化時期浮沉州郡
神宗後期經過元豐改制後，以左、右僕射掌宰相之權，元豐五年
（1082）以王珪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章惇則守門下侍郎，位同副相。元豐八年（1085）正月，神宗 開始臥病不起。當時神宗的子嗣裡最大的趙煦年僅九歲，蔡確與章惇 擔心神宗的弟弟趙顥將有覬覦之心，遂與王珪在樞密院南廳共同商議，
統一口徑擁立趙煦後，才由王珪向神宗面奏得旨。
同年三月，神宗駕崩，由皇太子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即位 後因年齡過小，故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然而高氏於神宗在 位時曾屢次向皇帝進言「新法之不便」、「王安石變亂天下」等，117政 治立場明顯反對變法。於是在高氏掌權後，舊黨便開始活躍了起來，
並且在元祐年間復起重掌朝政，也就是「元祐更化」。
116 參見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 109。
117《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2，頁 6169，熙寧七年夏四月丙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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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言路與臺諫之爭
神宗崩逝以後，時居洛陽的司馬光前來京中奔喪，沿途受到民眾 歡迎呼喊：「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118司馬光事畢後雖然 又回到洛陽，但旋即有高太后所派來的內侍，向他詢問政事「所當先 者？」而司馬光立也立即回應，提出「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 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 實封狀，盡情極言。」119
司馬光的上書，為舊黨復起開啟了契機。所謂的廣開言路，表面 上看起來無可厚非，實際上則是希望藉討論朝政的途徑，聚集起反變 法的力量，為廢罷新法製造「公議」。因此，在這之後，新、舊兩黨 之間首先引發了一波「開言路」之爭。
四月，司馬光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陳州，又再度上書請求
「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120在此情勢下，五月初朝廷頒佈一詔：
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讜言，虛己以聽……雖拂心 逆耳，亦將欣然容之，無所拒也。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
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 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 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之初，
恐羣臣未能徧曉，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務自竭盡，朝政闕 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台出牓朝堂。121
此詔的內容，表面上看起來是應允了司馬光請求直言的要求，實際上 卻加了六條限制：凡「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扇搖機事之重、迎合已 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
118《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3，頁 8465，元豐八年三月壬戌條。
119《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3，頁 8466，元豐八年三月壬戌條。
120《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6，頁 8509，元豐八年五月乙未條。
121《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6，頁 8508，元豐八年五月乙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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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者，必有「黜罰之行」。所以可視為是當時在朝廷內的蔡確、章 惇等新黨份子為了防堵舊黨控制輿論所做的防備。然而司馬光自然也 看得明白，看到此詔令後也立即上疏回應：
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 可以六事罪之矣。惟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 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 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 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 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 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 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122
此時因奔喪赴京的韓維，在途中接獲了太皇太后勞問的手詔，也上奏 回應：
古之求言者，必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患」，今則多設 防禁，又以黜罰懼之，是使人有所諱而悼後患也。古之為民者，
宣之使言，下至道路芻蕘，亦見收采。今則出榜止於朝堂，降 詔不及諸道，既乖古義，亦非舊體。恐非所以推廣聖德，普及 於遐遠，開闢言路，不間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 今聖聰漸成壅蔽！123
從這一來一往的疏奏中，可以看出新舊兩黨的爭執已經開始。韓維之 言還可算是客觀之請求，司馬光則除了反駁詔令的內容外，還直截了 當的請求朝廷以他的疏奏內容下詔頒佈天下。此乃司馬光與新黨等人 皆明白，誰能掌握輿論主導權便能改變朝廷立場，進而掌握朝政大 權。
122《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6，頁 8521-8522，元豐八年五月戊午條。
