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在中國大陸工作且育有就學子女之父親為研究對象，

探討：父職參與及親子關係的關係。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 集，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父職參與與親子關係網路問卷」，包含：「個 人、配偶與子女背景變項」、「父職參與量表」包含「管教責任」、「學 業鼓勵」、「支持母親」、「生活供應」、「時間與交談」、「讚美與情感」、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閱讀與作業指導」及「生活關注」九個面 向以及「親子關係量表」包含「相處的感覺」、「對子女的觀感」、「分 享與依附」三個面向，研究採便利抽樣與立意抽樣之方式，共計取得 有效樣本 213 份。所蒐集的問卷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驗證性因 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多元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

本研究結果可分為兩方面：一為大陸工作之父親的父職參與及影 響其參與程度的因素；另一為在大陸工作之父親的親子關係及影響親 子關係的因素，以下分別敘述並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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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及影響其參與程度的因素 一、 在大陸工作父親參與父職的程度高，其中「生活供應」 、

「讚美與情感」 、 「支持母親」 、 「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及

「時間與交談」參與程度較高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大陸工作父親的整體父職參與偏向「經常」

的程度。而進一步探究各面向之父職參與程度時，發現在大陸工作父 親最常展現的父職參與面向為「生活供應」，此與王叢桂（2004）提 出的論點一致，並與徐麗賢（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維持家計的「供 應者」角色為華人父親最主要的任務。此外在「讚美與情感」、「發展 才能與關心未來」、「支持母親」及「時間與交談」面向的父職參與為 偏向「經常」的程度，而父親最少參與的面向則為「閱讀與作業指導」。 從中可發現相較於「閱讀與作業指導」面向受限於需要面對面或實質 的互動，「讚美與情感」、「支持母親」及「發展才能與關心未來」面向 則為不受空間與距離影響的間接方式參與子女，並且由於通訊科技的 進步，使父親能高頻率的參與「時間與交談」，儘管父親與子女在不 同住的情況也能保持隨時的聯繫。由此亦可見當今在大陸工作的父親 不再是過去只負責維持家計的提供者角色，而能成為一位同時扮演家 庭生活的照顧者「新好父親（New Father）」( LaRossa, 1997)，並且以 情感、認知、行為與關係等多元面向參與子女（王大維，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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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個人與子女背景因素對父職參與程 度有所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父親在親子互動頻率越高則父職參 與程度愈高。而在不同面向的父職參與上，又有不一樣的背景變項影 響情形。

在父親教育程度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父親為大專院 校則較常參與「學業鼓勵」，且教育程度越高的父親越常參與「讚美 與情感」，此與蕭淑慈（2008）研究發現相似，認為父親的教育程度 越高則父職參與在情緒交流、休閒活動與課業學習層面的程度則越高。

如此現象可能由於大專院校教育程度的父親比較看重升學教育，因此 特別會關切子女在學校的課業與學校表現；另外，高教育程度之父親 可能較容易脫離在外打拼、與子女保持距離的傳統父親形象，因而更 多願意對子女表達情感與讚美。

在父親大陸工作資歷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父親在大 陸工作資歷越高，則越常參與「讚美與情感」。尚未有研究於此面向 上有所發現，研究者認為父親在大陸工作時間越久則父親越久不在子 女身邊，因此父親看到較多部份為子女的優點而非缺點，因此較容易 更多去讚美子女。

在家庭發展階段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家有學齡前、

學齡子女的父親較常參與「閱讀與作業指導」，家有青少年子女的父 親較常參與「學業鼓勵」，子女準備離家階段的父親則相較家有學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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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子女的父親更常參與「時間與交談」。研究者認為學齡前、學 齡子女在閱讀與作業上較需要協助，而國內青少年子女升學壓力增加，

因此家長更多關切子女在學校課業表現與紀律，當進入準備離家階段 時，成年早期的子女邁向獨立並且開始能體諒父親的外派，並且與父 母的分離焦慮也比較少（吳嘉瑜、蔡素妙，2006），因此在這種成人 與成人的互動中更能建立友伴關係與交談的機會。

在父親與子女聯繫互動頻率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父 親聯繫互動頻率越高則在「管教責任」、「學業鼓勵」、「生活供應」、

「時間與交談」、「讚美與情感」、「閱讀與作業指導」、「生活關注」面 向的父職參與程度皆會越高。此與徐麗賢（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

其中親子聯繫互動頻率對各面向的解釋力最大者為「生活關注」，其 次依序為「時間與交談」、「閱讀與作業指導」、「管教責任」，這些面 向的父職參與皆較受限於需要面對面或直接實質的互動，因此親子聯 繫互動對於這些面向的父職參與程度影響較大，而「生活供應」則較 為間接式的參與，因此親子聯繫互動頻率對其的解釋力最低。

