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對象
如要透過「經學」的視角審視中國歷史長河中經學對律學的影響，應當對 歷朝歷代的律典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架構出立體而全面的流變發 展，縱向地定位出各時期經學與律學的關係，並將各個時代的情況相互比況。
然而，筆者囿於有限的時間與學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以一己之力全面而深入 的抉發歷朝歷代律典中的經學思想。因此，在面對如此遼闊寬廣的學術版圖時，
僅能簡擇重要的文獻加以分析討論。
那麼，應該簡擇何者作為研究對象？據筆者對中國傳統法律研究成果的觀 察，則唐代當該是最重要的時期，而《唐律疏議》則是這個時最具代表性的律 典。因為秦漢到隋朝的律書，存留的都是殘文，至今仍完整保存，並對後代影 響最大者實為《唐律疏議》。《唐律疏議》一書包括「律」、「注」、「疏」三個部 分，皆是本論文討論的對象。根據前輩學者宏觀式的研究，絕對多數學者都認 定《唐律疏議》是中華法系中「經律結合」的代表性法典，兹舉數家學者之說 法以明之：
儒家之禮教觀，自兩漢以還，隨經學之盛，而整個控制中國法律思想，
11 夏新華〈比較法律史：中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新視角〉：「用『禮法結合』來概括中華法系的 基本特點，給人的認識是籠統的、難於確定的。就此概括並進一步闡釋，也有剪不斷理還亂 的若干頭緒。」，收於倪正茂主編《法史思辨──二○○二年中國法史年會論文集》（北京：法 律出版社，2004 年），頁 158。
歷魏晉六朝，相沿不磨，至於唐而益顯。12
從漢代的「經義斷獄」、「原心」定罪開始，到唐代以《唐律疏議》為代 表、「一准乎禮」的中華法系的確立，以禮入法，以經注律，經學與法 律徹底地結合了起來。13
《唐律》引用大量的儒家經句，把它們作為立法的依據，涉及的經句來 自《詩》、《書》、《禮》、《易》、《春秋》、《公羊》、《左傳》、《爾雅》和《孝 經》等。有的篇還援引得特別多，如〈名例律〉僅五十七條，但出現經 句就有四十餘處。14
從《疏議》中也可以看到，完全是以儒家經典《詩》、《書》、《易》、《禮》、
《春秋》的基本思想來注釋《唐律》，有些條文，實際上是把禮義道德規 範直接納入法律，使儒家學說法典化。15
《唐律疏議》緊密的綰合經學與律學，帶有濃厚的經學色彩，深刻的反映出經 學對律學流變發展的影響。雖然，《唐律疏議》的成究成果甚為豐碩，且提及《唐 律疏議》與「經學」關係密切者也不在少數，但或許是礙於篇幅的限制，又或 許是作者的研究重心不在於此，多半僅以寥寥數頁或數行提點若干重要的面 相，未能深入發掘經學對律學影響的細節，迄今仍未見以「經學」為視角對《唐 律疏議》進行研究的專著。因此，希望藉由本論文的研究探討，可以彌補這個 至今依然存在的闕漏。
再者，《唐律疏議》上稽秦漢魏晉之大成，下立宋元明清之楷模，在中國法 制史上占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是學習與掌握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本質及其 特點的必由之路。16同時，由於唐朝國勢強盛，《唐律疏議》成為鄰近東亞他國
12 徐道鄰：《唐律通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8 年），頁 30-31。
13 許道勛、徐洪興：《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405。
14 王立民：《唐律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59。
15 陳鵬生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 4 卷〈隋唐〉（北京：北京大學法學院，1999 年），頁 126。
16 黃源盛《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唐承隋業，其刑 律又因襲開皇遺緒，上稽秦漢魏晉之大成，下立宋元明清之楷模；尤其，唐高宗時太尉長孫 無忌等人所撰的《永徽律疏》，本著『網羅訓誥，研覈丘墳』的精神，條分縷別，句推字解，
而又文詞茂美，堪稱是中華法系的一大傑作。」，頁 178；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臺北：中 華書局出版，1996 年）：「唐律是我國現存最古老、最成熟、最完備的封建法典，是中華法律 文化的優秀代表。它不僅在中國法制史上占有承前啟後的關鍵地位，而且曾經覆蓋整個古代
仿效的對象，對於整個東亞法文化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17因此，本論文嘗試 以《唐律疏議》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深入探討「經學對律學的影響」的議題，
初步的研究成果已經發表於〈《唐律疏議‧名例律》「天」與「刑」關係之探析
──兼論經學與律學的交涉〉18一文之中。最後，期勉自己未來的研究能將觸角 延伸至《宋刑統》、《大明律》、《大元通制》、《大清律例》等律典，全面系統地 觀察儒家經典與傳統法律之間的繫聯。
二、研究的範圍
本論文在時間的設限上，雖然以唐代做為考察的核心，但是為了建構經學 與律學綰合的演變軌跡，明瞭唐代「引經入律」達到高峰前的醞釀期，故將時 間拉長，向上推衍至漢代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瞭解這種學術傾向的發端。
就唐代官員而言，他們在制定與解釋律條時，乃是根植於儒家經典的理論 基礎之上，儒家經義即是他們的「先見」19，「先見」又稱為「前見」20或「歷 史性」21。因此，《唐律疏議》將經義融攝於國家律典之中，而國家律典即是經
東亞，被譽為『東方的羅馬法』。」，頁 1；喬偉《唐律研究》（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唐律》結構嚴謹，文字簡潔，注疏確切，舉例適當，可以稱之為『中華法系』的代 表作，在世界法律發展史上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方。……研究《唐律》是學習與掌握中國古代 法律制度的本質及其特點的必由之路。」，頁 1。
17 黃源盛《中國法史導論》（臺北：元照出版社，2012 年）：「西元七世紀的『東亞』法文化，
是以中國的《唐律》為中心，東沿朝鮮半島以至日本列島，南垂中南半島之地域，幾乎均受隋 唐法律文化的被及，而造就出世所公認的『中國法文化圈』，在東亞前近代各國的法律制度 中，具有領袖群倫的母法地位。」，頁 70、71。另可參見楊鴻烈：《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 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頁 1-35。
18 劉怡君：〈《唐律疏議‧名例律》「天」與「刑」關係之探析──兼論經學與律學的交涉〉，
《東吳中文學報》第 19 期（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10 年 6 月），頁 153-178。
19 周慶華〈「格義」學的歷史意義與現代意義〉一文註 17 也指出：「任何的詮釋活動，詮釋者 必須根據他已知的知識範疇和對存有的體驗以及生命的體會，來決定他為詮釋對象所作的詮 釋。而這一已知的知識範疇和對存有的體驗以及生命的體會，就是『先見』。」，收入《國際 佛學研究年刊》（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際佛學研究中心，1992 年），頁 140。
20 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年）：「一切理解都 必然包含某種前見，這樣一種承認給予詮釋學問題尖銳的一擊。」，頁 349。
21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所謂解讀者的『歷 史性』，是指任何經典解讀者都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空白『無自性』的主體。經典解釋者就 像任何個人一樣地生存於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網絡之中，他既被這些網路所 制約，又是這些網路的創造者。經典解釋者所生存的這種複雜的網絡，基本上是一種具體的存
義的具體表現，並大量的援引經典中的文句解釋律條。儒家經典當是本論文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