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負向未來思考、行為激發/抑制系統與憂鬱症狀間模式之初探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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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許文耀教授. 治政正負向未來思考、行為激發/抑制系統與憂鬱症狀間模式之初探大立 ‧ 國. 學. The Exploratory Model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ture Thinking, Behavioral Activation/Inhibition Systems, and Depressive Symptons..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研究生胡肇勳撰. 民國 103 年 3 月. v.

(2) 謝辭. 生命就像自助旅行一樣，有時候會看見一些出發前未曾預料過的風景，就像是我從來沒想過會唸第二個碩士，年輕時也從來沒有規劃要走上助人工作這條路。更驚訝的是，我現在依舊和心理學有種解不開的緣份，即使過去峰迴路轉時，曾經深深地相遇後又錯失。也或許因為曾經那樣的錯失過，現在的重逢對我而言是異常地珍貴。這一路上最需要感謝的，絕對是許文耀老師。除了在討論論文與治療個案上，. 政治大一樣用包容與真切的方式提醒我。讓我在面對自己的困難時，可以比較輕易地放立老師一直不吝嗇的給予我概念上的澄清與思辯；在面對我思考上的阻礙時，老師. ‧ 國. 學. 下執著和害怕。但是，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幾年前在碩士班甄試口試時，老師不只點出我論文問題上的思考盲點，對於我那幾年人生的遭遇，還流. ‧. 露出瞭解與接納的神情。我想同時身為一個助人與研究者，這應該是最真實的典. sit. y. Nat. 範之一。. al. er. io. 此外，也要感謝陳秀蓉老師與李怡青老師在這過程中的建議與指導，讓我能. v. n. 更看清楚自身的盲點，讓這篇論文能變得更加完善。而在論文產出的過程中，也. Ch. engchi. i n U. 要感謝韋婷學姐不厭其煩的一直幫我解決統計上的問題，如果沒有韋婷學姐的幫忙，分析資料的過程不會這麼順利。同時也要感謝吳治勳老師在課堂上與私下討論時，對論文概念間關係之切入觀點的建議，讓研究題目間的起承轉合變得更有邏輯與架構性。還要感謝程景琳老師和政宏同學在資料蒐集上的幫助，更要感謝的是所有參與這個研究的研究參與者，沒有你們的無私投入，這篇論文就不會誕生。在這，我也要謝謝過去幾年在新竹教育大學所教導過的學生，那段在講台上下所一起互動的時間，是我這幾年最閃亮的回憶之一。這一路走來，絕對要感謝在我身旁一直給予支持和關心的好朋友們，這些超 I.

(3) 越血濃於水的關係，在我遭遇許多挫折與困難，甚至覺得快要迷失的時候，是多盞指引方向的明燈。再次謝謝你們，這群被我視為是生命中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僅以這篇論文獻給我在天上的父親與母親，即使你們離開人世一段時間，但我仍然帶著你們留下的寶藏繼續前進；未來，我想這些仍是讓我持續往前的動能。最後，謝謝這一年所遇到的美好，讓我更清楚看見了自己，也學會只有試著將曾經抓緊過去的雙手鬆開，才有盡力擁抱現在的可能。. 立. 政治大貓空下景美溪畔.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I. i n U. v. 甲午年初夏.

(4) 摘要本論文根據無望感的相關理論，以三種方式探討貝氏無望感量表內的正負向期待為一個概念的兩面，或是表徵兩種不同的概念。首先，本論文進行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以考驗一與二因素模式的模式適合度。再者，MacLeod 與 Byrne （1996）認為兩類未來思考對憂鬱症狀的影響是相互獨立運作，但可能有過於簡化的限制，故本論文提出四種的可能模式並加以檢驗。最後，根據 Trew（2011）所提出的整合性模式，提出行為抑制與激發系統導致憂鬱症狀之兩種競爭模式，檢驗無望感或正負向未來思考在此模式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以及兩個系統之機制間有互. 政治大望感量表的二因素結構，並以正負向未來思考加以命名；（2）支持模式二的假設，立動的可能性。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1）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結果均支持貝氏無. ‧ 國. 學. 負向未來思考為正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的部分中介變項，但正向未來思考並非是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的部分中介變項；（3）競爭模式二具備較佳的模. ‧. 式適合度，支持 Trew（2011）認為憂鬱症時須同時注意 BAS 與 BIS 各自不同影. sit. y. Nat. 響途徑的觀點，亦彰顯正向未來思考的保護因子角色；（4）更重要的是，支持無. al. er. io. 望感量表中正負向期待內容應被視為兩種不同且各自存在的概念。最後並提出本. n. 論文研究限制與對憂鬱症的臨床理論與實務上之建議。. Ch. engchi. i n U. v. 關鍵字：憂鬱症、貝氏無望感量表、正負向未來思考、行為抑制系統、行為激發系統。. III.

(5)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ctations assessed in 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 by three ways. First,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used to test the goodness of fit of one-factor and two-factor models. Besides, MacLeod and Byrne (1996) stated that two kinds of future thinkings influenced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independently, but this statement had some limitat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d four model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Based on Trew ‘s (2011) integrated model, two competing models. 政治大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hopelessness or future thinkings. The main results were: (1) 立. illustrating the relations among BAS, BIS and depression were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two-factor model of BHS was supported in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 國. 學. analyses; (2) the second model was supported that negative future thinking was the. ‧.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ositive future thinking; (3) the competing. sit. y. Nat. model 2 had the better goodness of fit, supporting that BAS and BIS had important. io. er. but different pathways to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and positive future thinking played the protec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4) Most importantly, the. al. n. v i n perspective that the positive andC negative expectationsU h e n g c h i assessed in BHS should be. treated a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constructs respectively was supported. Finally,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theories and clinical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were discussed.. Keyword: Depression, 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ture Thinkings,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 IV.

