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溝通的最終目標，是協助利害關係人和公眾了解在風險基礎上決策的理 由，並達到一個平衡的判斷，以反映出與其利益和價值觀有關的既有事實證據。
換句話說，在風險溝通中的良好做法是幫助所有受影響的人士，對於他們所關注 的事宜作出明智的選擇。另一方面，風險溝通的目的不應該是試圖說服人們溝通 者已經做了該做（或正確）的事情。風險溝通主要目的是提供人們所需之洞察力，
協助其作出反映現有知識和人們偏好的決定或判斷。
為使風險溝通有效，本研究團隊認為，不僅需要認識到風險爭議的不同層次，
更需了解社會中各種不同文化類型群體的風險知覺。因此，風險溝通過程與內容 必須依照社會中不同文化類型社會群體的利益和關切來特別設計。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公眾若已經相當程度地不信任政府（或風險治理者）的 治理能力時，風險溝通就必須要能有建立信任的功能，換言之，溝通的目的是要 能提升民眾對處理／管制風險機構的信任和信譽（credibility）。如果溝通者沒有 進一步地思考對方到底在說甚麼，對方為什麼不信任，只是簡短幾句話回應，或 者以冗長的論述回應，卻未與閱聽者關心的主題對焦，都可能會引起另一方的挫 折或憤怒。
另外，當不同社會團體有不一樣的價值考量，並對核能風險的本質有不同於 風險管制者的觀點時，風險溝通的功能與重點應該是有效地提升不同觀點的各界 人士之參與及對話，以減低衝突。風險溝通者的角色是規劃出具有民主精神及擴 大公眾參與的對話程序、提出解決衝突的替代方法，以及採用具有多元性與包容 性（inclusion） 的風險治理模式。因此，從不同文化角度來看風險溝通與風險治 理是重要的。
本研究團隊為能增強核能風險溝通的治理機能，提出以下之建議：
（一）與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對話
風險管理機構必須持續展現出它有效率、有能力並可以開放地回應公眾需求 等的努力，因此風險管理者、事業單位、利害關係人和公眾代表之間持續的對話 是必要的。透過具包容性與對話性的參與形式設計，鼓勵與會者提出意見與思索 意見背後的價值，嘗試尋求出一個所有參與者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並藉此建立 彼此相互信任及相互尊重的氛圍。
依據不同目的，公眾參與（和公眾對話）的時機也有所不同。如果目的是想 更瞭解該風險及其影響，那麼風險鑑定和評估在一開始就必須納入不同專業領域 者的參與及對話。例如：在科技風險評估中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參與，有助於深 入瞭解該風險的影響效應。若是為了建立可以被社會接受的風險標準，在風險評 估完成後，就應該納入公眾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討論，作為決策的基礎。此外，
納入被該決策影響之團體的參與極為重要，並且應越早越好。
除了時機的考量，參與者的邀請，以及會議性質的設定也需要全面的審酌。
風險管理者必須對潛在參與者的需要與感受有敏感度，並致力於在效率性和開放 性之間尋求適當平衡（Chess et al., 1998）。超過30人的團體，就「參與」而言，
效率性不佳。Renn（2010: 92）建議在風險管理決策過程中，以下幾種團體或代 表，可以被邀請來一起討論，協助風險管理決策：
1. 在相關風險領域中有額外的專業知識或相關經驗者（其他行業、大學 和非政府組織（NGO）的專家）。
2. 被決策產生之風險影響到的不同團體代表（業界、零售商、消費者保 護團體、環保團體等）。
3. 可能受到決策結果直接影響者（一般消費者、在地居民）。
4. 可以代表那些被排除在外或未能出席者（如動物或下一世代）。
風險管理機關應致力於包容性的參與設計，以鼓勵對話和促進相互尊重。不 論是門外漢或持相反觀點的專家，她/他們在特定問題中都應被視為潛在的同儕，
共同為定義問題與尋求解方而努力。此外，地方利害關係人的在地知識與對問題 的理解，也能補充科學家或技術專家的知識。總之，在面臨風險時尊重每一位參 與者，將提高真正對話的可能性。
（二）建立對風險管理機關的信心與信任
