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

第一節 研究問題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問題背景

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數多寡與層次高低，代表著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在傳統 社會，女性多被視為依附男性而存在，公民權的概念亦往往以男性為思考中心，女性 多半以「家庭成員」的身份獲得社會的保障。事實上，「生而自由平等」是人的天賦 人權，不平等的對待關係，其實是人為塑造出來的。是故職場的就業公平性、婦女參 政的機會必須給予進一步的保障，才能確認真正的性別正義（張瓊玲，2004）。

雖然我國於憲法第七條早有明文保障，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我國婦女人權指數不及格，婦女參政及進入決策 階層的比例過低，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如何讓我國婦女有合理的出頭機會，如何 正確反映一個進步社會，兩性不同的政策觀點，以及如何落實女性在公領域及私領域 上的公民權，是各黨各界皆須共同努力的目標（張瓊玲，2004）。

一般而言，吾人多以參政一詞代表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狹義的政治參與，

係指競選民選公職或擔任政府官員；廣義的政治參與，則包括參與政黨、社會團體、

組織壓力團體等或發動輿論，企圖影響政府政策等（張瓊玲，2004）。

另外張瓊玲（2004）認為目前我國婦女在參政領導上，所遭遇到的情況，大抵如 下：

一、社會缺乏對女性能力應有之尊重。

二、傳統上認為政治係屬於男性領域，女性必須複製男性思維。

三、政治場域中，女性多屬於邊陲角色，僅負有邊際性功能。

四、女性從政不僅要對抗父權壓力，還要化解來自同性的歧見。

五、「兩性工作平等法」實施以來，僅係宣示性作用，並沒有實際上弭平職場上 兩性不平等之情況。

六、政府及政治團體並未有系統地培植女性領導人，甚而忽略其職業生涯的規劃。

七、優秀的女性文官必須比平庸的男性文官更好的機運，才有獲拔擢的可能。

八、從政或有能力位居高階之女性領導人，其私領域方面必須忍受刻板化的傳統 女性角色之檢驗與要求，甚為不公。

愈來愈多的婦女參政，已成為廿一世紀的一大趨勢，世界各國政壇婦女人才輩出 也是事實，近年來，我國婦女投入公職選舉有明顯的增加，但與先進國家及兩性人口 數相比，仍相差甚遠（張瓊玲，2004）。以區域選舉而言，研究者依據中央選舉委員 會的 2010 年資料整理分析，2001 年女性在女性立委候選人的比例為 18.66%，當選率 為 22.02%，2004 年女性候選人的比例為 16.84%，當選比例為 17.85%，2008 年女性候 選人的比例為 20.14%，當選比例為 21.91%；台北市議員方面，1998 年候選人中女性 比例為 25.00%，當選比率為 33.33%，2002 年女性候選人比率為 25.68%，當選比率為 33.33%，2006 年女性候選人的比例則為 29.70%，當選比率為 37.25%；高雄市議員方 面，1998 年候選人中的女性比例為 14.43%，當選比率為 11.62%，2002 年女性候選人 的比例為 16.98%，當選比率為 23.25%，2006 年女性候選人的比率為 32.87%，當選比 率為 37.20%（中央選舉委員會，2010）。雖候選人及當選人仍主要以男性為主，但可 見女性參選及當選比率正逐步上升，當然這與婦女自主性覺醒有關，但法律的保障亦 佔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比重。按法律中明定婦女名額應保障者為憲法第 134 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65 條；而進一步規定當選保障之比例者，在立法委員方面，為憲法 增修條文第 4 條，指出區域及不分區立委中，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 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從文 字看來似可簡稱為保障女性當選十分之一，然而，以 2008 年立委當選率來看，區域 立委女性當選比例為 21.91%，亦遠高於十分之一的規定，因此，憲法增修條文中之 規定，不僅已顯落伍，且有違實際社會情況，反而顯出對女性的低度保障，實不符合 性別比例原則（張瓊玲，2004）。

再則，以其他區域選舉情況來看，在地方選舉方面，依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規定，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 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 婦女當選名額)。以 2006 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看來，女性當選比例已高於四分之一，