(6) 目錄第壹章研究動機.................................................................................................. 第貳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無望感的構念……………………………………………………….. 第二節將無望感概念擴充的相關理論…………………………………….. 第三節無望感或未來思考構念的相關測量……………………………….. 第四節對正負向未來思考理論的反思…………………………………….. 第五節無望感/正負向未來思考與動機間的關係：BAS 與 BIS 的角色.... 第六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参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對象…………………………………………………………….. 第二節研究程序…………………………………………………………….. 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四節資料分析…………………………………………………………….. 第肆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貝氏無望感量表結構（BHS）之因素結構確定………………….. 第二節描述與相關統計分析……………………………………………….. 第三節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的假設模式……………………….. 第四節 BAS/BIS、無望感/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的競爭模式….. 第伍章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果討論………………………………………………………..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三節研究貢獻…………………………………………………………….. 參考文獻………………………………………………………………………….. 附錄………………………………………………………………………………...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V. i n U. v. 01 03 03 05 10 16 19 29 32 32 32 33 35 37 37 41 43 46 51 51 58 59 61 71.

(7) 表目錄表一貝氏無望感量表的因素結構矩陣……………………………………...... 表二一因素與二因素模式之適合度指標…………………………………….. 表三全體研究參與者在各量表的描述統計資料…………………………….. 表四各量表的相關係數矩 ……………………………………........................ 表五兩性在各量表中的得分差異…………………………………….............. 表六 NFT 對 PFT-BDI 的中介效果……….……………………........................ 表七 PFT 對 NFT-BDI 的中介效果……….……………………......................... 38 40 42 42 43 44 45. 表八各量表之Cronbach α內部一致性係數………….……………………….. 47 表九各測量變項的相關矩陣…………..………………………........................ 48 表十兩種競爭模式之適合度指標……….……………………......................... 49.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VI. i n U. v.

(8) 圖目錄 MacLeod 理論對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之假設：模式一.......... 20 正負向未來思考互動的假設模式：模式二............................................... 20 正負向未來思考互動的假設模式：模式三............................................... 21 正負向未來思考互動的假設模式：模式四............................................... 21 BAS/BIS、無望感與憂鬱症狀的理論模式：競爭模式一………….…... 27 BAS/BIS、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的理論模式：競爭模式二.…… 27 BHS 二因素 20 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與參數值……...…………….. 40 BAS/BIS、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之模式的標準化解………….... 50. 立. 政治大. 學 ‧. ‧ 國 io. sit. y. Nat. n. al. er. 圖一圖二圖三圖四圖五圖六圖七圖八. Ch. engchi. VII. i n U. v.

(9) 第壹章. 研究動機. 長期以來，臨床心理學界討論無望感的構念以及其與憂鬱症間的關聯（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Beck, Riskind, Brown, & Steer, 1988）。 Stotland（1969）將無望感定義為「個體對自己與未來持有的負向期待」；之後， Beck、Weissman、Lester 與 Trexler（1974）也根據此定義發展出貝氏無望感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並延伸出許多相關的病理研究。 Grewal 與 Porter（2007）指出 Beck 的概念解釋只鎖定在無望感上，並沒有. 政治大所欠缺。此外，MacLeod、Rose 立與 Williams（1993）也質疑 Beck 所指涉無望感. 陳述其與希望感間的關係，亦即無望感在向度性（Dimensionality）上的內涵有. ‧ 國. 學. 概念中的「負向期待」的定義十分曖昧不明。故之後仍有許多學者試圖對負向期待的內容加以釐清。例如 Abramson 等人（1989）提出的無望感理論（Hopelessness. ‧. Theory）中，主張無望感是一種期待，包含認為高度渴望的結果將不會發生，或. sit. y. Nat. 是高度嫌惡的結果即將發生，並伴隨著個人行為無法改變結果發生可能性的期待。. al. er. io. 此定義除了呼應 Melges 與 Bowlby（1969）認為無望感是一種對未來改變不具有. v. n. 效性的期待外，也開始區分期待之結果應區分為渴望（正向）與厭惡（負向）之. Ch. engchi. i n U. 兩大類別。若是如此，那於 Beck 所定義的無望感概念中，究竟對渴望（正向）與厭惡（負向）之期待的內容是一體兩面，也就是具有相同的概念意涵，亦或是渴望（正向）與厭惡（負向）之期待的概念代表著不同意涵，並對憂鬱具有不同的作用性，是值得加以探討的。承上所述，本論文將從三個方向去回應此議題。首先，將整理廣泛被臨床領域用於測量無望感的貝氏無望感量表之構念效度文獻，以釐清其效度是否足以反映無望感相關理論的論述，並以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方式加以驗證一因素與二因素模式的模式適合度。再者，MacLeod 等人（1993）有鑑於無望感構念中負向期待的模糊定義，主 -1-.

(10) 張應採用正負向未來思考的觀點對無望感的特徵進行研究與分析，且 MacLeod 與 Byrne（1996）採用 Clark 與 Watson（1991）的三元模式（Tripartite Model），認為缺乏正向未來思考為憂鬱症的特殊因子：焦慮應該僅與負向事件之期待的增加有關（因為負向情緒的增加）；而憂鬱因為包含較高的負向情緒與較低的正向情緒的元素，故應同時與負向事件之期待的增加、正向事件之期待的減少有關。雖然 MacLeod 與 Byrne（1996）採用正負向未來思考澄清無望感與憂鬱症狀間的關係，對相關的理論是一大突破與補足，但其論述隱含這兩類的未來思考是獨立運作，並主張以兩者「各自」的消長說明憂鬱症狀產生的原因。這樣的觀點. 政治大症狀產生影響的可能性。因此，本論文將對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之關係提立除了過於簡化兩類未來思考間的關係之外，亦忽略兩類思考間的互動關係對憂鬱. 出的四種假設模式並加以驗證。同時，若模式四成立，則較支持無望感量表測到. ‧ 國. 學. 的是單一構念的觀點；若模式一、二、三任一者成立，則較支持無望感量表內含. ‧. 正負向未來思考為兩類構念，且與憂鬱症狀具有不同的作用關係。. y. Nat. 最後，Trew（2011）整理與憂鬱症相關的病理構念，並結合相關的神經生物. er. io. sit. 研究結果，提出一個以行為激發系統（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與行為抑制系統（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為主軸的整合性模式：其認為在. al. n. v i n 探討行為動機與憂鬱症狀間的關係時，應同時要考慮到 BAS 與 BIS 的角色，與 Ch engchi U. 兩者間互動的病理機制，才可能將憂鬱症病程的可能發展路徑描述的更加完善。同時，無望感或未來思考被認為應該在動機系統與憂鬱症狀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Beevers & Meyer, 2002）。故本論文將回顧相關文獻，提出相關的假設性模式並加以驗證。此外，為了再次回應無望感量表之構念內涵的議題，將驗證以單一概念之無望感或兩類不同概念之正負向未來思考為中介變項的兩個競爭模式，比較兩個模式何者具備較佳的模式適合度。. -2-.

