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
第一節、 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第四章、 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
在本章中，將從前兩章「何謂國家」、「如何塑造國家認同」所勾畫出的政 治藍圖，說明背後的所代表的知識觀和對文化交流的態度。面對新知識、新體系，
嚴復與章太炎是如何思考與討論的，在前兩章中曾說明他們各自的學術傾向與使 用的思想資源，然而，並未對他們知識觀和對文化交流的態度進行說明，而這些 問題，都必須要從各自國家論述背後的知識基礎談起。
本節先分梳嚴、章二人對「翻譯」的態度，翻譯，即是他們如何理解與建構 知識觀的媒介或具體體現，觀察嚴復與章太炎二人，如何翻譯世界，如何翻譯中 國。之後，進一步的說明嚴、章二人政治藍圖背後的知識基礎，以及他們如何理 解語言的名實問題。嚴復認為能夠藉由名學，以普遍的框架整合各式各樣的知識，
在這樣的框架下，能夠實現「道通為一」的理想。章太炎則認為，知識其實是由
「遍計所執性」推導而建立，並沒有實在性，我們應質疑任何以普遍性為名的事 物，而章太炎的政治理念的知識基礎，則須從他從「真／俗」間框架下理解。
第一節、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嚴復與章太炎俱是當時傳播新知的學者，此處的「新」，在空間上來說，是 中國之外的知識體系，如西學、東洋學，亦是時間上的新，所討論的皆是時人關 切的議題。在身分上，嚴復與章太炎雖一為譯者，一為報人，首當其衝須面對的 問題是：「如何理解翻譯？」
嚴復在〈譯天演論自序〉中，陳述他對翻譯的理解及其功能：
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為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理者，已有切膚 精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訛，聲音代變，則通假難明，風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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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
愈亦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托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 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 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以得於彼者，反以證吾古人之所傳，
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觀華為學者，萬萬有加焉。174
如果只是用尋求富強的視角理解嚴復的《天演論》，那麼，翻譯不過只是一 種工具，只是用以傳遞西方的新知識，但是，嚴復在闡述翻譯的意義時，是先從 不明古人之書開始的。由於時空差異、語言的變革與人們所處的環境有別，學者 們試圖藉著文字、聲韻、訓詁來還原古代的面貌，但是，對嚴復而言，這樣的研 究或許會使得意義更加的不明確。而克服這樣困境的方式，便是藉由翻譯，「道」
既然一種跨越時空的事物，換言之，它便是普遍的，非是僅限於中國人之道，如 果禮失能求諸野，而中國現下的問題則明顯是失其道，那麼，藉由翻譯，便能重 得古人之傳。這樣的論述近似於宋儒體道的思維，相較於訓詁而言，學者個人的 體悟更加重要，只不過嚴復是藉由翻譯而求道，因而有學者認為，嚴復的《天演 論》的寫作緣由，背後其實是一求「道」精神。175求道精神，尋找彼此皆共有的 普遍性，形塑了嚴復國家論述中知識基礎。
對於翻譯的理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和嚴復略有差異，
可稍微作一對照：「如果說一部譯作讀起來就好像原作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這 並不是對該譯作的最高讚譽，在譯作問世的時代尤其如此。相反，由直譯所保證 的忠實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樣的譯作反映對語言互補性的偉大嚮往。一部真 正的譯作是透明的，它不會遮蔽原著的光芒，而是通過自身的媒介加強了原著，
使純粹語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體現出來。」176在本雅明的論述中，翻譯是一種回
174 斯賓塞原著，嚴復譯述，《天演論》(上海：世界圖書，2013)，頁10。