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對風險的處理是解釋個人採取集體行動的關鍵。如果個 人認為風險沒有被妥善處理，除了感受該風險對其是嚴重的威脅外，他們也更有 可能採取政治行動來回應。有研究指出，美國人不如以往支持核能發電，與其越 來越不信任核能監管機構有關（Baum et al., 1983）。負面的態度是採取集體行動 必要的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公眾對於風險管制機構績效的信心是另一個引發行 為反應更重要的元素，因此建立公眾對管制機構的信任相當重要。建立與贏得信
任是一項複雜的任務，不是簡單地藉由機械式的操作指示（例如：宣稱有同理心 或單向宣告有關之資訊）可以達成的，產生信任也沒有簡單的公式。信任感會隨 著經驗到對方守信用而一點一點被累積。沒有人會只因為讀了一本小冊子、聽演 講，或參與一次對話就提升對傳播者的信任。信任是成功和有效的溝通問題與解 除疑慮後所產生的無形產物。在溝通過程中信任越少被提到，就越有可能持續或 產生。建立信任一般原則是：聆聽公眾所關心的事。若是被要求，就要盡速回應 與溝通。資訊本身絕不足以建立或維持信任，沒有系統性的反饋與對話，也無法 營造建立信任的氛圍（Morgan et al., 2002）。表十描述幾項提升信任須有的要素。
表十：信任的要素
要素 描述
知覺的勝任度 符合制度要求的專業技術程度
客觀 對於他人感知的表現與資訊沒有偏見 公平 肯認並且使各個相關的觀點有其代表性
一致 對於論述和行為的預測是來自於過往的經驗與溝通 真誠 誠實與開放
信念 在溝通與表現上感受到「好的意圖」
同理心 對潛在風險受害者經驗的理解與願意和他們聯結的 程度
資料來源：Renn and Levine（1991）。
陸、 結論
一、 研究發現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我們整理以下研究發現，分成風險溝通之程序面和實質 面詳述之：
（一）程序面向
1. 資訊公開透明仍顯不足
目前政府已經在溝通管道多元化有所著力，然而，本研究發現，在溝通 資訊的揭露與宣傳上，政府仍有若干缺失需要補足，應再投注更多努力，使 民眾可以透過更平常親民的管道，得到活動資訊。
再者，研究團隊發現，許多溝通活動/會議缺乏完整的會議紀錄，民眾因 而難以透過資訊公開的過程，瞭解會議討論內容與政策走向的影響。這樣的 資訊揭露過程，不僅在公開透明上有所不足，也無助於拓展與民眾之間互信 基礎，以及深化公眾討論目的。
2. 現有溝通機制缺乏平等互動的參與程序，難以形塑實質對話
本研究發現，目前關於核事故處理的溝通活動型態，大致是以「資訊宣 導」以及「問卷調查」的方式，這樣的活動方式，是由政府內部人員以簡報 解說或會議報告的型式進行，偏向「知識教育」的溝通方式；也就是說，在 這些溝通活動中，民眾多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且訊息的流動方向是單一的「由 上而下」方式，導致政府和民眾之間難以出現平動互動的可能性。同時，因 為溝通機制中欠缺民眾參與的機制，民眾很難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政府自 然也難以將民眾意見反饋到政策制定過程。
另外，因為溝通方式偏向知識宣導的教育性質，常會牽涉到大量的科學 知識與術語，加深了溝通的門檻，讓一般民眾了解不易，形成了溝通上的隔 閡；再者純以科學技術作為溝通的主要內容，無法回應民眾在其他價值層次 與政府治理方面的提問，降低實質對話的可能性。
3. 被定型的角色與傳統溝通模式難以建立公眾信任
本研究綜覽目前可取得之核安溝通活動紀錄，發現政府與民眾的互信基 礎不足。首先，在制度設計上，原能會作為管制的角色，本應是扮演核能政 策中的公正第三方；不過，台灣核電政策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歷史因素，以及 過去原能會呈現之管制經驗與監督透明度等公眾印象，並未贏得民眾的信心，
因此無法以公正第三方的方式服眾。
再者，本研究在整理資料過程中發現，公部門在溝通過程中，言詞會出 現過度保證（如：「絕對」很安全、「絕對」可以相信政府）的情形，這樣 的過度保證安全，反而會讓民眾質疑政府的誠信，或是予人一種政府過度傲 慢、輕視風險的不佳觀感，而難以在民眾間建立起對政府的信任感。而一旦 政府的「誠信」受到打擊，接下來的溝通與監督工作就會愈加困難（Yang,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