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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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回顧
在本文研究範圍內，有三個主題是與之相關的。其中梳理統合主義著作，是 為了與「資源匱乏」對照，乃重要的研究背景。本節將討論，以往部份研究以統 合主義作為理解強人威權體制的控制基礎，因而在研究上造成的侷限，以及對本 文的意義。在「社會或勞工運動崛起因素」、「勞工運動與黨外的關係」，則主要 闡明由於受制於統合主義，過去部份研究大致皆侷限於自由化、民主化的脈絡，
藉以凸顯「資源匱乏」到「資源介入」的研究意義。
一、統合主義10
1974 年由 Schmitter Phillippe 所發表的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一般 學界將其視作統合主義的代表。他對統合主義有一段精簡的定義：
統合主義可以界定為一種利益代表系統，其組成單位是被組成一種有限數 量之單一、強迫、非競爭、階層秩序、和功能區分的類別。它們被國家所 認可或特許，並在其限定的範疇內，授予一種刻意安排之代表性壟斷，藉 此換得（國家）對彼等在選舉領袖、匯聚需求和支持上的某種控制。11 徐正光於1987 年所發表的〈統合政策下的台灣勞工〉，應是國內第一篇較有 系統地，以統合主義解釋台灣勞工。徐將統合主義定義為：
執政黨在台灣所建立的行政官僚體系、法令架構和嚴密的安全措施，使得 社會各個層面都壟罩在它強而有力的影響下，相對虛弱的社會變成了統治 機器可以有效組織和動員得資源。12
接下來，徐「毫無預警」地將理論直接轉到次級理論「國家統合主義」上，並加 以定義成，「國家或執政的政黨運用強有力的政治手段對於社會團體的組織和活
10 以下所討論到的著作，皆為作者本身有意識地聲明使用統合主義，且在目前學界上較多被引用 者。雖然，沒有使用統合主義的名詞，不一定代表不具有統合主義的理念，但是這樣的著作並不 在討論的範圍內。此外，統合主義或組合主義皆為 Corporatism，各個著作翻譯可能有所不同，但 在正文中一律稱為統合主義。
11 Schmitter Phillippe,“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red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 ed., The New Corporatism:Social-Politt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4) ,pp. 93-94.轉引自徐振國，〈從威權論統合論到新國家論的轉折和檢討〉，《理論與政策》
第 14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頁 4。除了 Schmitter 之外，其他學者各自亦有對統合主義的界定。
對此，姚文智曾對有關統合主義的理論，有比較清楚的整理，他將其區分為「政治經濟系統」、「國 家形式」、「利益中介體系」、「政策形成與執行的模式」、「政治結構」，請參姚文智，〈統合主義
（Corporatism）之研究：理論層面之探討〉（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12 徐正光，〈統合政策下的台灣勞工〉，http://www.ioe.sinica.edu.tw/chinese/staff/c9105/ethck-0016.pdf，
擷取日期：2006 年 12 月 16 日，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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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施加干預、管制或操控，以達取國家或政黨利益和目標一致的策略」。此外，
亦指出其有三項特徵：其一，社會團體受官方由上而下的扶持成立；其二，社會 團體受官方認可，才有合法地位；其三，呈現強國家/弱社會的關係。徐再根據 上述定義，描繪出工人的組織權、締結權、爭議權，遭到國家的管控與限制。13
丁仁方的《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發展、與轉型》（以下簡稱丁著），與沈宗 瑞的〈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度的分析〉（以下 簡稱沈著），是目前有關台灣統合主義的研究中，兩本代表性的著作。其中，最 值得注意的是，丁著討論威權統合制度內的非統合現象。他指出，第一，雖然許 多法規規定強制入會，但對違反規定者並無處罰的規定，因此，並非所有公司、
工廠、勞工都加入各自所應歸屬組織。第二，再從層級組織來看，各層級的公會 /工會都具獨立法人的地位，上下級組織間並無隸屬關係。第三，台灣的國家、
資方、勞工三者之間，並未在最高層峰組織之間，有透過國家整合的三邊委員會，
勞資之間的團體協約也甚少簽訂，因此，勞資之間並沒有真正的統與合。14 沈著則是利用相關檔案資料，建構了戰後台灣國家統合主義的歷史分期。按 照他的分析，台灣的國家統合主義的型態，可以分為「彷列寧主義的國家統合主 義」（1951～1965）、「實踐中的國家統合主義」（1965～1987）、「弱化中的國家統 合主義」（1987～1992）。15
他論述中最突出之處在於，由於彷列寧主義時期，國民黨政權仿效列寧主義 式體制，所以在 1952 年第一波工會籌組中，皆優先建立黨組織，使各個工會為 黨的外圍組織，工會無法有自我的利益主張。在工會體系上，各以台灣區產業黨 部、台灣省產業黨部分別控制公營事業為主的產業公會，以及地方派系或小雇主 的職業工會，再由中央產職業黨部統一駕馭。除此之外，為了避免公營產業工會 受地方派系的影響，多數公營產業工會自行跨縣市組成產業工會聯合會，直接加 入台灣省總工會，甚至在幾個重要的公營事業工會，如台灣公路、台灣電信、台 灣電力、台灣石油等，直接隸屬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16上述的設計，並未完全 按照層級性的原則組織，而是為了分而治之、有效防止。以故他認為，此一階段 接近一元主義，但仍具有些許的統合主形式。17
