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迄今仍未見以「經學」為視角對《唐律疏議》進行研究的專著，但 前人的研究成果，仍有助於筆者如實掌握《唐律疏議》的內容。24綜觀前輩的 研究成果，從外圍背景考察至實質內容探討皆有所抉發。筆者在此無意將所有 的研究成果一一羅列出來並加以介紹，僅呈現較為重要學者及其專書著作，以 下是筆者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檢視。
一、研究成果的回顧
首先，是劉俊文點校的《唐律疏議》25，以目前所知板刻時代最早的《四 部叢刊》三編所收上海涵芬樓影印滂熹齋藏宋刊作為底本，聚集宋元明清各種 刻本、鈔本互校，並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唐寫本殘卷對勘，這是目 前學界研究《唐律疏議》最常使用的版本，本論文亦是採用此版本。劉氏另著 有《唐律疏議箋解》26，就唐律的「歷史淵源」、「編纂沿革」、「篇章結構」、「內 容真髓」、「標準解釋」和「實施情況」等六個方面略加考析，勾勒出唐律的總 體輪廓，並在點校《唐律疏議》的基礎上，對疏文引徵的史料、典制、語詞等 加以箋釋，對律條律意、淵源、演變等進行剖析，並補充了大量案例。此外，
還有曹漫之主編的《唐律疏議譯注》27與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28也是學界必 備的工具書。曹漫之主編的《唐律疏議譯注》以滂熹齋藏宋刊本為底本，參以 孫星衍校《岱南閣叢書》本《故唐律疏議》等版本，先對《唐律疏議》進行點 校，再對律文、疏議作譯注。注釋以闡釋疏解為主，不作繁瑣考證。錢大群《唐 律疏義新注》以「引述」、「原文」、「譯文」、「注釋」四部分解讀，「引述」的部 分是據《唐律》的基本原則為綱，以現代刑法學的視角分層次概括要旨；「譯文」
的部分全面應對原文各部分，消解語言障礙而有助於對照參驗；「注釋」部分著
24 戴建國〈關於中國法律史研究規範問題的思考〉：「學術研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項新的 研究，離不開對已有成果的借鑒，或是受到已有相關成果的啟迪。後人的研究應力求做在前 人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收於倪正茂主編《法史思辨──二○○二年中國法史年會論文 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頁 137。
25 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年）。
26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27 曹漫之主編：《唐律疏議譯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28 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重引證律義及詞語之所由，並指示重點及難點之所在。這類的書籍需要淵博的 學問與積累的工夫才能完成，對於筆者研究《唐律》有相當大的助益。
徐法源纂、孫大鵬補《中國歷代法制考》五冊，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
《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以及陳顧遠等所著的《中國法制史》等著作都 涉及《唐律》，而且篇幅都不小。徐道鄰《唐律通論》29說明研讀《唐律》的意 義、地位、影響、精神實質、特點，並指出《唐律》中的新穎思想，分析《唐 律》在內容上和立法技術上的得失，在研究的觀點上頗見新意，但有過於維護
《唐律》的弊病。喬偉《唐律研究》30，上編為〈總論〉，論述《唐律》產生與 形成、五刑、十惡、八議及其他各項原則；下編為〈各論〉，分「反對和侵犯皇 室罪」、「侵犯人身安全罪」、「侵犯官私財物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管 理秩序罪」、「職務上的犯罪」、「軍事上的犯罪」、「審判上的犯罪」等八大類說 明。楊廷福《唐律初探》31，集結〈《唐律疏議》制作年代考〉、〈《唐律》的社 會經濟基礎及其階級本質〉、〈略論《唐律》的歷史淵源〉、〈《唐律》內容評述〉、
〈《唐律》對中國封建法律的影響〉、〈《唐律》對亞洲古代各國封建法典的影響〉、
〈我國古代法制建設的一些借鑒〉等六篇論文，其中作者對日本學者提出的現 存《唐律疏議》是《開元律疏》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從文獻著錄、敦煌寫本、《唐 律疏議》的刊本、《唐律疏議》中出現的避諱等七方面進行論述，考定《唐律疏 議》是《永徽律疏》，是《唐律》研究的重要成就。王立民《唐律新探》32，提 出了唐律、令、格和式都屬刑法的新論點，而且還做作了嚴謹、具體的論證。
依據記載、有關規定、令格式的邏輯結構、實施情況等方面進行分析，指出違 反令格式都要受到刑事處罰，這就決定了令格式都是刑法的一部分，這個論點 頗見新意，並將《唐律》與前朝、後代、國外的法律比較。劉俊文《唐代法制 研究》33，分「立法」、「法典」、「司法」、「法制演變」四個方面，集中探討唐 代法制中諸如唐代的立法制度與沿革、唐律的歷史淵源、唐律與禮的關係、唐 格的性質與作用、唐代的司法審判程序與執刑制度、唐代三司的構成與地位，
以及唐代前後期法制的變化等具有關鍵性的問題，書末並附文指陳《新唐書‧
刑法志》記述之謬失。劉俊文、池田溫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2)──法制 卷》34，將日本對唐朝律令的學習和改革、兩國律令的異同進行比較，以及兩