(11) 第貳章. 文獻探討. 長久以來，無望感（Hopelessness）在心理病理的研究中一直是個極重要的概念。無論是其與憂鬱症間的密切關係（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Beck, Riskind, Brown, & Steer, 1988; Greene, 1989; MacLeod & Cropley, 1995），或是對自殺行為、意念或危險性的顯著預測力（許文耀、王德賢、陳喬琪與陳明輝，2006； Beck & Steer, 1989; Grewal & Porter, 2007; MacLeod, Rose, & Williams, 1993; MacLeod et al., 2005; Minkoff, Bergman, Beck, & Beck, 1973），再再都顯示此心理. 政治大然而，即便從無望感延伸出諸多相關的重要臨床心理研究，但是至今對於無立. 機制在心理困擾與病程的發展或維持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 國. 學. 望感的定義與內容依然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探究（謝文傑，2005；MacLeod et al., 1993），也欠缺分析無望感量表之構念效度意義的研究（許文耀等人，2006）。. ‧. 有鑑於此，本論文將先彙整無望感的相關病理研究，試圖透過整理與其構念和測. sit. y. Nat. 量有關的理論主張，進而推導出對貝氏無望感量表構念組成因素的假設。. al. er. io. 此外，雖然過去已經有研究主張用正負向未來思考重新定義無望感的構念內. v. n. 容（MacLeod & Byrne, 1996），但其聲稱兩者各自獨立運作的主張，無法描述正. Ch. engchi. i n U. 負向未來思考間的互動方向以及此關係與憂鬱症狀間的關係，而限縮無望感概念進一步拓展的可能。因此，本論文透過探討正負向未來思考間互動的可能形式，推衍出兩者與憂鬱症狀間的四種假設模式，並利用此結果討論無望感或未來思考內涵的問題。最後，透過回顧行為激發/抑制系統與無望感、未來思考的相關心理病理文獻，提出行為動機、無望感或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關係的兩個假設模式，並以比較何者具備較佳的模式適合度。. 第一節無望感的構念 -3-.

(12) 壹、無望感的定義 Stotland（1969）將無望感定義為「個體對自己與未來持有的負向期待」；之後，Beck、Weissman、Lester 與 Trexler（1974）則根據此定義發展出貝氏無望感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此外，在 Beck（1967）的憂鬱症認知模式中，主張憂鬱症患者的思考具備負向的認知三元：對自我的負向觀點、對與自我有關世界的負向觀點，以及對自我未來的負向觀點。重要的是，他將最後一個認知元素（對未來的負向認知）定義為無望感（Beck et al., 1988）。同時，Minkoff. 政治大. Bergman、Beck 與 Beck（1973）以及 Beck 等人（1974）亦將無望感與悲觀兩者. 立. 交互使用。. ‧ 國. 學. 由上述可知，無望感的主要概念有二：第一，它是一種對未來的思考；第二、這種思考內含了負向的期待。此種對未來進行負向期待的思考不只是與個體負向. ‧. 情緒產生有關，更可能導致個體採取負向行為。因此，無論是無望感與憂鬱症、. er. io. sit. y. Nat. 或其與自殺間的關係一直是臨床心理研究所關心的重要焦點。. n. al 肆、對 Beck 無望感概念的批評 Ch. engchi. i n U. v. 即使從無望感延伸出諸多對心理病理與臨床實務非常重要的研究，但針對此構念的理論內涵依舊存在許多討論與爭議的空間，相關研究也較少關注與此心理構念本質有關的重要議題（MacLeod et al., 1993）。主要的批評認為 Beck 等人（1974）對於無望感構念的定義過於廣泛與模糊。 Grewal 與 Porter（2007）指出 Beck 的概念解釋只鎖定在無望感上，沒有陳述其與希望感間的關係，亦即沒有清楚說明無望感在向度性（Dimensionality）上的內涵。此外，MacLeod、Rose 與 Williams（1993）也質疑 Beck 所指涉無望感概念中的「負向期待」的定義十分曖昧不明：其所主張「對未來的負向期待」究竟是代表對負向事件發生之期待的增高？抑或代表對正向事件發生之期待的減少？ -4-.

(13) 甚至是兩者兼具的可能？或者，根本它是對未來期待之一般性能力的減損？Beck 對無望感的原始定義均無法明確回應與此構念關鍵性內涵有關的諸多疑問。對於 MacLeod、Rose 與 Williams（1993）的質疑，本研究認為可能需要先澄清無望感的概念同時包含正、負向未來期待，亦或是正、負向未來期待各表徵不同的內涵，如同 MacLeod 與 Byrne（1996）的主張，因此正、負向未來期待對憂鬱的影響是不同的。若是能釐清，則較能進一步地回應 MacLeod、Rose 與 Williams（1993）對 Beck 的無望感概念之質疑。. 政治大. 第二節將無望感概念擴充的相關理論. 立. ‧ 國. 學. 除了 Beck 等人（1974）對無望感的概念作陳述與解釋外，近幾十年來其他的臨床心理學者們也不斷地試圖勾勒出無望感的內涵或探究其可能的成因，以釐. ‧. 清此概念的重要本質。因此，以下整理將無望感概念擴充的相關理論觀點，以期. y. sit. n. al. er. io. 問。. Nat. 能回應 MacLeod 等人（1993）對無望感概念定義中之「負向期待」所提出的疑. 壹、目標達成的有效性. Ch. engchi. i n U. v. Melges 與 Bowlby（1969）認為無望感是一種對未來不具前景（Promise）的感覺，他們並利用系統理論與控制學的架構，將希望感與無望感以目標和計畫的方式加以定義。在其理論中，希望感與無望感代表個體對目標達成與否的估計，而此種估計受到個體過往經驗以及達到目標之計畫行動有效性的影響。因此，他們主張希望感與無望感分別表徵出與彼此相反的期待：希望感為期待計畫行動能成功達成目標；相反的，無望感則是預料計畫行動失敗的結果。但是，Melges 與 Bowlby（1969）也強調此觀點的重點除了在於成功或失敗的預期外，還要注意追求目標的種類設定與結果是以何種的方式加以預期。最後， -5-.

