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二節 立法委員的選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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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影響立法委員在國家整體利益與選區利益兩個代表角色間擺盪 的因素有許多，但是對於立法委員而言，最終的目標僅有一個，就是「連任」，
對於立委來說，僅有在連任無虞的時候，他們才會轉而去追求一些其他的目標，
像是制定一些好的政策以實現個人願景或是增加個人在國會當中等影響力等等
（Fenno, 1973）。然而，為何國會議員要進行選區服務？選區服務與國會議員的 連任目標相關嗎？Fiorina（1989: 93-97）的研究結果顯示，選區服務確實對於 連任有很大的幫助。根據調查，大部分接受過服務的選民都對服務結果感到滿 意，在投票比例上也比一般人高；即便不是受訪者本人，而是親朋好友曾經接 受過服務，也有相同的現象，這些選票在選舉時可能會發揮關鍵性的作用。非 安全選區的國會議員經常面臨強敵的挑戰，若是積極進行選區服務，雖然增加 的得票率不多，但要是少了這些選票，則很有可能會落選。而大多數的國會議 員心理上都有一種不安全感，無論各項客觀數據如何，都認為自己處在不安全 的選區，因此，在尋求連任的前提之下，國會議員勢必會將大部分的時間及資 源分配在選區經營上面，以符合選民對於國會議員角色的期待，並且達成連任 目標。
第二節 立法委員的選區認知
在探討立法委員的選區經營模式之前，首先必須探討立法委員如何認知自 己的選區。有關於選區認知的文獻並不多見，Fenno（1978）在《Home Style》
一書當中提到，國會議員的資源分配與他心中認定的選區有著極大的關係。他 將國會議員的選區認知以一種同心圓的方式呈現，由外由內共有四層，分別為：
地理選區（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連任選區（reelection constituency）、主 要選區（primary constituency）以及個人選區（personal constituency），整個同 心圓由外而內，愈是內層愈是受到委員重視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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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Arnold（1990）在討論國會議員如何得知選區對於法案的立場時，也曾 提到並非每個選民在國會議員心目中都是「等值」的，有一群被注意到的公眾
（attentive public），他們在議題上的主張會受到國會議員的重視；相反的，另 一群不被注意到的公眾（inattentive public）因為不在乎國會議員的所作所為，
所以也容易被國會議員忽視。黃秀端（1994）在談到我國立法委員的選區服務 時，沿用了Fenno 的架構，認為國會議員在決定服務處地點、寄送文宣品、參 與選區行程，甚至是從中央帶利益回選區時，都會將不同選區層次的問題納入 考量。許志鴻（1986）在研究台北市議員選舉時，則將 Fenno 的架構加以簡化，
分為選舉區選民以及核心選民，前者是指議員選區內所有的選民，包括去投票 以及不去投票的所有選民；而後者是指對於議員連任結果最具有影響力的選 民，若是這些選民在選舉時不加以支持，則該議員落選的機率相當大，因此，
核心選民比一般選民對議員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根據Cain、Ferejohn 與 Fiorina（1990）的統計，美國國會議員一週約處理 71 件選區服務案件，英國國會議員一週約處理 36 件；換算下來，美國國會議 員一年約要處理3 千多件服務案件，而英國國會議員也有 2 千件左右的服務案 件。黃秀端（1994）針對第二屆立法委員的統計結果，每名立委平均每月收到 69.62 張白帖、60.16 張紅帖，還有 125.31 件個人請託案件，負擔也十分沉重。
若是立委將每一件服務案件都以最高規格來處理，付出的成本與得到的效益勢 必不成比例，因此，立法委員及其助理會依據各種客觀條件來判斷每見服務案 件的處理方式，案件的請託者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筆者經過文獻的耙梳，
發現無論國內外學者，在談到選區服務時，一併提到選區認知的並不多，然而 根據筆者的實際觀察，國會議員的選區認知對於其選區服務行為具有相當大的 影響力，這也是本研究可以加以深入探討的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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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選區經營模式
每位國會議員都有自己獨特的選區認知，當然每位國會議員也有自己與選 區互動的獨特方式，有關國會議員選區經營的文獻非常豐富，以下筆者將關於 國會議員的選區經營模式的文獻分為與選民接觸、個案服務以及為選區爭取利 益三個部分加以探討。
一、 與選民接觸
（一） 參與地方行程
國會議員與選民的接觸（contact）和選民對於國會議員的記憶（recall）之 間的關聯程度非常高，Cain、Ferejohn 與 Fiorina（1990）的研究顯示，國會議 員接觸選民的方式與程度關鍵性的決定了國會議員的能見度（visibility）。該項 調查研究也發現，多數民眾並不曉得自己選區國會議員的政策方針，也不會用 這方面的表現來評價國會議員，那民眾是如何評價國會議員是否稱職呢？只剩 下選區服務一項最有可能了。
