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論 - 普遍性與否定性之間：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論述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書寫，較為留意思想與思想外之客觀結構，

如政治經濟間的互動，其重點尤在透過通史來把握思想流變之歷史意義。²²¹所謂的客觀結構與通史，其實隨著人們的詮釋與理解，亦不斷地改變，如過去和現在，

有其連續性，有其非連續性，隨著視角改易，過往不被時人所重視的某個時間段或思想家，忽然在身後得到先前未有的重視，亦所在多有。此外，歷史意義本身，

有相當大一部份來自於研究者的現實關懷與研究方法，他所界定的研究框架，一定程度也影響人們的思考。換言之，思想史的研究，和研究者本身的現實關懷與對現下情勢的理解息息相關。

例如，嚴復研究者黃克武，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對嚴復思想的個案研究，

其背後的根本關懷。主要就是希望經由對西方民主思想的更精確掌握，以有助於國內民主政治更完善地成立。」²²²研究者常就著思想家當年所探究的問題，接著講、反著講，或者更深入地探討研究對象當年所遭遇的困難及其侷限。那麼，嚴復與章太炎當年所面對的問題有那些，又有多少東西，是他們沒意識到的﹖

1903 年時期的嚴復，發表了〈有如三保〉一文，以保國、保教、保種說明當時所流行的政治論述，與中國現下所面對的問題，藉著這三保所談論內容而言，

強調「捨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的張之洞，提倡孔教的康有為，

認同黃種的嚴復，鼓吹漢種的章太炎，這四個人雖在當時地位不一，立場不同，

但都為如何重建「中國」，換言之，晚清時期的中國，即是複數的存在，這亦是本文以嚴復與章太炎對於國家的意義、國家的認同，以及二人知識基礎為題之因。

221 黃俊傑編，《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3)，頁136。

222 黃克武，〈發明與想像的延伸﹕嚴復與西方的再思考〉，《思與言》，36卷第一期(1996)，

頁96。

晚清研究的迷人之因，就在於它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樣貌，它所描述的事物與概念，對近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如嚴復譯文中的「么匿」，今日多稱為單位，章太炎所愛護的漢種的歷史，對不明脈絡的學人而言，恐有漢族沙文主義之嫌，因此，勢必要回到當時的時代情境，方能看出當時嚴復與章太炎所關懷的主題與各自的立場。對研究者而言，現下的中國與嚴復、章太炎所處的歷史情境，

其相似處恰好為本文二、三、四章各自處理的問題，即政治路線的抉擇、國家認同、中國研究如何建立自身的知識系統。

在第二章「何謂國家」中，嚴復對國家的想像，側重國家能為人民作什麼，

因而重制度面的創立與保障，這部分整合了「社會」的有機體想像、亞當斯密對市場的理解、人民自治與代議制，都強調人們可藉由努力，以完成一美好的秩序。

然而，這樣一種美好的秩序，人民所應付出的代價是什麼，章太炎認為，在完美秩序的背後，因個體被消納至群體之中，沒有自己的聲音，而這其實是更大的壓迫，人只有單面向的服從公理與群，此外，相關制度的創設，如代議制也未必真如他所言能申民權，在考察代議制的實踐過程的困難與中國的歷史脈絡後，章太炎不認為人民真的參與其中，反有可能是這個制度使得人民更不自由。

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在此處的差異，看似是對國家的性質與定義的不同，實質上是在新的時代，如何釐清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此新的組織形式確如嚴復所說的美好嗎﹖又或是在自由的背後，帶來更大的不自由，在第二章中，嚴復思想中的普遍性表現在制度的創設與美好秩序的想像，認為中國不能自外於其中，但是，章太炎則思考，這些制度與秩序的維持，背後所需擔負的代價，因而勾畫其背後預設與群己話語，否定這些制度與秩序對自身的陳述。

在第三章「如何塑造國家認同」中，討論了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在選擇創建現代國家方式，章太炎選擇排滿與革命，嚴復支持清廷與立憲，表面上看來是排清與擁清的差異，然而，更深層的因素可能是對「歷史文化共同體」與「政治認同體」的側重有別。

對章太炎來說，史學的意義不僅在於了解過去，而是能藉由共有的歷史認同與資源，為國家創制提供新觀點與反省方向，對嚴復來說，社會有機體論述和他選擇黃種與立憲息息相關，既能避免政治上滿、漢的衝突，維持中國現有的疆域，

亦能培養國民的政治意識，在平穩的環境下，使人民能漸進的發展其能力才是最重要的。這兩條政治路線，表面上看來是政治實務的差別，但其背後是對國家想像的差異，而這部分特別表現在二人的政治論述，嚴復重「全球視野」章太炎「在地經驗」，兩人的差異應是思想資源有別，嚴復譯介的書籍，多與啟蒙時期相關，