(14) 他們提出引發憂鬱症的無望感應為具備以下三種特徵的信念與期待：第一、個體相信其行動技能與計畫無法有效地達成自身所設定目標；第二、個體認為是因為自己無能而導致失敗的結果，因此他必須要更仰賴他人；第三、個體將其過去投注在長期目標上的投資視為許多的挫折與失敗。 Greenes（1989）認為上述的後兩種特徵意義比較接近無助感，但可發現在此理論中無望感的意義已經比 Beck 所主張的更加精細：無望感內涵中的負向期待為個體對達成目標的行動計畫擁有不具備有效性的信念。但在另一方面，此理論對於個體目標定義的澄清仍不是非常清楚。. 政治大貳、正負向未來結果種類之區別立 Abramson 等人（1989）提出無望感理論（Hopelessness Theory），. ‧ 國. 學. 無望感理論. 認為憂鬱症中存在著一類尚未被區分出的亞型：無望感憂鬱症。在他們的理論模. ‧. 式中，以素質壓力假說的架構勾勒出無望感憂鬱症病程的發展狀況，主張負向生. sit. y. Nat. 活事件雖為發展出無望感的背景因素，但仍需要個體在經歷負向事件時進行以下. al. er. io. 三種的推論，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出無望感與憂鬱症狀（Abramson et al., 2002）：. v. n. 第一、對負向事件歸因為穩定與概括性的因素，同時並認為此負向事件是重要的；. Ch. engchi. i n U. 第二、認為此負向事件會導致其他負向的結果；第三、將負向事件視為是暗示個體無價值或無能的。若一旦這些因素促發無望感的產生，則個體就會產生無望感憂鬱症的相關症狀，例如：悲傷情緒、自殺、缺少精力等等；因此，無望感被視為是無望感憂鬱症的充分性近因。更重要的是，Abramson 等人（1989）首次將無望感的負向期待內涵作較清楚的描述。他們主張無望感是一種期待，包含認為高度渴望的結果將不會發生，或是高度嫌惡的結果即將發生，並伴隨著個人行為無法改變結果發生可能性的期待。此定義除了呼應 Melges 與 Bowlby（1969）認為無望感是一種對未來改變不具有效性的期待外，也開始區分期待之結果應區分為渴望與厭惡之兩大類別。此 -6-.

(15) 種以正負向分類的類似觀點，也出現在 Abramson 等人（2002）在描述負向事件的內容時，涵蓋不出現正向生活事件與出現負向生活事件之兩大種類。希望理論. Synder（2002）所提出的希望理論（Hope Theory）也與無望感. 理論的觀點一致，他點出目標結果可分成正向或負向。正向的目標結果包含第一次就達成目標、維持現有的目標結果、對現有以啟動的狀態再加以增進。相對的，負向的目標結果則包含阻止不好的目標不要發生，或阻止讓其發生的時間可以延遲。根據以上兩個理論的論述，未來結果的種類應可加以區分為正向結果與負向結果。因此，若對無望感內涵之負向期待的定義只單純鎖定於對負向結果的預期，. 政治大逃避理論 Baumeister（1990）提出關於自殺成因的逃避理論（Escape Theory），立. 反而限縮此構念的完整性。. 將自殺的發展分成六個階段。首先，個體經驗到當下結果不符合預期標準，之後. ‧ 國. 學. 個體進行內在歸因並將此錯誤的責任加諸於自身且責難自己，因此造成對自我的. ‧. 負面意涵。而此種因自己與標準間不一致的狀態進一步形成厭惡性自我覺察（例. y. Nat. 如覺得自己能力不足、沒有吸引力或是罪惡感等等），負向情緒也因此而產生。. er. io. sit. 個體為了回應此種不愉快的狀態，採取逃避自我覺察的思考而進入認知解構（Cognitive Deconstruction）的相對麻木狀態。最後，此種解構性的心智狀態導. n. al. Ch. 致抑制能力的下降，進而增加自殺企圖的意願。. engchi. i n U. v. 此外，Baumeister（1990）主張認知解構的概念包含時間觀點、具體性與近期目標。在時間觀點的論述中，Baumeister 認為無望感所彰顯的是自殺個體在構想愉悅與可接受未來上的無能，也指出自殺者對於挫敗的反應包含對未來改變之構想的無能。因此，他建議未來的研究應要著重於區分缺乏未來感（不分正負向）與缺乏正向未來感的差異，更進一步假設個體若無法預期正向未來出現的可能性，會導致個體不願意設想任何種未來（無論是正向或負向）的狀況。換言之，缺乏對未來有全面性期待的無望感，其實可能是起因於無法預期有正向未來結果出現的負面思考。此論述不只隱含區分正負向期待結果的重要性，更建議缺乏未來的正向期待可能是造成無望感出現的關鍵因素之一。 -7-.