然而在本研究結果中，配偶背景變項──包括配偶國籍與配偶 工作狀況──對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與過去研究的結果有所差異。本研究推測除了研究樣本數不足導致 結果不明顯，亦有可能為父親在大陸工作的背景影響力遠大於配偶 不同背景所帶來的影響，意即在大陸工作的父親其父職參與程度如 何與其配偶為台籍或其他國籍、是否有工作並無關。此外，子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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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變項中的子女數對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也沒有顯著的影 響，與孫碧蓮（2002）對國內雙親家庭的研究有異，然而與徐麗賢

（2004）對父親為大陸台商的家庭研究結果相同，可知當父親在同個 屋簷下的情況，家中子女人數對於會影響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然 而當父親在大陸工作則不會因為子女人數多寡有不同程度的參與。

貳、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親子關係及影響親子關係的因素 一、 在大陸工作父親知覺與子女關係良好，但與子女之交流

分享相對不足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大陸工作父親與子女的關係良好。進一步探 究其三面向，發現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中，以與子女「相處的感覺」最 好，本研究推測父親在大陸工作與子女儘管相處機會少，然而也能避 免親子生活在一起時常會出現的摩擦，因此較多知覺正面的感受。另 外，本研究也發現在大陸工作父親知覺「分享與依附」面向親子關係 分數最低，研究者認為縱使父親對子女依附的存在 (Erwin, 1998)，然 而父親對子女的依附需求與母親有別，因此父親不一定會認為好的親 子關係是能與子女相互依附以及彼此分享。

二、 親子聯繫互動程度顯著影響在大陸工作父親對親子關 係的感受

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背景變項對父親在大陸工作的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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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沒有影響。而在不同面向的親子關係上，發現背景變項僅對「對 子女的觀感」面向有影響。研究者認為「相處的感覺」及「分享與依 附」面向皆為測量父親主觀認知中的關係，因此較不會受到背景變項 的影響。在「對子女的觀感」面向的親子關係中，在大陸工作父親與 子女聯繫互動頻率越高，則父親對子女的觀感越好。研究者認為父親 對子女的觀感除了透過主觀的認知，也會透過與子女實質互動過程進 而影響父親對子女的認識與印象，因此父親在大陸工作透過返台、眷 探或使用通訊科技與子女聯繫，並且在互動過程中增加對子女的好觀 感。

三、 在大陸工作資歷、配偶工作狀況與家庭發展階段，對在 大陸工作父親對於整體親子關係之評價有所影響

本研究發現，在考量整體及不同面向的父職參與情況下，有不一 樣的背景變項影響情形。本研究發現父親在大陸工作資歷越低，則整 體親子關係越好。此與吳嘉瑜與蔡素妙（2006）所提及「父親派外期 間，父子關係較疏遠」相互呼應。本研究推測由於父親在大陸工作的 情況下會疏遠親子關係，因此資歷較低者所受的影響會低於資歷高者，

使資歷較低的父親相較資歷高的父親有更好的親子關係。

本研究發現父親的配偶若有全職工作，則整體親子關係比配偶無 全職工作者較好。徐麗賢（2004）亦發現配偶無就業的大陸台商父親 在父職實踐之子女培育的需求上最多求助配偶，並且許多研究指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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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有就業，則父親的參與程度較高（馬惠芬，2003；謝明華，2003）， 如此更有可能促進父親與子女之間的良好關係。本研究推測在配偶全 職工作的情況下，父親較有機會多分擔親職上的任務而更多投入父職 參與，進而促進與子女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子女準備離家的父親相較家有學齡子女的父親有更 好的親子關係。此與林群穎（2013）、吳嘉瑜與蔡素妙（2006）的發現 一致。子女在成長後，父親可以跳脫只是提供經濟支援的角色，與子 女一起討論未來，並且像朋友般的互動，使親子關係有所改善。並且 成年子女更有準備去面對父親的外派，更能在理智上對父親的外派緣 由有所體諒，並且與父母的分離焦慮也比較少。

四、 在大陸工作父親的父職參與程度影響其與子女的關係

莫黎黎，1997）。父親越常參與父職，勢必使自己的生活與子女有更 多連結，進而影響自己知覺與子女的關係。在父職參與各面向之中，

除了父職參與之「生活供應」對整體親子關係沒有顯著的影響，其它 面向皆對整體親子關係有正向的影響。本研究推測相較於其它面向的 父職參與，將近九成五的父親都經常供應子女經濟及生活所需，對於 外出工作供應家庭生計為角色任務的父親，並不會僅思考供應經濟與 資源給子女，再加上生活供應屬於間接性的父職參與，較無法在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