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

深度訪談於質性研究中對於蒐集資料具有重要性（林淑馨，2010：220），作者 採用深度訪談法，並依照Rubin and Rubin（2012：10、37、60-70）的指引，試圖 從受訪者的視角認識世界，以開放的心情，期待發現超越預期想像的觀點，使本文 的訪談內容能夠鮮明與真實、平衡與完整、精確與可信、豐富與詳細。此外，為更 加聚焦研究主題，研究者須對問題設計保持開放與彈性，於研究問題與訪談者的回 應來回穿梭觀察，並在適當的時機追問，以探尋更深入的啟發。

吳嘉苓（2017：36-41）指出，深度訪談法的特點在於描繪事件中細微的發展，

且利於整合多重觀點並瞭解事件的整體脈絡，亦能作為量化研究變項的先期研究。

須特別留意，如何尋得主題相關的代表人物進行訪談，取得最貼近事件的一手資料，

攸關研究品質的良莠。若研究的母群體不大，尋找受訪對象時，或許可考慮凡符合 受訪條件者皆納入，以減少系統性的誤差。而立意抽樣較隨機抽樣常運用於訪談中，

研究者亦可依據選定研究問題，考量以「典型案例」、「極端案例」或「關鍵案例」

作為訪談主軸。另於研究者不知母群體存在何處時—如參與過轟趴的男同志、跳過 八家將的青少年、無證移民、性工作者—則必須由初期的受訪者引介其他受訪者，

此即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

此外，由於臺北市各行政區的人口組成特性不同，其親密暴力形成原因及態樣 也有所不同，本文作者先前於 2016 年與家防官進行的訪談及鄭麗珍（2013：172-173）先前的研究已初步將臺北市家庭暴力態樣歸類，若其他縣市人口組成模式（教 育、經濟、社會地位）與本文研究區域相似，則應該可以類推其委外服務會面臨的 困境（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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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的問題。

本文作者先前的初步研究，發現部分個案中，報案時自稱被害者的女性，並非 被家暴者，反而男性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若在結案壓力下，而未詳查雙方背景，將 使得個案處理公平性嚴重傾斜。本研究於前述四項指標外，另加上「公平」，以探 求民間團體的協力能否增進處理個案的公平性。

由於受訪者多非來自公共行政領域，為了使受訪者能清楚瞭解訪談題意，本文 將社會契約委外研究架構調整得較為口語。其中，第一部分的訪談以「參與者的動 機與特性」、「履約制度的設計」、「履約過程的合作與衝突」、「互動關係的總覽」，

分別代表「簽約篩選」、「履約裁量」、「履約監督」、「續約決定」等協力模式發展階 段。而在第二部分的訪談，本文將經濟、效率歸納為「花費」指標的子項目，品質、

效能及公平合併為「專業」指標的子項目，一併探求各項指標的整體關聯。

此外，由於臺北市各行政區家暴態樣的不同，本文亦想透過上述指標，釐清各 區不同的委外單位專精於特定家暴議題，能否因此比家防中心－單一政府單位－

更彈性、有效地回應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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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考社會服務契約委外契約研究架構，將受訪對象分為公共管理方及 民間簽約方（孫煒，2010：10），並將前者又可分為社政及警政，後者則是網絡合 作的委外承辦單位。為了深入瞭解家暴安全防護網計畫之下，公私協力的實際運作 的情形，以及此合作模式有無困境或缺點，社政部分訪談臺北市家防中心成人保護 組負責委外業務管理的單位主管；警政部分訪談分局的家庭暴力防治官；民間簽約 方則訪談臺北市各行政區的委外承辦單位。從法規的角度來看，我國的公私協力多 立基於政府採購法監督下的協力契約。而本文所聚焦之臺北市政府親密關係暴力 防治業務，其契約之雙方分別為家防中心及民間組織。雖然協力過程的主要行為者 係家防中心與民間組織，然而，研究者希望藉由與警察局家防官的訪談，使本文的 觀點能夠更加全面。

關於上述受訪者的互動關係，家防中心與民間組織彼此是契約雙方，警察局家 防官則是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的一環，基於協力關係中第三者的角度，可以觀察家 防中心與民間組織的互動，對於整個網絡的合作模式可以提供較為全面的瞭解。研 究中，家防官的訪談所採用的訪談題綱與其他訪談不同，主要是針對家庭暴力防治 網絡的整體運作與績效評估的指標設計為主軸，本文僅保留與研究主旨有關的部 分。

圖 7 訪談對象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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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受訪者的抽樣，首先說明承接委外契約的民間簽約方。於母群體不大的情 形，儘可能納入所有符合條件的受訪對象，能減少系統性的誤差（吳嘉苓，2011：

39）。2019 年一共有五個民間組織承接臺北市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委外業務，作者 逐一致電詢問各個組織，一共有四個組織願意受訪，另一個組織婉拒訪談。至於適 合訪談民間組織內部的哪個職位呢？為了發現第一線實務工作的經驗以及民間組 織如何與公部門互動，本文以社工督導或是中階主管為訪談對象，因為他們的角色 定位，不但相當瞭解一線社工的服務情形，又須時常與私部門組織內部的上層主管 溝通，同時也是民間組織聯絡家防中心的窗口，因此可以說是私部門的中樞（王淑 媛、蘇怡如，2010：74）。

其次，是政府端的公共管理方。基於相同的原因，作者原先希望能與臺北市家 防中心內，執掌規劃及運行委外方案的第一線主管進行訪談。不過由於家防中心希 望由較為高階的主管統一對外發言，因此本研究最後訪談的對象是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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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研究訪談名單

代碼 職稱 單位 日期 地點

A 社工督導 民間組織 a 2018 年 10 月

辦公室

B 社工督導 民間組織 b 2018 年

12 月 辦公室

C 主管 民間組織 c 2019 年

1 月 電話訪談

D 社工督導 民間組織 d

2019 年

1 月 辦公室

G1 主管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019 年 1 月

辦公室

G2 家庭暴力防治官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某分局防治組

2016 年 12 月

辦公室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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