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時代背景
第二節 統合主義與台灣工會組織
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度的分析〉、梁雅慧，〈戰後台灣勞工運動硏究（1945-2000）〉、洪士程，
〈臺灣地區解嚴後政治發展對自主性工會組織興起與影響之研究〉、王時思，〈統合主義的再思 考—威權體制下的國家統合主義〉。以上著作中，內文提及的兩點理由，不同研究者各自有各自 的偏重，但皆大致構築黨與工會法所形成的統合型態。
86 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資料庫」，http://statdb.cla.gov.tw/statis/stmain.jsp?sys=100，擷取日期：
2011 年 12 月 17 日。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工會組織率指的是「工會家數占可以組織工會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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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黨政關係，並非由中央至地方形成一對一的指揮關係，而只有中央政治會議 作為黨與政的樞紐，也只有中央政治會議能指揮行政。891950 年代國民黨的改造，
如果以中國大陸時期國民黨的黨力不足的失敗經驗來理解，才會清楚為何在〈本 黨改造案〉中說，「每一黨員必須編入基層組織，每一基層組織務必深入民眾。
我們要以民眾的需求為本黨的政策，以社會的心理為革命的嚮導」。90只是從 1951 年通過的〈中國國民黨黨政關係大綱〉中，91就會發現不管是在中央、省或縣市，
政府機關推行一項政策，黨團或政治綜合小組，作用只在於使其順利推行，並不 是列寧式政黨國家中，黨代表直接指揮行政，所以，鄭敦仁將這種不完性，稱之 為仿列寧主義（quasi-leninist）。92
雖說彷列寧主義是不完全的，其仍然具有民主集中制、龐大且與國家平行的 黨組織等列寧主義的基本性質。如果沈宗瑞已經國民黨政權定位為彷列寧主義，
國民黨政權已可透過黨細胞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形成強大的控制力。93國民黨 政權憑藉於此，已經足以穩定甚至掌控台灣，為何還需要統合主義？ 另外在丁 仁方的著作中，雖注意到統合主義中的非統合現象，並未進一步申論為何擁有此 非統合現象的台灣，仍然可以稱作統合主義。他只以含糊言語說：
「統」與「合」所代表的國家與社會團體間的控制與合作關係可能發生在 許多層次，包括國家與社會間的控制與合作關係，社會團體相對之間的控 制與合作關係，以及社會團體上層對基層組織或群眾的控制與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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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9 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1928-1937）—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學報》第 24 期（2005 年 11 月），頁 85-130。
90 〈本黨改造綱要〉，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上冊，
頁 12。
91 〈中國國民黨黨政關係大綱〉，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 彙編》上冊，頁 249-253。
92 Cheng Tun-jen,“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XLI-4 (July 1989) pp. 471-499.根據作者的定義，所謂的列寧式政黨指的是：第一，黨機構與行政機關平行、
對應。第二，政工系統控制軍隊。第三，將其他政黨外圍化。第四，黨組織控制社會團體。第五，
民主集中制。第六，無產階級獨裁。第七，全體主義的目標文化。本文暫時從其定義。此外，亦 有論者主張中國國民黨從 1924 年改組至其遷台後，始終皆非列寧式政黨，其論述可參石佳音，〈中 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特質〉（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
看法的不同應是對列寧式政黨的定義的不一致。
93 關於國民黨以滲透建立其在台灣社會基礎的研究，可參看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
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98 年）。任育德，《向 下紮根 : 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台北縣：稻鄉出版社，2008 年）。
94 丁仁方，《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發展、與轉型》，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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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此，台灣統合主義究竟屬於何種層次的控制與合作關係？而沈宗瑞既然認為 國家統合主義在第二時期才獲得實踐，那麼前期為何仍可稱作統合主義？況且沈 著討論的是國民黨的政策與意圖，但無法說台灣當時是統合主義。
