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顧 - 軍糧供需與明清遼東戰爭（1618-1642）

本文研究的主軸是軍糧供需，背景舞台是明清遼東戰爭，因此在進行研究回顧時，將分「明代軍糧專題研究」與「明清遼東戰爭」為兩大部分來進行。

一、明代軍糧專題研究

就筆者所見，在目前明代軍事史的研究中，多數是餉銀並論，純粹討論軍糧的論著不多。即便如此，透過審視前人的各類論著，除了釐清其問題意識與論述焦點外，同時也為本研究的撰寫策略上，提供一些思考方向的啟發。以下便將相關論著分為軍糧來源、管理、運輸及折銀四部分進行討論。

（一）軍糧的來源

首先，就軍糧的來源部分，又可分為軍屯、鹽糧商屯、民運、邊境市場及京運年例銀以及綜合性論述等。

1. 軍屯

就型態而言，軍屯意即國家提供土地，強制部份軍人生產全部軍隊所需的糧食。日籍學者清水泰次為此一領域先行者，分別著有〈明代軍屯之擴展及其組織〉及〈明代軍屯之崩潰〉，前文描述了明代軍屯的形成過程及其組織型態，

後文則討論了軍屯的崩潰原因。²³

王毓銓的《明代的軍屯》收集了歷年來他對於明代軍屯研究的各篇論文，

豐富的史料與及精闢的見解，堪稱此研究領域中的較全面性的著作。王毓銓認為，就整個明代軍糧的供應上，因時、地之不同，軍屯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有其侷限性，明初的遼東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軍屯曾造就短暫的自給自足，即便後期軍屯制崩壞，屯糧的收入仍為遼東軍糧重要來源之一。²⁴

李龍潛的〈明代軍屯制度的組織形式〉則認為邊屯的設計是將屯軍束縛於土地上，為國家提供穩定而免費的糧食保證。²⁵湯鋼和南炳文的〈略論明代軍屯士卒的身份和軍屯的作用〉則從耕作意願與收穫效益的角度來評價軍屯的作用，該文認為軍屯的生產效益並不高。²⁶

趙艷霞的〈明代軍屯及其私有化〉則將研究重心置於軍屯崩壞及屯地私有化過程。²⁷至於區域性的軍屯研究也有不少，²⁸周遠廉、謝肇華的〈明代遼東軍

23（日）清水泰次著、王崇武譯，〈明代軍屯之擴展及其組織〉，《西北論衡》，4:6（北京，

1936），頁 18-54；（日）清水泰次著，王崇武譯，〈明代軍屯之崩潰〉，《食貨半月刊》，4:10（上海，1936），頁 31-32。

24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2009）。

25 李龍潛，〈明代軍屯制度的組織形式〉，《歷史教學》， 2（天津，1962），頁 12-17。

26 湯鋼、南炳文，〈略論明代軍屯士卒的身份和軍屯的作用〉，《南開史學》，1（天津，1980），

頁108-126。

27 趙艷霞，〈明代軍屯及其私有化〉，《長治學院學報》，24：4（長治，2007），頁 58-60。

28 如周玉英，〈明代福建軍屯及其敗壞〉《明史研究》，7（北京，2001），頁 123-134；唐景紳，

屯制初探—明代遼東檔案研究之二〉便利用《明代遼東檔案》對於遼東軍屯的發展概況進行數字上的呈現。²⁹

2. 鹽糧商屯

除軍屯外，鹽糧商屯也是明代軍糧的來源之一，明初商屯的性質屬於鹽商所經營的農業生產組織，它是伴隨著明代食鹽開中制而出現的。所謂的開中制便是由商人將糧食運往邊境換取鹽引進行買賣，為了避免採購糧食及運輸的麻煩，鹽商便自出財力，於邊境募民以事耕作。³⁰王崇武的〈明代的商屯制度〉

是商屯研究早期作品，該文對於商屯的優缺點有詳盡的說明，並分析了商屯衰敗的原因。³¹

徐泓的〈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則從食鹽運銷制度入手，於開中法的演變有透徹的分析，論述了在商品貨幣經濟的刺激下，原先屬自然經濟的納糧易引逐漸轉變為運司納銀制。³² 李三謀在〈明代食鹽貿易與邊防邊墾〉中明確指出明朝運用了市場管理的經濟措施—控制食鹽貿易的辦法來加強北部邊疆和沿海地方的軍事建設。³³

3. 民運

明代民運的源起極早，所謂的民運糧即為農民直接將上繳的生產物運輸至北邊的軍鎮，洪武年間明朝就開始了民運糧供應邊餉的嘗試。³⁴ 寺田隆信的

〈民運糧と屯田糧─明代における邊餉問題の一側面（二）〉是此一議題的早期作品，他認為明代北方邊餉的基礎建立於民運糧、屯田糧、京運年例銀與開中法的實施，基於地緣關係，北邊民運糧幾乎多數來自華北諸省，而所需的運費甚至高於糧米的價值，農民為減輕負擔，遂自發性攜銀貨赴邊購糧完賦，此一方法後為政府採用。正統以後允許折銀徵納，舊有以實物為主體的明代邊餉逐漸轉變為以銀貨為中心的體系。³⁵

楊維的〈論明代民運糧餉邊制度的確定〉及其碩論〈明代北方五省民運糧

〈明代河西的軍屯〉《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蘭州，1980），頁 78-90；于志嘉，〈明代江西衛所的屯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3（臺北，1996），頁 655-742。

29 周遠廉、謝肇華，〈明代遼東軍屯制初探—明代遼東檔案研究之二〉，《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瀋陽，1980），頁 53-60。

