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過去以來都是國內華人主流 的社會價值觀，外出工作由家庭中的男性負責，照料家務與養兒育女 則由家庭中的女性擔當，因此就算男性為了工作奔波而無法顧家，並 不會對家庭角色分工造成衝突。然而，隨著平等的意識，以及女性受 高等教育、進入就業市場的比例大幅提升，女性在社會及職場的角色 逐漸受到重視，「女主內」不再是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唯一規範。而近 年來越來越多研究開始關注男性的家庭角色，尤其是「父職」角色，

雖然當今社會雖不再固守傳統父職角色，但由於女性的工作角色改變 較快，父親的家庭角色相對卻改變較慢，父職依舊為「選擇性育兒角 色」（王舒芸、余漢儀，1997）。相較於傳統對母職的認定，父職在社 會中的質或量都不成比例，社會對父職的標準明顯較低，甚至認為父 親覺察育兒的重要或是陪伴子女成長就算是「參與的」父親（王大維，

2000）。Lamb (2000) 在美國的研究中也發現父母在親職行為上最大 的差異反應在「責任感」，意即儘管證明父職角色的獨特性與正向性，

父親的參與比例仍與母親差距甚大。其中原因為傳統父權文化觀念仍 是現代社會的主流 (De Silva, 2003) ，因此父親在家務分工上的育兒 勞務或是親子教養參與程度皆不如母親（陳富美、利翠珊，2004）。

儘管父職在參與程度上與母職有所落差之外，西方研究仍將父職 認定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建構（fundamentally a soci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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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 1998)，強調父職在人類歷史與社會上，

有著不同於母職的獨特角色與功能，Lamb (2000) 認為父親在家中扮 演著提供者、照顧者、教育者、心靈導師以及建立與捍衛家庭價值等 多重角色。此外，成為「新好父親（New Father）」的概念也逐漸在社 會中被倡導，而作為一個稱職的父親除了成為子女的供應者，也要同 時扮演家庭生活的照顧者( LaRossa, 1997; Lamb, 2004)。Lamb、Pleck、

Charnov 與 Levine (1985) 認 為 「 父 職 參 與 」 含 括 「 互 動 參 與

（ Engagement ）」、「 接 近 參 與 （ Accessibility ）」、 以 及 「 責 任 參 與

（Responsibility）」三個面向，由此可見父職為多元層面的參與。父職 參與不只是促進子女及家庭的福祉，父親在參與子女的過程中也為自 身帶來許多隱而未現的福祉，且不論幼年或成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員 與父親的關係都會因此有更強的連結( Fogarty & Evans, 2011)，Pleck 與 Masciadrelli (2004) 即發現經常參與父職的父親可以享受與子女的 安全依附關係、並且能使父親得以將每日雜事壓力處理更好、敢讓自 己能更多倚賴他人、在職場上感到更舒適而增加工作效率、也可以使 父親對自己工作能力、親職技巧與社交關係付出上更有自信。可是，

家庭與工作的相關政策與福利服務仍以支持女性就業者為多，相對缺 乏因應父職角色的需要提供支持的策略，使得為人父者雖知覺父職之 責任，卻可能難以克服職場環境對其履行家庭角色下的阻礙。

自從 1987 年台灣開放外匯管制與兩岸旅行之後，台灣與中國大 陸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1990 年初期以後開啟台灣到中國大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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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時代。這群來自台灣的白領階級──不論是在中國大陸投資創業 的「台商」或是被台資公司長期派遣至中國大陸的「台幹」──為了 更有潛力的市場、更多的獲益機會與工作機會不惜跨海打拼。據中華 電視公司（2008）報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統計約有七十五萬 的台商在中國工作，派遣至中國的台幹人數則已超過四十萬。然而，

為了提供更富裕的家庭生計，這群人與自己的家庭長期分離，在異國 異鄉獨自適應生活環境、文化差異以及工作環境等帶來的壓力。Farley 與 Werkman (1986)發現在海外工作的父親時常面臨到父職及心理健 康的劣化：他們可能在家人不熟悉其工作細節下，過度理想化並對其 過度期待，在家中也會感到生活與話題不同的隔閡，在親職上產生斷 層而在養育上失去把握，時間安排無法與子女生活與親職需要，並且 無法參與許多家庭活動等等。個人則容易因親子關係緊張、中年生涯 議題、失去人生意義的目標、子女在學校的偏差與反社會行為及角色 混淆等因素，造成一些心理症狀。

許多已經身為人父的台商及台幹，為了工作生涯與家庭生計不惜 與妻兒長期分離。儘管家人可以各式透過各式通訊科技維持聯繫，卻 終究是一種兩地家庭型態。天下雜誌的報導中，將台商及台幹的家庭 歸為一種「假性單親家庭」（賓靜蓀，2009）。假性單親家庭在親子關 係以及家庭角色任務上，都可能會有別於雙親同住的家庭，除了留在 台灣的配偶將負責家中所有的事務，子女在成長階段也可能因為長期 缺乏父親作為角色楷模及性別認同的對象。國內相關研究發現：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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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家庭必須由母親扮演父親與子女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在父親 缺席的情形下，子女雖然顯示能夠表現出更具獨立的一面以及較高的 責任感，然而他們卻也較容易表現自卑或叛逆的人格，在父子關係的 情感上更可能反映出缺乏父愛以及缺乏安全感等問題（方毓秀，2004；

張智昇，2007；蔡素妙、吳家瑜，2006，2007）。然而，除了父親缺 席可能對子女發展產生的影響之外，對於在中國大陸工作而形成的多 元家庭型態中，父親的父職參與以及親子關係的影響則相對較少研究 探討。目前，國內研究多以企業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的視角切入探討赴 中國大陸工作對員工的影響，其中研究發現：到中國大陸工作的員工 會面臨身在異鄉的生活適應問題以及自身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因此，

研究的討論著重於了解影響員工外派意願的因素以及影響員工選擇 離職的因素（如：吳嘉瑜，2005；黃英忠、董玉娟、林義屏，2001；

董玉娟，2000）。以家庭為主體針對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員工探討父 職參與之研究，目前則僅見關注管教方式以及影響親職實踐的因素

（如：徐麗賢，2004；張智昇，2007）。綜合上述，研究者擬以在大陸 工作之父親為對象，瞭解其中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並進一步分析父 職參與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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