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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承上所述， BAS 的程度不僅可正向預測正向未來思考，也可負向預測負向 未來思考；另一方面，BIS 的程度不僅可正向預測負向未來思考的增加，也可負 向預測正向未來思考。換言之，兩個系統間的相關機制不再是單純的各自運作，
而是有相互影響的可能。
此外，根據前節的討論，正向與負向的未來思考間應可能存在互動的可能性。
因此，本論文認為若無望感量表測得的正負向期待為兩種概念，則需要重視兩種 未來思考間的互動性；但因兩者間關係的可能性有四種，故本論文將以前述正負 向未來思考互動關係的四種模式考驗結果為基礎，以確認假設模式中兩者的互動 方向後並加以檢驗。其中，正向與負向未來思考間的兩條預測路徑的保留與否將 視上節四個模式的考驗結果而定。
提出此兩個模式的比較，除了要驗證 Trew（2011）以及 Beevers 與 Meyer
（2002）的理論假設之外，亦可回應無望感量表內涵構念的議題：若無望感量表 內之正負向期待的內涵反映僅為單一構念的兩面，則競爭模式一應較競爭模式二 有較佳的模式適合度；但若無望感量表內之正負向期待的內涵確實代表兩種不同 的概念（正負向未來思考），則競爭模式二應較競爭模式一有較佳的模式適合度。
第六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回顧上述相關文獻，本研究有三個主要的研究目的：
第一，檢驗貝氏無望感量表的因素結構是一因素或二因素模式。雖然 Beck 等人（1974）對於無望感構念的定義為負向期待，無望感量表內的正負向期待內 涵被視為同一種概念；但因其他理論認為此構念應俱備正負向未來目標或期待的 概念（Abramson et al., 1989; Baumeister, 1990; Klenk et al., 2011），且具備各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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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可能性，故分析貝氏無望感量表因素結構就成為檢驗此兩大類相關理論主張 的重要研究議題。因此，為了驗證過去研究結果且提供更嚴謹的研究方式，本論 文將利用大學生樣本進行分析，並將研究參與者分成兩群，同時利用探索性與驗 證性因素分析加以檢驗。若二因素模式具備較佳的模式適合度，將根據 MacLeod 與 Byrne（1996）的理論觀點以正向與負向的未來思考加以命名。
第二，檢驗正負向未來思考間是否存在互動的關係。雖然 MacLeod 與 Byrne
（1996）將無望感區分為正負向的未來思考以釐清此構念的內涵，但因其認為兩 者對憂鬱症狀的影響是相互獨立運作（模式一，如圖一），過於簡化此兩類未來 思考間的關係，故本論文提出另外三種的可能模式（如圖二、圖三與圖四）並加 以比較。其中，模式二（圖二）主張正向未來思考有兩種路徑可以預測憂鬱症狀，
且其中一種是透過負向預測負向未來思考而達到此結果；模式三（圖三）主張負 向未來思考有兩種路徑可以預測憂鬱症狀，且其中一種是透過負向預測正向未來 思考的增加而達到此結果；模式四（圖四）則同時包含模式二與模式三的假設路 徑。本論文將利用大學生樣本進行分析，以考驗部分中介變項的方式驗證三種假 設性模式。另一方面，若模式一、二、三任一者為四者中的最佳模式，則較支持 無望感量表內所測得的正負向未來思考應為兩種構念。但若模式四為最佳模式，
則較支持無望感量表所測得的正負向期待概念均為無望感內的內涵。
第三，比較 BAS 與 BIS 導致憂鬱症狀之兩種競爭模式。根據 Trew（2011）
的憂鬱症整合性模式，BAS 的活化不足導致個體經驗到較少的正向情緒，並進 一步影響個體擁有較少對正向的未來思考，最後造成憂鬱症狀的增加。另一方面，
BIS 的過度活化導致個體經驗到較多的負向情緒，並進一步影響個體擁有較多的 對負向的未來思考，最後造成憂鬱症狀的增加。此外，本論文認為兩個系統之機 制間有互動的可能。因此，為了確認此兩條路徑具備模式適合度的可能，本論文 將利用大學生樣本進行分析，檢驗無望感或正負向未來思考在 BAS 與 BIS 導致 憂鬱症狀的兩大路徑中所扮演的中介變項之角色，並比較兩種競爭模式的模式適 合度，以再次回應無望感量表構念內涵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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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綜合先前的討論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問題 1：貝氏無望感量表是否為二個因素結構？
問題 2：模式一、二、三、四何者為較佳的模式？
問題 3：兩個競爭模式（圖五和六）何者具備較佳的模式適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