123《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7，頁 8535，元豐八年六月丙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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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王珪卒。王珪的去世使宰相 空出一位，剛好給予高氏有機會進行人事調動。於是，二十六日，頒 詔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通議大夫、門下侍 郎章惇知樞密院。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除門下侍郎。
高氏很快的安排司馬光進入朝廷中樞，但司馬光卻不願就，而「以 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並請更張新法。」原因乃在於，高氏雖然 有想重起舊黨之意，但礙於朝廷中仍是新黨掌握大權，一時也未能做 出決斷，司馬光遂以去職為手段，力求更張新法。高氏重視司馬光，
立即提出挽留：「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 邦國，竊欲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
光乃受命。124
經過此波人事調動，雖然章惇、蔡確等新黨主要人物仍居要職，
但同樣的舊黨領袖司馬光也已進入朝廷中樞。六月二十五日，宋廷也 按照司馬光的要求下詔廣開言路：「……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 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 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125
舊黨復政的第一個準備已經完成，然而要推翻新黨，還得進一步 控制朝廷內的言論，因此他們下一步便是更動臺諫人事。
當時仍在外知定州的呂公著隨即上奏曰：「臣邇具手奏，乞陛下 廣開言路，登用正人，此最為當今急務。臣尚慮陛下深居九重，未能 盡知人才，輒敢冒陳愚見，以助收采。」於是推薦反變法派的孫覺、
范純仁、李常、劉摯、蘇轍、王巖叟等人可以擔任諫官或言事御史。
126司馬光知道了以後也十分贊同，認為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
12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6，頁 8522-8523，元豐八年五月戊午條。
125《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7，頁 8548，元豐八年六月丁亥條。
126《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7，頁 8551-8552，元豐八年六月庚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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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唐淑問、范祖禹等六人，「使之或處台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而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 嚴叟、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廷等，「或以行義，或以文學，皆 為眾所推伏」，希望朝廷能「各隨器能，臨時任使」。另外文彥博、呂 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乞亦令各舉 所知，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逸。」127
在司馬光與呂公著的主導下，王巖叟、孫覺與劉摯先後被任命為 監察御史、右諫議大夫與侍御史。劉摯就任後又提出增置諫官員數的 建議，得到高太后的贊同。十月，朝廷以「中旨」命范純仁為左諫議 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光庭為左正言，蘇轍為右司諫，范祖禹為 右正言。128
為達到推翻新政的目的，控制臺諫是舊黨的一個重要步驟，自然 不可能讓新黨參與遴選諫官，因此此一敕令也未經過政事堂的商議而 直接頒發，明顯是高太后與司馬光的密謀，結果就是讓舊黨完全控制 了臺諫。面對這樣不合程序的命令，章惇立刻提出抨擊：
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 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 浸啟。」
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
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
章惇首先指出，舊制諫官的遴選由大臣薦舉，再經由執政臣僚擬定呈 奏，如今卻由大臣密薦而直接任命，顯然不合規矩。又言：
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 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沖，太皇太后同聽
127《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57，頁 8553-8554，元豐八年六月庚寅條。
128《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0，頁 8606，元豐八年十月丁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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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
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眾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
臣寧避位。」
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 此為例，引親戚及所舉者居臺諫，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
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
范祖禹為呂公著女婿，范純仁與司馬光有姻親關係，在「祖宗之法」
中，臺諫官與執政大臣有親戚關係者應當避嫌。宋朝看重祖宗家法，
尤其舊黨又最重視「祖宗不可違」，章惇此言可說完全捉住了舊黨的 痛處，將高太后與司馬光置入無可奈何的困境之中，最後高太后只能 修改成命，使「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
祖禹為著作佐郎。」129
章惇在與司馬光的臺諫之爭中表現出其敢言而能應變的一面，且 言語間並無特意指射或攻擊人的字眼，雖不能稱其無私心，但可謂是 公正客觀的建言，然而臺諫仍然已全然受舊黨控制，非章惇一己之力 可以改變。而章惇此奏也立刻引來諫官的攻擊。侍御史劉摯言：
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今差諫官、罷侍講，
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今差諫官、罷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