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嚴復（1854—1921）與章太炎（1869－1936）皆為晚清著名思想家，雖屬同 時代的知名學人，但人生的起點與後來選擇的道路，迥然有別。嚴復少時入福州 船政學堂，後赴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求學，他參與政事的方式，以譯介 書籍與擔任幕僚為主。章太炎所受的是傳統教育，因時局驟變，擔任過《亞東時 報》、《時務報》等主筆。其後，嚴復與章太炎所選擇的政治道路、對國家的想像、
知識基礎皆大不相同，曾因為嚴復所譯介的《天演論》，開始有了書信和作品的 來往，但是，在詭譎的晚清的政治局勢下，嚴、章二人也因為走向立憲與革命兩 條不同的政治道路，因而慢慢地漸行漸遠。
嚴復與章太炎所面對的問題與處境，即如汪暉所說﹕「人民的形成需要以法 的形式將個人從族群的、地域的和宗法的關係中抽象或分離出來，並建構成為形 式平等的國家公民，後者以個人的或集體的形式參與到國家主權的活動之中。」
1汪暉清楚地說明，在走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人民須從各原生的關係，而進入 到一個以法所構成的組織，面對這樣的情境，嚴復與章太炎分別提出不同的建設 道路，此即是本文的問題意識﹕「嚴復與章太炎二人，是如何展開他們對國家的 分析與論述﹖」
嚴復與章太炎思想的複雜性在於，除了承繼與揀擇的中國傳統有別外，他們 的思想來源亦有別，嚴復因曾留學英國，思想來源以西學為主，章太炎則以日本 為仲介，接受了社會學、西方哲學等新知。因而在討論時，不能只關照他們和所 接受知識的差別與落差，而更要研究，他們是透過什麼方式，整合這些知識，進 而建立他們各自的知識基礎。
1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1398-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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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這時期的學人時，研究者常用「激進」、「保守」、「傳統」、「西化」等 詞彙描述研究對象的政治立場與知識傾向，例如，章太炎與嚴復都曾被以「前期 激進、後期保守」的論斷，用以分析他們二人的思想，「傳統」、「西化」等評價 性的詞語亦同。不過，所謂的激進與保守，其實是相對於時代氛圍與潮流而言，
在五四時期，談論國粹、講求中國文化傳承，被視作是保守，但是，擁抱啟蒙價 值，即是激進嗎﹖汪榮祖便指出，章太炎早期批判傳統，原無意要消滅傳統；從 傳統解放出來之後，仍須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如果傳統被消滅了，則創新的基 礎也沒有了。2黃克武的嚴復研究，亦有此傾向，他認為嚴復的思想傾向，始終 是會通中西，並不同意史華慈的兩面人(Janus-like attitude)觀點。3本文即站在汪 榮祖與黃克武的立場上，以結構性的方式，描述二人的思想傾向，著重於研究對 象思想發展的一致性，若針對同一問題，因時間發展卻有不同觀點，則會另做說 明。在研究上，考察嚴復、章太炎如何整合來源不一的知識體系，特別是此時期 翻譯書籍與思想漸多，研究者多關心研究對象因為某一原因，而扭曲了原生思想，
卻忽略了研究對象是如何整合與重釋這些思想，從這個角度，說明嚴復與章太炎 二人的國家論述的異與同，研究的時限範圍，以二人較密集的著述，自 1894 年 甲午戰後至 1917 年為限。
劉禾在談到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時，強調她的研究不是翻譯 的歷史與技術層面，而是要思考新的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模式，如何從主 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觸／衝突而在主方語言中興起、流通並獲得合法性的過程，
而當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與其說意義轉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 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4劉禾以主、客方的進路，拓展了我們對於翻譯的看法，
不再只是誤讀、錯譯，而要能看到主客方的彼此的互動關係，而筆者認為，劉禾 的跨語際實踐對重視主方語言如何再製、接觸的觀點，亦可借用至整合了多樣知
2 汪榮祖，《康章合論》(台北﹕聯經，1988)，頁117。
3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序》(台北﹕聯經，2010)，頁2。
4 劉禾，《跨語際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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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體系的研究對象，除了觀察研究對象如何理解原生思想外，也思考在他的知識 體系中，原生思想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類似的看法亦見於黃俊傑的思考，在〈東 亞近世思想交流中概念的類型和移動〉一文中，他反省歷來討論思想交流的文章，
常變成「忠誠度研究」，即後人闡述內容和原生概念的差別為何，原生概念被視 作一最高標準，然而，這樣的研究常忽略接受者的主體性，因此，他認為「自我」
的主體性必須先建立，才能在文化交流中真正認識「他者」，並與「他者」互動。
5黃俊傑在此更近一步地說明，思想交流的困境之一，即是人們過分強調兩者差 異，忽略了真正的交流，需先建立起「自我」的主體性。順此思路，我們亦可說
「自我」與「他者」，在相互理解的過程中，既進一步的了解彼此，也重構了自 我對自身的理解。
針對思想交流本身，王汎森則思考，「自我」是如何形塑的﹖王汎森認為，
因思想與社會劇烈動盪，產生了所謂的「複合性思維」，即思想家把出入或矛盾 的思想疊合、鑲嵌、焊接，甚至並置（compartmentalized）在一個結構中，但從 思想家本人的角度來看卻是一個邏輯一貫的有機體。它有時是一個多面體，有些 面比較與時代相關聯，比較易感，容易受「風寒」。而易感的面便會不斷地嘗試 調整，甚至吸收異質。6其中的出入或矛盾，指的可以是古今、中西間概念的雜 揉，後人會因知識分類，或後見之明的緣故，而深覺矛盾。例如，在章太炎的〈菌 說〉中，以生物學低等到高等生物的進化歷程，說明人的意志與團結對於國家社 會的意義。但是，這樣的論證方式，在當代會因知識分類的方式，略顯得牽強。
重視思想家的主體性，及其所賦予的新思想意義，以探求思想家透過何樣的 方式，整合古今中外思想概念，便是現下研究者要努力的目標。本文即在這個基 礎上，考察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論述，說明二人各自的主張為何，同時並比較其
5 黃俊傑，〈東亞近世思想交流中概念的類型和移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
頁8-13。
6 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思想史》，第六期(2016 年 3 月)，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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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並通過「何謂國家」、「如何塑造國家認同」、「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這三 個問題，說明他們的思想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