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研究動機
（技術團）把台灣農業的獨特「產銷班」制度帶到這裡，教當地的農民擁 有產銷觀念以及儲蓄習慣，以前的「強盜村」現在已經轉變成為「養豬 村」（林海音，2005）
駐外技術團是台灣對友邦提供援助時最主要的實施模式，實際改善當地人民 生活的描述，則是援助發揮功效的寫照。由於，我國外交處境特殊，對外要面對 中國於國際空間的打壓，對內正在經歷政黨政治輪替及國家認同的轉變。而，外 交作為台灣國家主體對外發聲重要管道的同時，其多數內容極為機密，僅有對外 援助的紀錄屬於政府資料相對公開的部分。對外援助不僅是友邦與我國實際接觸 的機會，也成為台灣對內推廣所謂「做外交」的模範。從光華雜誌可以發現這類 敘事的典型模式，「離鄉背井，千里迢迢遠赴異國工作，農技團團員前往的動機 各不相同。有不少是想藉此肯定自己的技術與能力，希望能為國家揚名異域，希 望能爭取他國更多的友誼與支持（關麗嘉，1987）」確實台灣以農業技術團為 名，多數邦交國也的確是相對陌生的「異域」，這類敘事有效的形塑台灣對外援 助的印象。然而，這種敘事模式強調援助過程團員的辛勞以及帶給友邦的益處，
卻沒說明背後效率、成本以及目標的模糊。筆者認為對外援助並不只有技術官僚 視角的農業生產，透過國際發展的視角探討扶貧（pro-poor）對友邦人民以及國 家發展帶來的影響。
即使台灣對外援助的資料取得相對困難，相關研究依然從歷史資料、書面資 料與深度訪談的研究方式探討，亦有來自友邦留學生研究題目為台灣對其母國的 援助案例（薩卡羅，2017），還有援助從業人員以自己執行的援助計畫為對象之
研究（黃天行，2001；官俊位，2002）。這些研究不僅填補學術上的空白，亦有 助於對台灣的對外援助帶來更全觀的理解。而本研究的動機與上述最後一種相當 類似，同樣來自於援助現場的實際參與。筆者擔任外交替代役期間偶然參與援助 計畫的重新啟動1，「重新」顧名思義是之前執行一段期間停止後又再度啟動。筆 者在整理計畫歷史文件與盤點計畫設施運作狀況的工作過程裡，發現重新啟動的 時間點非常適合檢驗援助計畫在停止期間是否持續發揮影響力。簡單來說，探討 計畫結束撤離後的經驗現象，是筆者關於此研究的主要動機。
1.1.2 台灣的對外技術援助
戰後的馬歇爾計畫又稱為歐洲復興計畫，美國大約以四年的時間和一百三十 億美元為代價，透過使西歐各國在經濟管理上系統地學習和適應美國經驗，達成 了對戰後殘破經濟的修補（Milward，1985）。這項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 計畫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計畫已在 1951 年 宣告結束，但此後美國對歐洲國家的其它形式的援助卻始終沒有停止過。在這四 年內，歐洲迅速的經濟復甦帶給了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 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 FAO）、美國國際合作發展總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 USAID）在內的國際援助專業機構信 心，從此扶助落後地區，使其與已發展國家共享經濟成果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成 為一種普遍的共識（劉曉鵬，2009）。
當台灣還在接受每年一億美援之時，就開始對外援助的工作。於 1965 年美援 結束，台灣從受援與援助同時進行，轉型為援助國。當時對外援助是在二戰後
「反共」與「發展」為基調的國際氛圍下展開的。台灣在「自由世界」的隊伍中
以推銷「自傳統農業發展起來的經驗」為形式，替受援助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 套發展的範本（林德昌，1999）。台灣一方面促使受援國政府相信只要照著臺灣 經驗去作就可以走向豐衣足食，另一方面以輸出援助換取受援國的國際承認（王 彩雲，2003；劉曉鵬，2005；劉曉鵬，2009）。可以說，援助發展中的盟國是台 灣外交歷史不容忽視的主軸。
援外具體起源於 1959 年成立之「駐越南農業技術服務團」，隨後在 1960 年 代，十七個非洲國家相繼宣布獨立並加入聯合國，當局遂以美國提供之資金於 1961 年成立「先鋒案執行小組」主持技術援助的推動，並於 1962 年擴大改組為
「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在中南美洲方面，則以 1963 年成立的「拉丁美洲農業 技術合作小組」負責，其後於 1968 年擴張為「外交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