(16) 承上所述，無望感相關的理論觀點拓展 Beck 等人（1974）對無望感的負向預期內涵的定義，主張其不但應涵蓋無法阻止負向結果發生的負向預期外，更應包含無法促成正向結果發生的負向預期。. 参、正、負向期待或思考可能各自成立的相關理論相較於上述理論開始觸及無望感內含正負向未來結果的新思考觀點，其他相關的理論則從無望感概念的角度跳脫出來，以正負向未來思考或期待的觀點重新詮釋，並提出這兩者是彼此各自存在的可能性。. 政治大中負向期待的模糊定義，主張應採用正負向未來思考的觀點取代舊有的無望感概立 MacLeod 的正負向未來思考理論 MacLeod 等人（1993）有鑑於無望感構念. ‧ 國. 學. 念進行研究與分析，以清楚描繪正負向未來思考的臨床意涵與重要性。與前述理論觀點類似的是，他們也認為缺乏對正向事件的期待是不可忽視的憂鬱症病理機. ‧. 制。. sit. y. Nat. MacLeod 與 Byrne（1996）採用 Clark 與 Watson（1991）的三元模式（Tripartite. al. er. io. Model），認為缺乏正向未來思考為憂鬱症的特殊因子。Clark 與 Watson 主張將負. v. n. 向情緒視為一個非特殊性的悲痛（Distress）指標，此指標為憂鬱症與焦慮症所. Ch. engchi. i n U. 共有的一般性症狀。此外，缺乏正向情緒則被視為憂鬱的特殊性因素，其相關的症狀為喪失興趣、無望感、極度疲倦以及心理動作遲緩等等；另一方面，生理高度激發（例如神經緊張與自律神經相關症狀）則為焦慮症狀的區辨性指標。換言之，負向情緒是脆弱因子，具備此特質會使個體較容易發展成焦慮症或憂鬱症，而若個體進一步缺乏正向情緒或經歷較少的正向情緒則容易發展成憂鬱症；相對的，生理高度激發則容易使個體發展成焦慮症。由此可知，憂鬱情感其實是種較複雜的情緒，混合較高度的負向情緒以及低度的正向情緒，其中正向情緒的缺乏與否是個體是否發展成憂鬱症的特殊性指標（Clark & Watson, 1991）。失功能認知的研究也同時指出此種過高負向經驗與缺乏正向經驗的混合現 -8-.

(17) 象為憂鬱症重要指標。焦慮症患者在負向自我參照想法的分數類似於憂鬱症患者（Kendall & Ingram, 1989），但憂鬱症患者會出現缺乏正向思考的現象，可能與憂鬱情緒會阻擋正向自我參照訊息的處理有關（Clark & Watson, 1991）。據此，MacLeod 與 Byrne（1996）認為焦慮應該僅與負向事件之期待的增加有關（因為負向情緒的增加）；而憂鬱因為包含較高的負向情緒與較低的正向情緒的元素，故應同時與負向事件之期待的增加、正向事件之期待的減少有關。因此，正向事件之期待的減少應該是特屬於憂鬱症的重要認知特徵。由此可知，MacLeod 與其同僚已經跳開舊有無望感的觀點，主張以正負向未. 政治大表同一個概念，而是彼此獨立存在與運作的機制，分別與不同的情緒或症狀有所立. 來思考的角度重新看待對未來期待的認知構念，更認為正負向未來思考並不是代. 調節焦點理論. 學. ‧ 國. 關聯。. Klenk、Stauman 與 Higgins（2011）提出調節焦點理論. ‧. （Regulatory Focus Theory）以解釋憂鬱症與廣泛性焦慮疾患的心理病理成因時，. y. Nat. 主張自我調節模式內含兩個動機系統：一個是與進步以及成就有關的促進焦點. er. io. （Prevention Focus）。. sit. （Promotion Focus）；另一個則是與安全感、保護以及責任有關的預防焦點. al. n. v i n 追求促進焦點的目標代表個體會盡力讓好事發生，意為聚焦於正面結果的動 Ch engchi U. 機狀態；而個體知覺到在達到促進焦點目標之歷程中有所進展時，會產生快樂與愉悅的情緒，但若此歷程受阻，則會產生悲傷與沮喪的情緒。相對的，追求預防. 焦點的目標代表個體會盡力讓壞事不要發生，也就是聚焦於負面結果的動機狀態；而個體知覺到在達到預防焦點目標之歷程中有所進展時，會產生平靜與寬心的情緒，但若此歷程受阻，則會產生焦慮與懼怕的情緒（Klenk, Stauman, & Higgins, 2011）。此觀點與前述無望感相關理論相呼應之處在於，焦點調節理論也主張須將個體的目標分成欲求（正向）與嫌惡（負向）兩大類。再者，焦點調節理論主張憂鬱症產生的原因，與促進焦點系統的功能減損息息相關（Klenk et al., 2011）。因為促進焦點系統的長期失敗，導致系統相關目標 -9-.

(18) 追求上之投入（Engagement）強度降低，此種投入狀態的減損與促進焦點系統之促使結果發生的目的之間會出現不適配的結果，也意味著個體將認為促進目標在未來是較不可能達成的狀態。因此，個體較少機會能經驗到與達到促進目標有關的正向動機與情感結果，而較常經驗到與目標歷程無法進展有關的負向情緒。若此投入減損的狀態沒有被打斷，則可能形成自我惡化（Self-Perpetuated）的惡性循環，並產生憂鬱症的症狀，例如：抑鬱情緒、誘因動機的減低以及負向的自我評價。 Klenk 等人（2011）在論述促進焦點系統內投入減損之心理機制的三種可能. 政治大信達成正向結果的可能性為零或過低到不顯著，因此形成投入追求促進目標的困立性時，其中一種即為重複性的挫敗造成認知藩籬（Cognitive Barrier），使個體相. 難度，而此論點也呼應無望感理論的相關論述（Abramson et al., 1989）。. ‧ 國. 學. 由此可知，調節焦點理論著重於闡述憂鬱症與促進焦點系統之功能減損間的. ‧. 關係，其主張也同樣指涉憂鬱症狀的產生與對正向結果的負向期待較有關聯。但. y. Nat. 更重要的是，調節焦點理論明確提及促進與預防兩種不同且獨立運作的動機系統，. er. io. sit. 且認為彼此與不同的情緒有關連，此點與 MacLeod 與 Byrne（1996）區分正負向未來思考的理論脈絡相互呼應。. n. al. Ch. engchi. i n U. v. 第三節無望感或未來思考構念的相關測量. 透過上述相關文獻的整理與澄清，解釋未來期待的病理機制共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 Beck 等人（1974）所強調的無望感，認為其中對正向與負向目標之期待的內容只是一體兩面；另一種則認為未來期待內的正向目標與負向目標是不同且分別存在的概念，所以將兩者加以區分有其必要性，並主張以正負向未來思考取代無望感的單一概念（MacLeod & Byrne, 1996）。故探究此兩種理論觀點何者較能成為臨床心理的重要議題，但驗證理論的主張需要採用適切的測驗工具。因此，本論文將介紹廣泛被臨床領域用於測量無望感的貝氏無望感量表以及與測 - 10 -.