故重普遍性與宏觀理論，章太炎重史學，故強調與在地經驗的親和性，在此，他的否定性表現為拒絕以一宏大理論與敘事描述自身樣貌。國家認同固然是一大問題，然而其背後政治思想的差異，也不得不辨﹕中國文化要重新煥發生命力，參照的座標究竟該放在何處﹖

第四章「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藉由前兩章的討論，得知嚴復與章太炎各以「普遍性」與「否定性」建立自己的國家論述，前者重公理、比較與秩序的建構，後者反公理、重視歷史脈絡與說明其後的權力架構。

「普遍性」與「否定性」的背後，其實是思考在中國未來該走的道路上，究竟該以重視世界的普遍性為主，或是強調地方的特殊性。嚴復欲以名學作為一切學之學，以會通一切，以形上知識的道，完成道通為一，並在此基礎上勾畫了他對公理與公民的想像，並認為中西學術終有一日能藉由尋求到足夠多的共通處，

而形成一種完美的秩序。然而，在章太炎以唯識學的建立的框架中，名學，處於具有普遍計度功能的意識中，這些遍及一切的相對概念，不過都是妄相，並不能作為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因而以佛學為進路，描述這些妄相的背後是如何形成，

以及如何影響人們。但是，章太炎並不滿足於以出世法壞世法，他以阿賴耶識為出世法與世法間的接榫，真必須要俗中方能呈顯，批判現實，並不是為了展現自己的狂狷，以獲得美名，而是人若要轉識成智，不僅僅是個人的修養，外在的熏習依然會影響個人，換言之，並沒有自了漢的解脫，因而人必須要意識到自己的

現處的環境，了解到其不可通約性，即便是此土、特殊的，他都有存在的價值，

未必一定要在普遍的框架下才有意義。

在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論述背後，所關注的是，制度的創建與設計，應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對此，嚴復與章太炎二人所強調的普遍性有別，嚴復認為必須要建立在彼此的共相上，強調共通處，但對章太炎而言，共相背後的標準，使得殊相不能彰顯，而那些不可通約的事物，或許是重要的，但卻在共相中被弭平了，

因而他強調重地方特殊性，必非排外與保守，而是認為，人們往往未意識到標準背後的預設，而不自覺的地接受了，而普遍的框架亦同，重點或許不在他是否是由共相出發，而在於眾人能不能意識到彼此的殊相，進而想像不一樣的世界。

這兩條路線，具體的差異則表現對翻譯的態度上，嚴復較注重翻譯的「可譯性」，因而重會通，認為會通之理，即是中國未來應走的道路；章太炎較注重翻譯的「不可譯性」，認為各文化間有其不可通約之處，在談文化交流之前，則需意識到背後標準與權力架構。這兩條路線，一者重會通，一者懷疑會通的可能性。

翻譯的問題，其實可大可小，小至字詞字源的比較，也可上升至文化與文化間的相互理解，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嚴復而言，可譯性本身，並不是不證自明的，它是需要藉由研究者乃至於文化和文化間的交流，彼此切磋琢磨，方能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更深刻的理解；對章太炎來說，不可譯性並不意味，人們彼此間無法交流，章太炎的知識基礎中，人們各有其阿賴耶識，他所重視的是後天的養成，如歷史、語言、文化等等，他的不可譯，是條件式的可譯與理解，並不承認所謂真正或完全的理解，只有承認其有限性，理解到彼此的差異，文化交流才有可能。

論文以嚴復、章太炎的國家論述為主軸，但是，從論文所處理的三個問題﹕

政治路線的抉擇、國家認同、中國研究如何建立自身的知識系統，嚴、章二人所關懷的重心，早已超越中國的存亡，逐漸拓展至超國家的面向。嚴復側重以普遍性來探討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再生，也期許中國未來的方向，能以他所挖掘的自由、

天演、會通之理，各國之間的人民，能沿著此路線，思考未來人們應如何共處；

章太炎的否定性，雖質疑普遍性的自身陳述，反而提出了另一套，不同於以正面方式談論普遍性，而是以否定性為核心的普遍性，即是認為，沒有一個超乎一切秩序、理則之上的規則，人們必須認知到所處環境的有限性，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條件，只有從理解自身的條件開始，方能談普遍性。

嚴復、章太炎二人的「普遍性」、「否定性」間的對話，在今日仍有其重要意義，理解中國的位置與中國文化本身，必須跨越中國本身，尋求更大的框架，以

在文檔中普遍性與否定性之間：嚴復與章太炎的國家論述 (頁 1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