175 吳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台大歷 史學報》，第23期(1999)，239-276。
176 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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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純粹語言之法，這自然和上帝語言與形上學傳統有關，嚴復與本雅明都希望能 藉由翻譯，來跨越語言隔閡，指向道與上帝語言。
相較於嚴復強調可藉由翻譯以獲取道，章太炎則就翻譯所難以跨越的面向進 行論述：
若夫引伸之義，各循其本，顯目則譯語同，密詮則根語異，如梵語稱字曰 奢婆達，其本謂聲，此土曰字，本謂孳乳。梵語稱德曰求那，本謂增倍，
此土曰德，其本謂得。要以名譯奢婆達，（名即書名札名之名，名本自命，
亦言鳴也，有聲義。）以多譯求那，（戰功日多，與增倍義近。或譯功德，
猶近之。）則隱顯皆容相應。言字言德，顯目雖同，密詮自異，然諸隱顯 無礙者，無過十之一二。是故諸譯語者，惟是隨順語依語，果不可得其語 相語，因不喻此旨，轉相執箸，則互相障隔者多，而實不可轉譯。（假令 梵人言漢字非奢婆達，語本不謬，以本非并音成文也。若轉譯云漢字非字，
此即大謬。何者？本以孳乳而成，何得言非字邪？近人或舉遠西人言漢字 非字，惟是符號。此皆不可轉譯之語，譯之遂成誣罔。）177
在章太炎的觀察中，藉由翻譯，我們固然可理解某些事物，但也因為語言與 文化的侷限，某些事物是無法藉由翻譯表達而出的，因此會造成人們的誤解，若 考慮不周，甚至會開始貶抑起自身的文化，章太炎在此舉的例子，即是在梵語的 脈絡下，中國並不具有奢婆達的特質，因為中文是象形文字，在拼音系統的脈絡 下，自然無法被當作「奢婆達」來看待，但是，若說中文非字，這即是荒謬的看 法了。
劉禾則以分析章太炎在萬國新語論戰、拜倫中譯本的觀點，說道：「他（章 太炎）清楚地意識到文化差異是無法在權力與宰制的框架下恰當的把握的。他認 為如果一種語言無法跟另一種語言通約，這與優越性或野蠻性是全無干涉的；毋
177 章太炎，《齊物論釋》，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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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說，不可化約的差異性是無法調和的。」178對章太炎來說，文化雖有其差異，
但人們可以「各暢其性，各安其所安」，這並不代表章太炎是排外的，各文化間 固然可以彼此交流，但是，這樣的交流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背後的權力結構 又是什麼？這是章太炎所要追問的。汪榮祖強調，章太炎所面對的危機是文化一 元論，因此他將《莊子‧齊物論》駁斥名家「白馬非馬」的語境放置在當代，若 文化是一元的，那麼中國文化不就成了「非文化」嗎﹖179中國存在於當下的意識 形態之外，只可能是否定性的，中國並不存在，即無法正面定義中國是什麼，而 只能從中國不是什麼來進行定義。
在這一節中，嚴復與章太炎，對於翻譯的態度，其實也反應了他們對於文化 交流的看法，嚴復較注重翻譯的「可譯性」，因而著重會通，認為會通之理，即 是中國未來應走的道路，如在第二章中，曾說明嚴復所譯介的作品，皆試圖以一 普遍框架以整合所有個案，普遍框架本身，即一會通之理；章太炎較注重翻譯的
「不可譯性」，認為各文化間有其不可通約之處，在談文化交流之前，則需意識 到背後標準與權力架構，如在第三章中，章太炎在思考群與公理話語時，認為當 未意識到譬喻與描述，如何形塑人們的思考，受壓迫者常陷於其中而不自知，甚 至所作所為亦強化此規範，因此，章太炎對規範及其背後的標準始終是保持警醒 的。換言之，兩人雖談論的是翻譯是否可譯，事實上，所思考的問題是，文化，
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所扮演的是什麼樣的地位，文化交流如果可能，究竟在什 麼意義上是可行的﹖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究竟該如何面對過往的歷史文化。
對嚴復而言，他心目中的翻譯，即是一趟求取湛然之理的旅程，藉由他國文 化，進而重新認識自身，換言之，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勢必會不斷地發現各個 文化間共同處，但是，對章太炎來說，那些處於這樣普遍性之外的事物，是否失 去了它的價值，例如，各國的歷史文化各有其進程，是否仍要尋求其普遍性﹖
上述的這些問題，與二人的國家論述的知識基礎息息相關。
178 劉禾，《跨語際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342。
179 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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