29 徐道鄰：《唐律通論》（重慶：中華書局，1945 年）。
30 喬偉：《唐律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 年）。
31 楊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
32 王立民：《唐律新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
33 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
34 劉俊文、池田溫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2)──法制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者在立法原則和內容上相一致，僅在「流刑」、「八議」、「十惡」、「贖刑」、「量
乃自其碩士論文改訂而成，比較唐明律對待官人態度上的異同與得失。向淑雲
國法（一）家族、教育與國法》50、《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家內
宗法等級制度、家庭制度、經濟基礎、吏治、公共秩序、訴訟審判的依法進行
史》64等名著，並與牧野巽共同完成《故唐律疏議制作年代考上、下》二冊，
以及池田溫主編的《唐令拾遺補》65，瀧川政次郎為代表的《譯註日本律令》66 共十一冊，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67，辻正博《唐宋時代刑制度の研究》
68等，皆對《唐律》研究有著重大的貢獻。
二、研究成果的反思
考察前輩豐碩的研究成果後，筆者想要談談其中的二種研究趨向，一是以
「現代法學」為視角的研究趨向，一是以「歷史描述」為視角的研究趨向。戴 炎輝《唐律通論》、《唐律各論》兩部著作皆運用現代法律語言、理論、體系去 理解《唐律疏議》，此種以當代西方法學析解中國傳統法律的研究方法，長期以 來影響著法學界研究中國傳統法律的研究取徑。運用現代法學的概念解釋《唐 律》的研究方法，有助於熟悉當代刑法的讀者了解《唐律》，但是不熟悉當代刑 法的讀者在閱讀時則會出現嚴重隔閡。
再者，由於古今時空的不同，在就語言文字的流變史而言，至少會出現四 種情形：(1)古今詞語相同，實質含義相同；(2)古今詞語相同，實質含義不同；
(3)古今詞不同，實質含義相同；(4)古今詞語不同，實質含義不同。如果以現代 法律的用語解釋《唐律》，只有在第一情形之下，研究的結果才能確實掌握《唐 律》的原貌，但是實際情況是，現行法律乃是繼受他國法律而來，法律用語受 到德語和日語等外來語的影響甚鉅，用語不僅因時間有古今之分，還因空間而 有中外之別，古今詞語的實質含義要完全一致，並不容易。錢大群就曾明確指 出，以當代刑法的用語解釋《唐律》的三種情況：一是有些概念與術語屬現代 刑法與唐律所共有，但其內涵存在著實際上的差異；二是唐律中雖沒有那種名 詞，但事實確有那種制度；三是現代刑法中沒有，唐律卻有那一類制度。69
62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
63 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の硏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
64 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
65 池田溫主編：《唐令拾遺補》（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 年）。
66 律令研究會瀧川政次郎等編：《譯註日本律令》（東京：東京堂，1999 年）。
67 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年）。
68 辻正博：《唐宋時代刑制度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0 年）。
69 錢大群：〈關於唐律現代研究的幾個問題〉，收入《法史學的傳承‧方法與趨向 戴炎輝先 生九五冥誕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國法制史學會，1994 年），頁 209。
法學界的學者已經注意到此種以「當代法學」為研究取徑可能的問題，陳 惠馨說：「在研究中國法制史的過程中，我發現在研究時要小心避免的是，如何 小心使用現代法學的法律用語，分類及體系觀點去分析傳統中國法律，或者說 如何避免挪用現代法學上的法律用語、分類及體系觀點去理解傳統中國法律，
以致於傳統中國法律體制無法如實的呈現出來。」70這種以「現代法學」的概 念和制度來解釋《唐律疏議》的方法自有其價值與意義，但在勾勒出古代法律 的圖象時確實也會產生滑失和扭曲的現象，這是由於解釋者處在與《唐律疏議》
完全不同的時空條件中所造成的「脈絡性的斷裂」，從而出現「以今釋古」、「強 古就今」的問題。71
伽達默爾指出文本與詮釋者之間存在著時間距離，而這個時間距離是一個 充滿著無限意義可能性的地帶，正是在這個時間距離中解釋者的視域與文本的 視域得以融合，稱作「視域的融合」72。由此觀之，法學界學者的當代法學視 域與《唐律疏議》在詮釋活動中相互融合，《唐律疏議》因而被重建而轉化重生。
各個時期不同領域的學者對《唐律疏議》的研究，既有傳承性的闡述，也有開 創性的發展，未來將形成相當豐富龐大的「唐律學」學術體系。當後人研究此 時期的「唐律學」將會看到當代刑法的用語、學說、思維滲透進《唐律疏議》
研究的軌跡，呈顯出此時期「唐律學」的特色，不過卻也造成《唐律疏議》客
研究的軌跡，呈顯出此時期「唐律學」的特色，不過卻也造成《唐律疏議》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