30（清）張廷玉等奉敕修，《明史》，卷77 志 53，〈食貨一田制〉，新編頁 1885；卷 80 志 56，

〈食貨四鹽法〉，新編頁1939。

31 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禹貢半月刊》，5:12（北京，1936），頁 1-15。

32 徐泓，〈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報》，2（臺北，1975），頁 139-164。

33 李三謀，〈明代食鹽貿易與邊防邊墾〉，《鹽業史研究》，1（自貢，2006），頁 11-15。

34（明）夏原吉等纂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84），卷 187，洪武二十年十二月甲戌，新編頁 2808。原文為：「甲戌，上以徐州歲歉民貧，詔戶部凡州民運粮赴京者，遣人止之令悉輸濟寧倉，以省其漕運之勞。」

35（日）寺田隆信，〈民運糧と屯田糧─明代における邊餉問題の一側面（二）〉，《東洋史研究》，21：2（東京，1962），頁 76-97。

研究〉是著重於華北五省的民運糧研究，楊維指出民運糧表面上是國家財政接替軍屯承擔了軍餉的重任，但是實際上卻非如此，北方五省的農民不僅要本色支給固定的夏稅秋糧，還得親自運送九邊交付，在交通條件相對較差的明代，

所費的人力、物力與時間十分巨大，民運糧制度實際上是「賦」與「役」的結合。³⁶

4. 糧食市場

至於糧食市場的部分，明代的邊境糧食市場最初源起於商屯鹽糧，鹽商於邊境募民以事耕作，後來開中法問題叢生後，逐漸衍生出糧商專營的邊境市場。藤井宏在〈新安商人の研究〉率先提出邊境消費市場的概念，他認為明代在華北諸省的北部、長城沿線一帶，橫貫著一條作為巨大消費地的軍政地帶，

從全國各地以租稅形式收取上來的白銀都揮霍於此，商人在北部邊塞地區透過籌措軍糧，利用開中法進行資本的累積。 ³⁷

寺田隆信奠基於藤井宏的基礎下，更進一步闡述了邊境市場的消費經濟結構，他在《山西商人研究》一書中，認為邊境市場的形成源起於北方防衛體制與邊餉問題。京運年例銀是邊鎮糧食市場形成的重要關鍵，原先屯糧、民運糧、開中制皆為明初解決北方邊鎮糧餉的基本辦法，正統年間始行京運銀，改由國庫撥銀於邊鎮充餉。隨著屯田制衰微、民運糧折色，開中納糧改納銀，京運年例銀的逐年增加，邊餉出現了一個以銀兩為主的情況，軍士須以銀換取糧食與生活必需品，原先政府支配的屯地轉而為勢要之家與高級軍人把持，所生產的糧食被當作商品在市場上販賣，進而促成邊境市場的繁榮。³⁸

梁淼泰的〈明代“九邊”餉中的折銀與糧草市場〉則接續前者的概念，從商品經濟的概念來看明代九邊供餉之演變。明初的實物財政體制是以實物和勞役為徵納主體，明中葉以後，九邊以銀折糧是實物稅和力役向貨幣稅轉化，這樣的轉變，正是以商品經濟活躍和白銀大量流通為條件，進而促成九邊各鎮糧草市場的興起。³⁹

5. 京運年例銀

所謂的京運年例銀就是每年從戶部所轄太倉庫或內承運庫中，以軍事費用的名義，按規定數額撥給各邊鎮的銀貨。⁴⁰京運年例銀的用途除了官兵餉銀外，還包括了增募軍隊、買運糧料、建築防禦工事和火器製造等。

36 楊維，〈論明代民運糧餉邊制度的確定〉，《邢台學院學報》，27：4（邢台，2012），頁 52-54；楊維，〈明代北方五省民運糧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

37（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黃煥宗譯，〈新安商人の研究〉，收入《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頁 131-272。

38（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等譯，《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15-73。

39 梁淼泰，〈明代“九邊”餉中的折銀與糧草市場〉《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廈門，

1996），頁 27-39。

40（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等譯，《山西商人研究》，頁42-43。

全漢昇很早就注意到明代軍餉多以白銀支付的現象，並深受物價波動之影響，其著作〈明代中葉後太倉歲出銀兩的研究〉考察了明代太倉銀庫歷年的支出概況，並整理出〈明中葉後各邊鎮京運年例銀總數表〉。該表顯示明中葉以後，戶部太倉銀所支出邊鎮年例銀逐年上升，且比例愈來愈高，明末因戰事吃緊，軍費更達百分之九十以上。⁴¹ 在〈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一文中，全漢昇分析了北邊米糧價格的長期上漲趨勢，尤其明中葉後戰事頻仍，米糧供需嚴重失衡，明朝不得不大幅增加年例銀來滿足軍需。⁴²

范傳南的博士論文〈明代九邊京運年例銀及其經管研究〉以明代京運年例銀為主要研究核心，旁及明代軍費、九邊十三鎮、管糧官系統等分項研究。該文以明代國家財政與九邊軍費關係為切入點，論述京運年例銀長期性的演變。

43黃阿明的〈明代年例銀制度形成探論〉則認為京運與年例是不同的兩種概念，不能混為一談，廣義的京運是從兩京運往邊鎮所有的糧草物資與白銀，狹義則專指由太倉庫和內承運庫調撥運往北方邊鎮的白銀，亦稱京運銀，亦為學

在文檔中軍糧供需與明清遼東戰爭（1618-1642） (頁 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