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架構

過度曝光，其曝光原因包括媒體報導、偵查機關公開或私下洩漏、甚至是民眾爆 料。所謂「審前」並不限於案發當下，只要在案件進入法庭審理程序之前即屬之。

當然理論上，可能存在審判之後才公開的案件，但在現代社會下，這種情形少之 又少，絕大多數被公開的刑事案件都是在尚未進入法院之前，就已經曝光。因此

「審後案件才公開」的情況，基本上只存乎理論，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至於 所謂「公開」，不只是案情或調查程序的客觀曝光，對案件或刑事程序的主觀評 論亦屬之。最後，有學者將審前不當公開譯為“pretrial publicity”⁷，然而，若按照 字面，“pretrial publicity”的意義僅止於「審前公開」，本身並無「不當」意涵，毋 寧是一個描述審前案件已為眾人所知的中性詞彙，無涉適當與否的價值判斷。因 此本文將審前不當公開譯為“prejudicial pretrial publicity”，蓋“prejudicial”一詞本 來就有「不利」、「有害」之意涵，更有「帶有偏見」之意，恰好與審前不當公開 所帶來的危險相符。

再就媒體預斷而言，意指媒體對刑事案件帶有偏見的報導或評論，獨斷地預 測或暗示程序應該進行的方式，以及程序應該有的結果。無論該預斷是對被告有 利或不利，均包括在媒體預斷的概念內，但本文以下內容，將會聚焦在媒體預斷 內容對刑事被告不利之部分。另外，本文原欲採用德文“öffentliche Vorverurteilung”

的中文翻譯「公眾預斷」，但由於公眾意見往往受媒體報導所帶動，為了強調媒 體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因此改採「媒體預斷」之用語。本文以下有時會混用「媒 體預斷」與「公眾預斷」，但兩者在本文脈絡下，其內涵的差異並不大。

第三節 研究架構

審前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的問題不獨台灣所有，只要是有媒體、有司法的地 方，就必然要面對兩者錯綜複雜的衝突。美國的人權與司法制度經過百年以上發

7 參見林鈺雄(2013)，《刑事訴訟法(下)》，七版，頁 14，註 16，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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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已建立出一套體系，並被世界上其他國家參考沿用。美國同時又是世界上新 聞業數一數二發達的國家，自然不免面對審前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的威脅，這個 在美國被稱為「媒體自由與公平審判」(free press and fair trial)的法學領域，至遲 在 20 世紀上半葉就開始受到實務與學說熱烈討論。

另一方面，大西洋另一側的歐洲，在 1953 年歐洲人權公約生效之後，德國、

法國、英國等老牌民主國家便不斷致力於人權與司法制度的整合。隨著歐洲人權 法院開放個人申訴制度，更有大量與公平審判或新聞自由相關的案例湧入歐洲人 權法院。歐洲人權法院在這些案件中闡釋歐洲人權公約的同時，也引領歐洲各國 的制度向上發展。

在審前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的問題探討上，首先應該思考的是：什麼情況下，

審前公開才會被評價為不當？媒體作為以監督政府運作為己任的第四權，基於言 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可能不對重大刑事案件加以報導，畢竟刑事案件的偵查、

審判與處罰，正是國家權力最極致的展現，絕不能自外於媒體及人民的監督。言 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消說，長期以來都是各國憲法學最核心的議題。但相對的，

對審前不當公開的討論量卻貧乏許多，因此若要釐清禁止審前不當公開與言論自 由、新聞自由間的關聯，就必須先理解審前不當公開的內涵。接著，才能夠理解 審前不當公開的標準，也就是說，在什麼情況下構成審前不當公開。有了對審前 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充分的理解，我們才能正面討論司法與媒體間的互動。

面對審前不當公開和媒體預斷所帶來的威脅，因為媒體對於刑事司法，大多 沒有其他資訊來源，會特別仰賴政府機關所提供的資訊。所以政府機關必須在人 民知的權利以及公平審判原則間做出權衡，慎選其所揭露的刑案資訊內容和揭露 形式，盡力避免會產生有害於程序公平性之效果的資訊揭露。換言之，如果政府 機關在刑案進行期間，揭露可能會減損程序公平性的資訊，就會構成審前不當公 開。又或者，當刑事案件已經挑惹起媒體和公眾的情緒浪潮，國家也有必要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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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措施保護被告、關係人和司法體制本身。其中最重要者，要屬刑事程序不公 開，也就是當刑事案件的公開已經對審判公平性或當事人權利造成威脅，可能可 以構成公開審判原則的例外，刑事程序(包括偵查和審判)改採秘密進行，避免更 多不當資訊流入輿論，並使受損的權益免於進一步侵害。

但在現代社會下，媒體也有自己搜尋、刺探資訊的能力，更可以自行決定報 導素材的呈現方式。那麼當媒體對特定刑事案件的討論方式過當，可能威脅到法 治國原則或當事人利益時，國家應如何平衡媒體報導、公平審判和當事人權利等 利益。甚至得否直接由國家高權介入，對媒體加以限制，也值得探討。畢竟對媒 體的新聞報導進行限制，必然構成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最嚴重的減損，為了防 免審前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是否可以採取這樣的做法？如果可以，其制度又應 該如何設計？將是審前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議題當中，最眾說紛紜的大哉問。

當審前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發生時，其所造成的效應可以說是覆水難收，通 常我們只能亡羊補牢。既然審前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的效果主要是集中在刑事訴 訟上，那麼也可以考慮在訴訟上課予一定的效果。一方面，因為審前不當公開和 媒體預斷會對侵害程序中的司法或當事人的利益，因此以一定的訴訟上效果加以 補救。另一方面，若媒體知悉其報導會導致訴訟「風向」的變更，應該也會在報 導時稍加收斂。同時，這樣的做法通常不會直接干預媒體對刑事程序的報導，也 就免除了侵害新聞自由的疑慮。

本文以下便以歐洲與美國兩大法系下的案例法為軸，首先於第二章釐清審前 不當公開與媒體預斷的概念；再於第三章處理審前不當公開的認定標準；第四、

五、六章則就審前不當公開後的媒體預斷，分別從對媒體的消極限制、對媒體的 積極限制、和訴訟上效果等三個角度，探討國家可能的因應手段。並在第六章回 歸我國，從我國的法規和實務，探討我國在處理審前不當公開和媒體預斷的問題 時有哪些盲點，並試著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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