Fenno（1978）認為每位國會議員都有與選民接觸的獨特方式，並稱此為「家 鄉風格」（Home Style）。Home Style 可以分為三方面：向選民呈現自己、向選 民解釋在國會中的立法行為以及資源的分配。每位議員的獨特作風可能和他的 個人偏好、個性、對於選區的認知、選區的需求以及和選區之間的互動有關，
此種風格最後慢慢形成大家對於該議員的印象，成為所謂的Home Style。
向選區選民呈現自己的首要工作就是贏得選民的信任。信任是選區選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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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之間建立關係的基礎，這也會影響到國會議員的聲望，以及選民對他 的支持程度（Park, 1989）。例如：美國前眾議院長 Sam Rayburn（1913-1961），
在眾議院德高望重，但是一回到選區便立刻換上休閒服，開著卡車，到處和農 民寒暄，這種農民的形象為他贏得德州選民的信任。
對於國會議員來說，參與選區活動並且藉由這個機會與選民接觸，就是讓 選民認識自己最好的機會。根據黃秀端（1994）的研究，以往交通不便的時候，
中南部及東部的立委大約是一星期返回選區一次。問政型立委大約一週有一天 半至兩天待在選區；非問政型立委則一週有三到四天待在選區，甚至更多天。
而隨著選舉期間的接近，立委待在選區的時間會更多，有的國會辦公室甚至空 無一人。高鐵通車以後，有些中南部立委甚至天天返回選區，過著立法院與選 區之間「通勤」的生活。
Mayhew（1987: 21-23）曾提到，國會議員為了達成連任目標，有三種基本 行動是必要的：第一、個人宣傳（advertising），指的是在選民間提升知名度的 行為，並且創造正面的形象，但所傳達的訊息不包含任何議題內容。第二、宣 稱功勞（credit claiming），宣稱自己促使政府或是相關單位完成了某些有利於 選民的政策。第三、持有立場（taking position），對於選民所關心的利益或事務 表達明確的立場，這不代表國會議員真的做了什麼，而是在口頭上表達立場。
根據筆者的直接觀察，除了透過媒體傳播以外，立法委員經常利用在選區「跑 攤」的機會直接進行這三種行動，以達到更加的強而有力的效果。
國會議員參加選區行程，除了宣傳自己、宣稱功勞與表達立場之外，還有
「拓展人際網絡」的用意存在。以佔立法委員行程最大比例的紅白帖為例，根 據黃秀端（1994）的研究，每位立法委員平均每年要處理 722.4 張紅帖以及 835.2 張白帖，且在接受訪問的委員當中，有半數表示婚喪喜慶是非常重要的服務項 目。在中國人的觀念裡，婚喪喜慶是人生重要大事，而「報」是中國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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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重要的一環，因此，當立委參加這些婚喪喜慶的行程時，當事人自然會心 存感激，不遺餘力的為立法委員拉票了（文崇一，1988）。除了增加票源外，透 過「跑攤」的過程，立法委員也可以累積各式各樣的人脈，這些人脈雖不一定 直接帶來票源，但是往往能在立委的政治生涯中帶來助益。
（二） 主動舉辦活動
Park（1986）對於國會議員的形象建立，曾寫過以下這段話：「大部分的國 會議員都希望他們的選民能看見他在選區一些『家鄉風格』的表現，以加強國 會議員想要呈現的，經過精雕細琢的形象。」Parker（2009）也曾提及，這些 國會議員的特殊舉動─造訪選區、強調自己在立法上的貢獻，或是將資源帶給 選區，無非是試圖「操控」他們在選民心中的形象。
相較於參與選區活動，有愈來愈多的民意代表試圖在選區內「舉辦」活動 來吸引選民參加，因為在地方「跑攤」固然重要，但是參與行程時所遇到的對 象或是活動的內容往往不是立法委員所能夠控制或預期的。要能夠「操控」自 己在選民形目中的形象，結合地方黨部、社團或是社福團體舉辦活動，是愈來 愈多民意代表使用的方式。
根據盛杏湲（2005）的研究結果，有高達八成的民眾認為立法委員在國家 利益與選區利益上，應該以國家的利益為優先，甚至在焦點團體座談會時，有 民眾直言選區服務應該是地方民代的工作，身為中央民代將時間運用在紅白帖 以及跑攤上太過浪費了。顯示傳統的跑攤並不一定能為立法委員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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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服務
要談論個案服務，首先要提到立法委員的資源分配（resource allocation），
資源分配常見的問題包括：待在選區的時間、返回選區的次數、助理人數與配 置以及服務處的設置與數量。Cain、Ferejohn 與 Fiorina（1990）針對美國國會 議員的研究發現，選區服務處在選區服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統計有75%
的選區服務案件是由選區服務處受理的，因此，國會議員希望擁有更多的服務 處，60%的美國國會議員有 2 個以上的選區服務處。這些服務處一周都開放 5
的選區服務案件是由選區服務處受理的，因此，國會議員希望擁有更多的服務 處，60%的美國國會議員有 2 個以上的選區服務處。這些服務處一周都開放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