其他縣市議員選舉，女性當選比例亦在增加當中。若就選舉制度看來，目前我國國會 立委選舉係採行大選區多席次比例代表制，即一方面採區域選舉(大選區多席次)，一 方面採政黨比例代表制，惟以目前各黨所主張之選舉制度變革趨勢來看，均有走向單 一選區兩票制之共識；台灣於 2008 年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根據各國的經驗，中間 選民將左右選情，弱勢團體的代表性將難以在選戰中脫穎而出，於是不管是婦女四分 之一或三分之一，都不足以彰顯性別正義，為落實公共政策中保障弱勢之再分配性政 策精神，暨為提出可長可久的性別政策，就不宜訂定出保障型的規定，而應該針對兩 性平權的概念，訂定具積極意義的條文，而非「喊價式」的要求婦女三分之一或幾分 之幾的比例，若僅是保障性的訴求，則經幾次選舉或制度變革後又需重新檢視其精神 內涵。這一點，北歐國家(如瑞典、挪威)自 1982 年起，即規定在選舉提名或最後選舉 結果分配，任一性別均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而德國社民黨(1994)則規定，提名候選 人時，婦女比例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而其他如加拿大新民主黨、德國綠黨等甚至規 定婦女比例為 50%。若為擴大婦女參政基礎，擺脫家族政治，讓婦女知識菁英進入決 策體系，甚至真正落實性別代表性，在有關參政的選制法規上，以文字明列保障規定

（如憲法保障），確有必要性（張瓊玲，2004 年）。

綜上我國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在地方選舉方面，依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規定，各 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 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不能真正落實性別代表性，對於北 歐國家，如挪威規定在選舉提名或最後選舉結果分配，任一性別均不得低於百分之四 十；男性參政所導致黑金政治的污穢、暴戾，貪污受賄頻傳不窮，顯示出男性政治的 綱紀敗壞，使台灣社會在極端挫折恐懼下，對政治產生不信任感，女性較具道德、誠 實及可信任感，讓女性候選人比男性候選人較少腐敗。所以如果婦女保障名額制度，

保障過低，不利於女性參政，尤其是地方鄉民代表選舉，缺少了女性代表，則無法反 映婦女的需求，更無法促成婦女權益的實現，因此，增加女性參政名額，對於爭取女 性的權益而言，似乎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基礎。

貳、研究動機

台灣長期的戒嚴，使一般民眾對於政治很陌生，女性當然也是如此。因此，在台 灣社會解嚴前（1987 年之前）是以男性操控政體為主軸，國家刻意培養女性組織作 為酬庸以及維持政黨穏定的工具（劉毓秀，1995）。社會參與的低落致使女性無法真 正享有公民權，公民權的邊緣化使女性在政治參與上，多藉由婦女保障或政治受難者 家屬形象來當選。因此，女性政治精英並不以「女性」角色為政策制定行為者自居，

婦女政策需求仍多由男性官僚或立委代為發言，這樣的婦女政策不是被經濟、政治議 題擠壓，就是充滿男性「想像」與「操控」的設計（陳美華，2003）。

90 年代後，民間社會力量與國家力量，透過新意識塑造與社會機制轉化，不僅 威權轉型，也引發了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婦運成為社會運動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兩 性議題隨著台灣社會的轉型，成為新興風潮。經由議題大眾化的訴求，婦女運動的成 長空間以顯著的開拓。1998 年「婦女新知」聯合其他民間團體，在公職人員選舉前 公布立法委員問政評估，並發表「十大婦女聯合政見」，雖然在 1989 及 1992 年立委 選舉期間，候選人或許未能深入了解婦女政見，但皆普遍能予以肯定（劉毓秀，1995）。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女性參政」成為新型婦女運動的一個值得投入的空間，無論是 從最基層的里長選舉、鄉（市、鎮）民代表選舉、立委選舉到總統選舉，都是將婦女 議題帶入公共領域中的模式表現。雖然，對婦女運動與當代諸多新興社會運動而言，

傳統政治領域，並不再被視為尋求問題處理方法的必經之地；也不將政治範疇框限於 選舉氛圍或議事堂的分配（張輝潭，1995）。但是，婦女參政作為女性影響公共政策 的主要途徑之一，是不容置疑的（蘇秀美，1996）。

人類與生俱來即有性別之分，因男性與女性在生理上及心理上的差異，致使女性 不論在家庭或社會中，其角色與職責均與男性有別，甚而遭受不平等之待遇。及至人 權萌芽，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才開始受到重視與保護。很明顯的女性在法律上、教 育上、社會地位上、政治參與上等等，應予以保護，已獲得世界各國的共識，慰為潮 流，並為國家先進或落後及民主程度之指標（邱惟忠，2002）。

於 2009 年 12 月 5 日甫落幕的台東縣第 17 屆縣議員選舉第 9 選區得票第 2 高的 候選人林富雄，因婦女保障名額而落選。在第 6、7、8、9 選區屬於平地原住民選區，

總計應選名額 8 席，根據地方制度法規定，應有 2 席的婦女保障名額。選委會表示，

總計應選名額 8 席，根據地方制度法規定，應有 2 席的婦女保障名額。選委會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