然而，以技術援助換取對國際承認的企圖，在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 宣告失敗，各邦交國紛紛轉向支持迅速崛起的中共。此後台灣將技術合作之重點 轉移到中南美洲及南亞太平洋地區，於 1972 年將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與外交部海 外技術合作委員會合併為「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會）」，負責國際技術合 作事宜。1980 年代後期，新興工業化的成功使台灣累積大量外匯存底，於 1989 年 又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海合會）」專責對友好的開發中國 家提供經濟援助。而後基於援外業務日益專業，為整合援外資源，於 1996 年成立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海合會及海外會分別裁撤（王彩雲，
2003）並於 2010 年三讀通過《國際合作發展法》，確立了我國在國際合作發展事 務上的各項目標、原則與執行方法。
即使外交部底下之海外會已裁撤，負責技術合作之組織經歷改組、重組與裁 撤，至目前為止仍然是由外交部主導。由外交部主導的現象，可從國合會的設置 條例發現。國合會秘書長職位由外交部長兼任之國合會董事長提名，再由董事會 同意聘任，所以秘書長受到董事會監督，在策略上則受到外交部指揮。接著預算
部分，技術合作事宜多數並不是以國合會內部財源辦理，而是承接外交部以委辦2
成本回收概念之小農貸款。接著，於 2005 年、2006 年國合會針對技術合作轉型
9國合會，＜國合會的 2010-2011＞，秘書長訊息，2011/01/12。網址：
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19729&ctNode=30150&mp=1，搜尋日期：2019/06/10。
面對質疑。最後，國合會推動的技術合作轉型於 2012 年開始發酵，原本由技術團 主導的援助計畫逐漸轉移給當地政府接手。
戰後台灣對外援助組織雖持續變動，而外交目的始終是援助的核心。伴隨對 外援助超過 50 年技術合作模式「駐團制」正式走入歷史，台灣對外援助開始與國 際主流援助接軌走上專業化的步伐，目前可說是位於台灣對外援助的交叉點上。
站在轉捩點上是檢討援外過去經驗及制度的好時機，畢竟所有新的制度都無法憑 空創造勢必來自過去經驗的學習與檢討。下一節，將回顧過去畜牧計畫執行方式 以及解釋為何養豬計畫值得做為案例探討。
1.1.3 對外技術援助之養豬計畫
台灣的養豬產業歷經美援大力推動以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相應政策措 施的扶植，從 50 年代的後院養豬模式轉型，進入 60 年代的現代化養豬模式（劉 志偉，2009），在 70 年代持續累積飼養實力，在 80 年代成為台灣養豬的黃金年 代，以生鮮豬肉佔據日本市場重要地位，直至 1997 年的口蹄疫暴發。養豬技術可 以說是台灣農業技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於此外交機構在訂定技術合作協約 時皆會將其納入考量，從技術團合作紀錄皆能發現養豬計畫的蹤跡。
從過去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97）出版的工作紀錄，可發現養豬計畫已在 多個國家進行試驗、示範及推廣的工作，也有協助豬瘟疫苗製造及現場豬瘟調查 的獸醫工作。另外，從全國法規資料庫亦紀錄台灣過去簽署的技術合作協定，從 簽訂的數量與相關條約內容亦可看出養豬計畫的重要性。例如：1973 年與巴拉圭 簽訂的農業技術團換文10，表示出當時派出的六名農技人員，包含兩位養豬專 家，以及其餘四位園藝專家。另外中華民國駐哥國農業技術團也特別與哥斯大黎
加共和國農牧部簽訂發展養豬合作協議書11，來保障彼此在養豬產業發展的權利
度快，現金投入後週轉週期短。例如：尼加拉瓜政府積極推動消滅貧窮計 畫，振興鄉村地區發展。駐尼加拉瓜技術團的豬隻產銷班計畫，目的即是改 善尼國鄉村地區小農之貧窮問題，而宏都拉斯技術團的養豬計畫亦抱持相似 動機。此外，與太平洋島國不同中南美洲國家因為市場較大、人口基數較 多，養豬產業具有發展前景，以企業化經營的養豬計畫，對當地產業具有示 範效果。
受援國家大多缺乏現代化飼養技術，屬於後院養豬模式。普遍擁有豬種品系 不清、缺乏飼養管理、設備簡陋、衛生條件差、技術人員不足及飼料成本高昻等 情況。一般來說，技術團引進飼養管理後，就能使養豬情況改觀。接著，再根據 駐在國的類型，視實際規模需求推廣養豬作為小農副業、輔導成立繁殖場、或是 經營大型「一貫場12」。
在所有畜牧計畫中，宏都拉斯養豬計畫於時間跨度與重要性來說，都適合 作為技術合作代表案例進行討論。在時間跨度上，雖沒經歷 60 年代的大型農耕時 期，以及 70 年代的援外地區轉換，但是養豬計畫作為 80 年代援外從耕耘進入收 穫的代表，並且持續跨度 90 年代直至千禧年之後技術合作模式轉型期。從 1982 年養豬計畫創立，替宏國政府維持既存「國家農業試驗站13」並且發揚推廣工
在所有畜牧計畫中，宏都拉斯養豬計畫於時間跨度與重要性來說，都適合 作為技術合作代表案例進行討論。在時間跨度上，雖沒經歷 60 年代的大型農耕時 期，以及 70 年代的援外地區轉換，但是養豬計畫作為 80 年代援外從耕耘進入收 穫的代表，並且持續跨度 90 年代直至千禧年之後技術合作模式轉型期。從 1982 年養豬計畫創立，替宏國政府維持既存「國家農業試驗站13」並且發揚推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