(19) 量正負向未來思考的測量作業，並分析兩者用於探究上述議題的可行性。. 壹、貝氏無望感量表 Beck 等人（1974）根據 Scotland（1969）視無望感為對自己與未來之負向期待的定義，以 294 住院病人為樣本（曾出自殺行為），發展出測量悲觀構念的貝氏無望感量表。此量表共有 20 道題目，11 題為正向題，9 題為反向題，每道題以是或否作答（1 或 0 分），20 道題目分數加總得分為無望感分數來源，分數的範圍為 0 到 20 分。. 政治大即使在控制焦慮程度後，無望感與憂鬱分數間依舊呈現顯著的相關，代表無望感立. 與憂鬱症的相關研究 Beck 等人（1988）利用無望感量表所做的研究發現，. ‧ 國. 學. 與當下的憂鬱症狀與情緒間確實有不可忽視的關聯。. McCranie 與 Riley（1992）探討無望感對憂鬱症狀之預測力的縱貫研究中發. ‧. 現，即便在控制其他相關變項後，第一時間點的無望感量表分數可以顯著預測第. sit. y. Nat. 二時間點的憂鬱分數。同樣的，另一篇類似的研究也發現具備穩定認知結構的無. al. er. io. 望感可以預測之後的憂鬱程度，但較屬於當下狀態（State）的認知變項（例如自. v. n. 動化思考）則對憂鬱程度不具預測力（Rholes, Riskind, & Neville, 1985）。而在. Ch. engchi. i n U. Iacoviello 等人（2010）的研究更發現無望感是憂鬱症的前驅症狀之一，不但代表其為憂鬱症的核心症狀之一，更建議其可以作為重鬱發作前的警兆。與自殺的相關研究研究發現貝氏無望感量表的得分與自殺意圖（Suicide Intent）的強烈程度有高相關，且此相關更甚於憂鬱與自殺意圖的相關（Minkoff et al., 1973）。同時，在因憂鬱症或自殺危險而住院的樣本中發現，無望感才是自殺意圖的決定因子（Bedrosian & Beck, 1979）。另外，在企圖自殺且被診斷為酒精依賴之樣本的資料也顯示，無望感與自殺意圖的相關要高於與憂鬱症的相關（Weissman, Beck, & Kovacs, 1979）。更有研究發現無望感在憂鬱症與自殺意念（Suicide Ideation）間的關係中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一旦將無望感的效果控制 - 11 -.

(20) 後，憂鬱症與自殺意念間的相關即變為不顯著（Wetzel, Margulies, Davis, & Karam, 1980）。另一方面，Beck、Steer、Kovacs 與 Garrison（1985）長期追蹤 207 位住院的病患，在 14 位自殺成功的個案中，只有無望感與貝氏憂鬱量表中的悲觀題項能預測最終的自殺結果。類似的結果也發現在門診病人的樣本中：Beck、Brown、, Berchick、Stewar 與 Steer（1990）發現在無望感量表中得分高於或等於 9 分以上的 17 位病人中有 16 位自殺成功，而高危險組要比低危險組高出 11 倍的自殺機率。不能忽視的是，在關於無望感與自殺的後設分析研究中也顯示，無望感會讓. 政治大. 最終以自殺為結果的危機提高三倍之餘（McMillian, Gilbody, Beresford, & Neilly, 2007）。. 立. 由上述研究可知，貝氏無望感量表長期與廣泛的被運用於臨床與研究領域，. ‧ 國. 學. 其對憂鬱症狀或自殺均有良好的預測力。. ‧ sit. y. Nat. 貳、未來思考作業. al. er. io. MacLeod 的測量 MacLeod 等人（1993）認為貝氏無望感量表只是測量一個. v. n. 概括性的全面態度，且無法明確說明正負向期待在無望感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 Ch. engchi. i n U. 同時還點出此量表沒有將時間的向度放入考量的諸多限制。因此為了突破自陳量表在回答以上問題的困難，他們發展出未來思考作業（Future Thinking Task），企圖探討在無望感概念中的正負向未來思考之意涵。在未來思考作業中，受試者被要求在限定時間內說出不同的未來點內自己期待（正向）或非期待（負向）的事件（例如：未來一週、一個月、一年或五年），分析的重點在於受試者所陳述出期待與非期待的數量。之後，依據研究者探討問題與分析變項的不同，此作業出現其他種變型的版本，例如：要求受試者評估對正負向事件出現的可能性（MacLeod & Crolpey, 1995）、測量受試者在陳述事件時的反應時間（MacLeod, Tata, Kentish, Carroll, & Hunter, 1997）、要求受試者提 - 12 -.

