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針對結論所列舉之困境與肇因，分別從程序面向及實質面向，提出改 善風險溝通的建議如下：
（一）程序面向之改善－實踐公眾溝通與公民參與
本研究認為，台灣的核能安全風險溝通之所以滯礙難行，最主要的因素，在 於核能政策的權責機關未能妥善地將利害相關人納入討論。同時，政府在推動風 險溝通時，過度地將關注的重點集中在科學事實與技術面向，導致政策制定過程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DMPs）考慮的面向過於集中於技術問題（Krutli et al., 2010），忽略社會更廣泛的風險課題、政府治理以及社會價值面的考量。
無可諱言地，風險溝通本身，隱藏著潛在的衝突，紛擾和爭執似乎是無可避 免的「必要之惡」。風險溝通的主事機關在推動的過程中，必須正視衝突，並瞭 解本報告所指出的核能爭議本質的各個層次與面向，據此設計出相應的討論程序。
良好的程序會讓溝通機制與政策本身的正當性提升，進而達到良好的溝通效果。
本研究參考學者之論述（Elster, 1997; Parkinson and Bavister-Gould, 2009: 11）， 提出建立良好溝通程序所應具備的特色如下：
1. 建立有來有往的對話模式，在進行持續性溝通時，應思考每次溝通會 議有無回應到前次會議中民眾所提出的想法。
2. 鼓勵新觀點的產出，並隨時接受新觀點的加入，遇到僵局時也願意提 出新的整合性論點。
3. 開放溝通管道，除了實踐資訊公開透明外，亦應給予公眾更多的政策 參與管道、及建立更多元的溝通場合。
4. 建立有實質意義的公民參與，讓各方利害關係人都能平等且充分地參 與公眾討論，政府代表和一般民眾的討論地位亦需力求平等，而非上 對下的不對等討論。同時，對於較為弱勢的利害相關人，應提供足夠 的資源，協助他們能和其他強勢團體並駕齊驅地進行論述。
5. 以集體產出決策成果為目標，會後的結論應該達到一定的整體性，盡 量融入各方的想法與考量，並嘗試歸納出集體之共識，而非強迫接受 特定目標。再者，風險溝通推動者，應致力將會議所得到的共同結論 化為具體成果，同時，每次開會時都應該把上次會議結論的執行成效 檢視一遍，避免淪為空談而影響各方參與的意願。
6. 由於互信在初期頗為薄弱，因此，本研究建議，可邀請形象較為中 立、有社會名望的第三人，擔任會議的仲裁者或主持者，如知名學 者、中立媒體或是立場較無爭議之社會賢達，有助於凝聚民間信任。
7. 強化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風險溝通推動者應避免造假扭曲資料、或僅 提供單一角度、片面的資訊，同時，也不應過份承諾或自誇，誠心地 講述自己理解的事實。
（二）實質內涵的再思考－強化風險溝通的實質意涵與治理效能
本研究團隊依據 Renn（2010: 92）所提出的建議，認為風險溝通的推動 者，在決策過程中，可以邀請以下幾種團體或代表加入風險治理決策，以加
與其越來越不信任核能監管機構有關（Baum et al., 1983）。也就是說，公眾 對於風險管制機構績效的信心，是增進風險溝通治理效能的重要元素，如果
質，並能盡速回應與溝通民眾提出的問題。資訊本身絕不足以建立或維持信 高真正對話的可能性（Marchi & Ravetz, 1999: 756）。當不同陣營者能相信 他人有誠信行為，並看到別人意見的合理性時，相互的對話就能培養出道德 承諾（Susskind et al., 1995）。信任感必須隨著經驗和時間一點一點地累積，
有賴風險治理者長時間的經營，沒有捷徑，更不可能因為讀了一本小冊子、
公關技巧，講究高明的話術來進行單向的公眾說服。誠如本研究一再提醒的，風 險溝通在資源與資訊上必須是雙向而對等，政府必須投入包括人力與物力的資源 進行核能風險溝通整套法制、行政程序的規劃，講究更開放、平等的對話方式，
讓風險溝通的成果成為政策回饋中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