李允傑可能是最早直接否定統合主義適用於台灣的研究者。其專著《台灣工 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中，對〈統合政策下的台灣勞工〉一文的看法是：雖然 國家扶植工會，但由當時國民黨中常委沒有勞工代表，顯示出並未將勞工的利益 整合進來，因此「以國家統合主義的概念來解釋國家機關與工會的連結關係」95， 並不恰當。
吳乃德「只有統合主義的構造，而沒有實踐」與若林正丈「排他性．脫動員 性的統合主義」的統合主義論述，皆是在考量台灣實際的情況之後，所做的修正。
但台灣真如吳乃德所言是「有統合主義的構造，而沒有實踐」嗎？1952 年時任 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亦曾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陳天順，致函台灣省社會 處建議，「產業工會在籌組期間，應由縣市局總工會隨時派員協助配合進行建立 良好基礎，以求組織一元化」。96言下之意，便是縣市局總工會經常無法派員與基 層產業工會建立關係。1953 年間，陳天順又致函社會處抗議台灣省工礦黨部，
禁止彰化紗廠產業工會加入彰化縣總工會。97且公營事業工會皆未加入地方總工 會。98可見，工會體系並未完全依層級性安排，較難有向上匯聚利益的效果。除 此之外，在 1960 年間，內政部曾經有合併眾多勞動法令，制定單一「勞工法」
的政策草案。在其呈給行政院說明「勞工法」旨趣的公文中，對於為何將產業工 會從原有廠場單位，變為同職業工會以行政區為單位。內政部說明，「此不僅運 用方面更為靈活，且亦可不受地方派系之影響，而產業工人組織，過去與縣市各 業工人總的組織之間不合作現象，亦可藉以逐漸消弭。」99 這些事實指出了，縣 市總工會竟無法與其地方上之產業工會發生組織關係，統合主義不僅沒有實踐，
架構也是支離破碎。
至於若林正丈的「排他性．脫動員性的統合主義」，本文同意國民黨政權的 目在於，不致成為潛在敵人的「排他性．脫動員性」。根據前節的分析，國民黨
95 李允傑，《台灣工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商鼎文化，1999 年），頁 12。本書乃修改至 他的碩士論文，請參李允傑，〈臺灣地區工會政策之結構性分析：1950-1984〉（台北市：國立台 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96 「臺灣省總工會致臺灣省社會處」（1952 年 1 月）〈為擬臺灣省總工會建議於組織產業工會時 應與縣市總工會配合進行以求組織一元化〉，《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典藏號：
0040736015848003。
97 「臺灣省總工會致臺灣省社會處」（1953 年 6 月）〈為民營廠場產業工會應否加入縣市總工會 案〉，《省籍機關檔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124020135013。
98 沈宗瑞，〈台灣工會的角色與發展（1950—1992）—國家組合主義角度的分析〉，頁 122。
99 「奉令修訂勞工法規經擬就勞工法草案一種呈請核示由」，〈勞工法草案（請有關機關提供意 見）〉，行政院檔案，檔號：0050/1-1-8-7-1/4/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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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決策者在何者為其政權的社會基礎的考慮下，很明顯地偏向公營事業應籌 組工會，而忽略民營事業。這樣的安排，乃是基於公營事業為國家重要經濟基礎，
必須確保公營事業其安定、不致發生動亂，以維持其整體再生產結構。100但也由 於只是為了不致成為潛在敵人，對於國民黨政權而言，至少現階段也無須展開全 面性地籌組，只以作為重要生產結構的公營事業為重點籌組目標，便可達成目 的，這樣的過程是「排他性．脫動員性」而不見得是統合主義。
儘管某些制度設計的層面觀察，國民黨政權治下的台灣似乎是統合主義，然 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從直至 1989 年產業工會組織只有 4.4％，以及作為全國總工 會在萬年工會的庇蔭下，無力承擔向下匯聚的作用，注定了國民黨政權非統合主 義的性質。因此，徐正光、沈宗瑞、丁仁方三位研究者，除了論述有內在矛盾之 外，基本上皆沒有對上述兩點有合理的回應。吳乃德與若林正丈可能是注意到，
統合主義在台灣扞格不入的現象，對統合主義提出修正性論述。但本文認為若無 法完全捨棄統合主義，仍舊是與歷史事實相左的。
綜合以上所述，國民黨政權透過萬年工會取得工會法統，但這些「全國」最 高工會代表，不僅不具民意基礎，更無法擔負起上級工會組織下級工會的責任。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基於穩定社會經濟的需求而籌組工會，但籌組工會的目的 卻不是為了製造潛在反對者的「排他性．脫動員性」，更為有利的狀況其實是弱 化工會。在這兩個因素影響下，我們可以初步看出當時的環境缺少能夠使勞工運 動發展的條件，即資源匱乏，以下將對資源匱乏進一步討論。
100 李允傑亦有為了經濟因素而發展工會的類似觀點，請參李允傑，《台灣工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 析》，頁 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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