(21) 出支持正反事件的原因（MacLeod et al., 1997）、要求受試者評估正向事件的喜悅程度（MacLeod & Salaminiou, 2001）以及對正負向事件之數量、可能性與感受加權後的數值進行分析（MacLeod et al., 2005；謝文傑，2005）等等。與無望感的相關研究 MacLeod 等人（2005）針對類自殺者（Parasuicidide）之無望感與未來思考的研究發現，在控制焦慮與憂鬱分數後，加權過後之正向未來思考與負向未來思考分數均可顯著預測無望感的程度。此外，另一篇以大學生為樣本的研究中也發現，在控制貝氏憂鬱量表的分數後，受試者在正向與負向未來思考的反應時間仍能分別與無望感程度間有顯著相關，其正負向未來思考的概. 政治大的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正向或是負向未來思考均與無望感程度有某種程度的關立括性程度與無望感程度間亦具有顯著關聯性（MacLeod & Cropley, 1995）。以上. 聯，代表未來思考作業與貝氏無望感量表的構念間確實具有實證上的相關性。. ‧ 國. 學. 但其他研究卻指出正負向未來思考與無望感間存在不同的關係，其中正向未. ‧. 來思考的減少應與無望感的增加較有關連。例如在一篇也是針對類自殺者的無望. y. Nat. 感研究中發現，他們無望感分數與期待事件的個數間有負相關，但與非期待事件. er. io. sit. 的個數間的相關則不顯著（MacLeod et al., 1993）。MacLeod 與 Cropley（1995）針對大學生樣本的研究發現，無望感量表的分數與正向事件之可能性間有負相關，. n. al. Ch. 卻與負向事件之可能性無任何關聯性存在。. engchi. i n U. v. 同時，謝文傑（2005）的研究中也出現類似的結果：其發現非病人組無望感的增加與正向未來思考的減少有關，卻與負向未來思考的增加或減少無關。但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中卻也發現病人組的無望感之增加與正向思考之增加有關，卻也與負向思考之減少間有關連性。與憂鬱症間的相關研究諸多研究利用未來思考作業試圖勾勒出憂鬱與焦慮間的不同認知面貌。MacLeod 與 Bryne（1996）針對亞臨床的大學樣本進行研究，發現一般組與焦慮組的正向未來思考數量高於混合組（焦慮與憂鬱）；相對的，混合組與焦慮組的負向未來思考數量高於一般組。此外，MacLeod 等人（1997）比較恐慌症組、憂鬱組症以及一般人在未來思考作業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其他兩 - 13 -.

(22) 組，恐慌症組產出較多的負向未來思考；另一方面，相較於兩組，憂鬱症組產出較少的負向未來思考。但是，並非所有的研究結果都能符合 MacLeod 與 Byrne（1996）的主張：例如謝文傑（2005）利用加權的記分方式卻沒有發現憂鬱組、焦慮組與一般組在正負向未來思考上的差異。MacLeod、Tata、Kentish、Carroll 與 Hunter（1997）則發現相較於控制組，憂鬱組與焦慮組均判斷負向未來事件較可能發生，且會給與較多支持其發生的理由；相對的，憂鬱組與焦慮組則均判斷正向未來事件較不可能發生，且會給與較少支持其發生的理由。. 政治大上述研究有的以類自殺樣本為受試者，有的以亞臨床（Subclinical）的樣本為主，立關於未來思考作業的疑慮. 造成上述研究不一致結果的可能原因如下：第一、. 此種受試者特性不一致的狀況可能形成研究結果中的混淆變項。第二、因為未來. ‧ 國. 學. 思考作業存在多種變型的版本，各版本間測量的構念不同也會影響其與無望感間. ‧. 的關係。第三，若貝氏無望感量表所測量的並非是單一概念的構念（許文耀與吳. y. Nat. 英璋，1996），而是內含有兩種概念（對未來的正向觀與負向觀）時，此現象可. er. io. sit. 能會造成研究未來思考與無望感兩者關係時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為了避免受到未來思考作業測到之構念可能有所變動的影響，且考慮. al. n. v i n 到臨床應用上的普及性，本論文選擇以貝氏無望感量表作為探討與比較單一無望 Ch engchi U. 感概念或兩類未來思考的測量工具，但首先必須處理貝氏無望感量表是否具備討論正負向目標之期待的測量效度疑慮。. 參、貝氏無望感量表的構念：一因素與兩因素結構的討論可能性自從貝氏無望感量表發展出來後，大量被臨床心理的研究使用，也因此其量表的效度也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根據 Beck 等人（1974）的研究結果發現，此量表可萃取出三個因素，分別代表情感、動機與認知的概念：第一個因素被命名為對未來的感覺，第二個因素為喪失動機，第三個因素為未來的期待，其中第一 - 14 -.

(23) 個因素可解釋 41.7%的變異量。三因素的結構也被其他研究結果所支持（Dyce, 1996）；同時，Rosenfeld、Gibson、Kramer 與 Breitbart（2004）也認為三個因素應是此量表最適合的因素結構。但是，貝氏無望感量表的相關因素分析研究卻呈現分歧的結果。首先，Steed （2001）認為雖然研究支持多因素的結構，但第一個因素解釋大部分變異量的結果可能會被視為是單一向度的因素結構。同時，Aish 與 Wasserman（2001）根據 324 位展現自殺企圖受試樣本的研究結果卻不支持多因素的結構，並顯示貝氏無望感量表應為單一因素。. 政治大（Bouvard, Charles, Guerin, Aimard, & Cotttraux, 1992; Tanaka, Sakamoto, Ono, 立另一方面，也有其他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研究顯示兩個因素或四個因素的結果. Fujihara, & Kitamura, 1998）；Hanna 等人（2011）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研究顯示不. ‧ 國. 學. 管是一、二或三因素模式都具備合理的適合度。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些研究雖. ‧. 同是使用貝氏無望感量表，卻使用不同的名稱對因素加以命名，使得研究發現更. y. sit. io. er. 成分的假設。. Nat. 難統整；而此紛雜的結果更無法呼應先前文獻所主張無望感內含有兩個主要目標. 在一系列對貝氏無望感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的研究中，有部分結果顯示此量表. al. n. v i n 應具備兩因素的結構。例如，Tanaka 、Fujihara 與 Kitamura（1998） C h、Sakamoto,、OnoU engchi. 針對 508 位日本的社區樣本所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 「對希望未來的疑慮」與「對無望未來的信念」。再者，Marshall、Wortman、Kusulas、 Hervig 與 Vickers（1992）針對男性海軍招募人員的兩個樣本分別進行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均報告出「樂觀」與「悲觀」兩個因素。Nissim 等人（2010）也針對 406 位末期癌症病人樣本進行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兩因素模式與資料較具適合度，並分別將之命名為「負向期待」與「失去動機」。最後， Chang、D’Zurilla 與 Maydeu-Oliveres（1994）針對 389 位美國大學生進行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單因素與雙因素的模式均與資料有良好的適切性。以上四個研究均針對非臨床樣本，亦得出與正負向目標相呼應的兩因素結構，顯 - 15 -.

