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文字最早的起源來自於圖畫或符號，就如許慎所言「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字形，

即所謂的象形字。早期的象形文字仍然保有圖畫的意象，因此相同的文字可能因書寫者 或其他某種因素，致有不同的樣貌出現，這些不定型的字體，可能多一筆、少一劃、多 一點、少一撇，字體也可能偏左或偏右¹³²。故古人在造字的時候，可能各造各的形，各 畫各的意，也或許每個字被造出來時都有它們的歷史背景，也可能反映當時代的社會情 況，如土田的「田」字字形( (合 24155))，《說文》：「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

阡陌之制也，凡田之屬皆从田¹³³。」田字的本義不是種田而是田獵，田字的形體像打獵 時的圍場和道路，古代打獵是在囿中，囿里有禽獸，中間有道路，是可以乘車的¹³⁴。故 這些字形就不易由外觀去判斷與理解，必須了解古代文化與習俗的社會，才能從中悟出 其原始造字的意義。

132 參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9。

133 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大字本)》，頁 1141。

134 參見徐中舒：《古文字學講義》，頁 45。

故經由考證「五年琱生簋」銘文中的疑難字形與釋讀銘文辭例上的過程來說，筆者 也由其中獲知古人造字的意義，以及了解西周社會中所遵從的宗法禮制的規範，以下就 這些成果列於下：

壹、在疑難字詞考證方面 一、「誎」與「 」

由於兩字形間只是一筆畫的差異，意義卻完全不同。本文在考證過程中，先自古籍 典書上獲知其字義，判斷兩字的意義，從中了解銘文本義。再透過字形的分解，由字樣 的近似，判別偏旁的位置，再尋得偏旁上的解釋及造字的用意，方得出兩字間的關係實 為是異構字形，而有如下的結論：

(1) 可讀作「謮」、「 」、「 」、「嘖」的讀音，這些字互為「或體字」或者是「異體字」。

(2) 在字義上含有：「刺、怒、讓、爭、訟、責」，故可解釋為「刺、擾、怨刺很多、責、

怨、以言相爭、偵訊或書冊記錄」。

(3) 在字形上先從偏旁上分解「朿」、「束」、「來」和「柬」等的相似相異處。而獲知「朿」

和「束」雖是不相同的偏旁，但應為「訛變」或「異體」的字形。

(4)「來」形與「朿」形雖相似，但在「五年琱生簋銘」中來說，應該是異文字形。

(5) 偏旁从「柬」與从「束」是同源字，「諫」與「誎」兩字形可相通。

(6)「 」借為「刺」，又與「刺」相通。銘文「 」的偏旁部分與「束」字形相仿，

从言朿聲的「 」和从言束聲的「誎」，應視為一字異構的字體。

故對於「五年琱生簋」銘文中的「 」釋讀為「誎」，可由上述的結論得知而理解其 意義。

二、「訊」字

此字的演變過程，由最初獨體象形字 像跪著的羌型而反缚雙手的字樣，又像人 的前面有「口」問訊的 ，再演變為 从「口」「卂」聲的字形。致「訊」自古至今

被釋出的字體不斷改變，而產生多種異字體，如周法高的論述，被釋為「 」、「傒」、

「擊」、「馘」；「絇」，假借為「拘」，和「訊」字。而以現今來說，則更出現不少異體字

，如有：「 、 、 、 、 、 、 」等字出現。

另在字義上來說，學者就「訊」字出現在已出土的銘器上分析其不同的語義為：

(1) 屬於軍事銘文的「訊」：

「訊」當名詞用，作為「生俘、俘虜」解釋，這個「訊」字通常與「執」連用，「執 訊」構成動賓詞組。

(2) 屬於冊命或爭訟的「訊」：

「訊」當動詞用，作為「審問或詢問」解釋。視審問的賓語對象而不同，如是事件 時為「訟」。如審問的賓語是人時，則可解釋為「詢問」。

那在「五年琱生簋」銘文中的辭例來說「余既訊 我考我母令」，執行審問或徵訊的應 該為「人」，故可解釋為「詢問」。

三、「 」

此字的字形結構較不易得知其意義，經由各家學者的判辨，分別是釋讀為「奰」、「侯」

「忝」、「斁」、「昃」和「則」等字。透過學者的論述，筆者認為如將各個字義套用在

「五年琱生簋銘」的「 我考我母命」之「 」字作解時，會有不同的解釋：

(1) 「奰」：因甲骨文及金文均尚未見及此例。孫詒讓解讀為「服」，有服從父母命令之 意。

(2) 「侯」：筆者認為此字在字形上與簋銘不相近，語義上依據季旭昇《說文新證》解其 字義為「射箭的靶子」，置放於銘文上的解釋也不恰當。

(3) 「忝」：在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辭例上，都還未見到此字字形，故筆者認為尚無法認 定是為忝字。

(4) 「斁」：此字在字形上近似於簋銘 ，但在字義上來說，林澐先認為是「厭、伏、

順從之意」，後又認為不妥，故對於此字認為有待再確認。

(5) 「昃」；解釋為側頃、伏服的語義頗為適當。

(6) 「則」：此字引申為「典則、效法」筆者認為此字的解釋較為適當。

故「斁」字形較為接近簋銘 ，而考證為「 」或「 」且譯為「服從、遵從」的語 義，則似乎較符合銘文本義所述的「遵從我父母之命」或「服從我父母親之命」的文句。

貳、釋讀銘文辭例的意義方面：

「五年琱生簋」器皿內所記載的人、事、物均屬於西周中晚期時代的思想與社會關 係。尤其宗族間對於這禮制的維護，是一種以親屬血緣的關係為基礎的宗法組織，超越 了地緣性的團體，它最主要的關鍵是彼此保持自群之間的密切關係，穩定各族群的群體 意識和團結觀念。再者，因分封制的實行，於當時嚴謹的封建階層化的禮儀觀念，更是 不可磨滅與消跡，當然，「禮儀的系統化與制度化，一方面意味著一個統治階層的權力 已由使用武力作為強制性的統治，逐步演變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徵，另一方面，規整的 禮儀也代表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固定，使競爭與衝突，增加了統治階層本身的穩定性。

相對的，統治階層也為了安定而犧牲靈活適應的能力」¹³⁵。

135 許倬雲：《西周史》，頁 164。

銘文中顯示的禮儀，如 「獻，惠，報」，以及當為禮物的「壺，大璋，帛束璜，圭」，

這些為確定主從關係的禮節，在賓主雙方接受贄禮的禮貌上是極為慎重。尤其雙方致贈 禮物的形式除了要肯定這份情誼的表現，也是確定君臣關係的密切。而當君臣關係密合 後，自然宗族長的命令或指示，臣下者就必須聽從與服從，這又顯示封建制度主從與宗 族關係的重疊，如銘文辭例的「以君氏令」、「公宕…女宕…」、「從許」、「我考我母令」

等等，顯見上者命令，下者聽從與服從的態度。

因此，西周當時的社會中，存在著堅固的封建觀念，主從關係，君臣關係，大宗族 小宗族關係，這些都是委質為臣的約束，一方面有個人的承諾與約定，另一方面又因為 血緣或姻親關係而組成的宗族關係，為了加強雙方的緊密合作的穩定性，而互有禮儀的 表現，也更會因此而紀錄於彝器上，以表示其忠貞與感念，如此顯現於上對下有禮，下 對上盡忠，禮儀的背後，最終是為了確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而考慮¹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