國家統合主義在第二時期才獲得實踐。國民黨在 1968 年左右展開第二波的 工會籌組。然而面對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國民黨中央允許在特殊情況先行策組
13 徐正光，〈統合政策下的台灣勞工〉，頁 190、198-203。
14 丁仁方，《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發展、與轉型》（台北市：時英出版社，1995 年），頁 74-79。
15 沈宗瑞，〈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度的分析〉（台北市：國立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 年）。
16 沈宗瑞，〈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度的分析〉，頁 82-151。
17 沈宗瑞，〈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度的分析〉，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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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再建立黨組織，列寧主義式的體制逐漸消退。接著，允許部份公營產業工會 加入縣級總工會；檢討「工會理監事提名方式」，加強基層黨務組織。另從國民 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勞工保障名額逐次上升的傾向，也可看出至少象徵性地統合 勞工團體的意見。18
王時思的碩士論文〈統合主義的再思考—威權體制下的國家統合主義〉認 為，台灣社會 60 年代以前，缺乏階級力量，因此就算是較大規模的國營事業工 會，在缺乏階級力量的影響下，組織顯得鬆散，相互聯繫也薄弱；其後發展出的 中小企業勞工，也由於替代性高、流動率高、勞動場所零散，不利於組織動員。
兩相交互之下，造成統合工會無力可施。諷刺的是，就因為如此，80 年代的勞 工運動，有了得以集結與佔領的空洞組織。再加上，工會長期的存在也使得勞工 高度認同工會的合法性。19正是因為如此，台灣的統合主義反而提供了，勞工運 動開展的有利條件。
如此我們可以說，在缺乏階級力量下，統合主義所實際發生的效果可能是被 高估了。他這樣觀點，應出自其指導教授吳乃德之「只有統合主義的構造，而沒 有實踐」，20若林正丈將其稱之為「排他性．脫動員性的統合主義」。21此旨在說明，
台灣的統合主義並無法向上傳達利害，而只是透過統合主義的架構，將社會團體 滲透、脫動員，進而無法成為黨國潛在威脅。22
本文認為，「排他性．脫動員性的統合主義」或缺乏實踐的統合主義，更有 助於理解國民黨政權的控制基礎。原因是，不必再陷入究竟是何種統合主義的五 里迷霧，它只是一種「戰略佔領」。透過「戰略佔領」，只是將社會上重要戰略目 標，先行佔領，使其成為國民黨政權之附庸或無能化，而不致成為任何潛在敵人 的爭取目標。儘管如此，在解決上述對統合主義適用問題前，只可說國民黨政權 是「排他性．脫動員性的」，而不見得是統合主義的一種。更進一步來說，所謂
「排他性．脫動員性」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國民黨政權如何達成「排他性．脫動 員性」，這些更為細緻的討論是上述研究所沒有的，而本文認為「排他性．脫動 員性」指的是「資源匱乏」。
對本文而言，由於統合主義本身的限制，控制基礎的內容被界定為，法律、
18 沈宗瑞，〈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度的分析〉，頁 82-151。
19 王時思，〈統合主義的再思考—威權體制下的國家統合主義〉（新竹市：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2 月），頁 18-25、38-53。
20 Wu Nai-teh,“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an Regime”(Ph D Thesis, D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ho),pp.7-8.
21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市：月旦，1994 年），頁 119-125。
22 除了消除威脅之外，另外更有配合階段性經濟發展的因素，請參閱李允傑，《台灣工會政策的 政治經濟分析》，頁 4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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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本身是有能力進行勞工運動的，只不過是被黨國所束縛罷了。故 1984 年勞基法公佈，不必追問勞工是否能力將其轉化為運動的利器，而直接認定勞基 法公佈對勞工的影響。
1988 年由清華大學社會人類所主辦的「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研討會」，徐正光 於會中發表〈從異化到自主：台灣勞工運動的基本性格和趨勢〉。38此文跳脫先前 統合主義的分析方法，轉而以勞工受政府和企業單位雙重支配，因而意識、組織、
生產工具非勞工本身所有，故產生異化。我認為，這樣分析方法的轉變，應當和 80 年代勞工如何自主的主題有關。因為在〈統合政策下的台灣勞工〉中，國家 機器具有絕對的自主性，如果依此觀點走下去，那麼 80 年代勞工運動興起，就 會掉入國家機器失去主宰性的結構命定論，將無法窺探勞工自主的內在因素。故
生產工具非勞工本身所有，故產生異化。我認為，這樣分析方法的轉變，應當和 80 年代勞工如何自主的主題有關。因為在〈統合政策下的台灣勞工〉中，國家 機器具有絕對的自主性，如果依此觀點走下去，那麼 80 年代勞工運動興起，就 會掉入國家機器失去主宰性的結構命定論，將無法窺探勞工自主的內在因素。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