(24) 示貝氏無望感量表之內涵具備反應無望感相關理論所主張之重要假設的可能性。反觀國內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許文耀與吳英璋（1996）以因素分析對貝氏無望感量表取出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對未來的正向觀」與「對未來的負向觀」。此外，在許文耀、王德賢、陳喬琪與陳明輝（2006）針對 146 位自殺企圖者的研究中，利用因素分析量表後的結果同樣取出兩個因素，且因素結構內容與許文耀與吳英璋的研究結果是相同的。因此，國內研究資料也支持貝氏無望感量表具備兩個因素的潛在結構，且此兩因素正可呼應前述相關理論認為無望感應包. 政治大總體觀之，貝氏無望感量表因素個數的討論與探討，恰巧可以幫忙回應前述立. 含對未來正負向目標或期待的主張。. 文獻對正向與負向之期待內容間關係的兩種不同看法（單一概念或是兩種概念）。. ‧ 國. 學. 因此本論文將再次對此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以確定量表內的因素結構：若無望感. ‧. 量表內所陳述的正負向期待題目為無望感構念的一體之兩面，則單因素結構應具. io. er. 未來思考，則兩因素結構應具備較佳的模式適合度。. sit. y. Nat. 較佳的模式適合度；但若無望感量表內所陳述的正負向期待題目代表兩種不同的. 因此，本論文將沿用許文耀等人（2006）對原本量表計分的改良，採用 4. al. n. v i n 點量表以提高其信效度。再者，為求分析上的謹慎，本論文除了先利用探索性因 Ch engchi U 素分析以確認因素個數與結構外，亦再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核結果是否能呼應之前分析出的因素個數與結構，並確認一因素或兩因素的模式何者具有較佳的模式適合度。. 第四節對正負向未來思考理論的反思. 壹、MacLeod 理論的限制雖然 MacLeod 與 Byrne（1996）採用正負向未來思考的觀點取代無望感的模 - 16 -.

(25) 糊概念，並探討其與憂鬱症狀間的關係，對相關的理論是一大突破與補足，但其理論仍有以下兩點限制：第一，MacLeod 等人雖然以正與負的向度對無望感區分成兩類思考，並更清楚地說明「負向期待」的意義；但其論述隱含這兩類的未來思考是獨立運作，欠缺考慮此兩類的未來思考間會有互動關係的可能性，因此也就無法進一步討論兩者間可能的互動形式，例如是正向未來思考的增加會導致負向未來思考的減少，或是負向未來思考的增加會導致正向未來思考的減少，抑或兩者會有相互影響的可能。第二，因為 MacLeod 等人認為正負向的未來思考是「分別」與憂鬱症狀產生關聯，並以兩者「各自」的消長說明憂鬱症狀產生的原. 政治大互動關係對憂鬱症狀產生影響的可能性。立. 因；這樣的觀點除了過於簡化兩類未來思考間的關係之外，亦忽略兩類思考間的. 有趣的是，在 MacLeod 等人（2005）分析未來思考與無望感間關係的研究. ‧ 國. 學. 中，其相關分析發現正負向未來思考間的相關達到顯著（r = .34, p < .001）；雖然. ‧. MacLeod 等人認為此結果可能源自於完成未來思考作業時所需的語彙流暢度，但. y. Nat. 也無法排除正負向未來思考間有相互關聯或影響的可能性。許文耀等人（2006）. er. io. sit. 對自殺企圖者的研究發現未來的正向期待才能直接預測自殺危險性，但是未來的負向期待需要透過未來的正向期待才能對自殺危險性進行預測，此研究結果亦顯. n. al. Ch. 示正負向未來思考間並非獨立運作的狀況。. engchi. i n U. v. 此外，在其他正負向認知思考類型的相關研究中，Takano 與 Tanno（2009）發現雖然代表負向思考的自我反芻（Self-Rumination）無法預測代表正向思考的自我省思（Self-Reflection），但自我省思卻能預測自我反芻；同樣的，Chang 與 D’Zurilla（1996）研究正負向問題定向的構念效度研究中也發現，正負向問題定向間的相關亦達顯著（r = -.477, p < .001）。雖然上述兩個研究並非直接討論正負向認知思考類型間為獨立運作或相互影響的議題，但其研究結果隱含正負向思考在運作時有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加上 MacLeod 等人的研究也提供類似的結果數據，讓 MacLeod 理論中所主張正負向未來思考為獨立運作的觀點合理性受到質疑。 - 17 -.

(26) 因此，本論文認為上述的兩點理論限制，除了可能是造成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外，也限縮相關研究結果在臨床理論上的拓展：因為若能更清楚描述正負向未來思考間的互動方向以及此關係與憂鬱症狀間的關係，臨床工作者在對憂鬱症進行預防或治療計畫時便能先處理較具關鍵的病理機制，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貳、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的四種假設性關係有鑑於上述的限制，本研究將從正負向未來思考是獨立或相互影響的可能性. 政治大 MacLeod 與 Byrne（1996）認為憂鬱因為包含較高. 中，逐一討論兩者與憂鬱症狀間可能存在的四種假設模式。. 立. 四種假設性的互動模式. ‧ 國. 學. 的負向情緒與較低的正向情緒的元素，應同時與負向事件之期待的增加、正向事件之期待的減少有關，但因其理論中並無陳述正負向未來思考間互動的可能性，. ‧. 故兩者與憂鬱症狀的關係應的模式一（圖一），意為正負向的未來思考是「各自」. sit. y. Nat. 與憂鬱症狀產生關聯。. al. er. io. 但如同前節的論述，本論文認為 MacLeod 理論的主張過於簡化兩類未來思. v. n. 考間的關係，因此提出描述兩者間與憂鬱症狀間的以下三種可能性模式（如圖二、圖三與圖四）：. Ch. engchi. i n U. 模式二（圖二）顯示雖然正向未來思考可以負向預測憂鬱症狀，但負向未來思考可能在其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意為正向未來思考也可能是透過負向預測負向未來思考，再進一步預測憂鬱症狀。此模式強調正向未來思考跟憂鬱症狀間的負相關除了反映兩者間的關係之外，也跟正負向未來思考間的消長關係有關。換言之，模式二表示正向未來思考對憂鬱症狀的影響力應有兩個途徑：一個是正向未來思考本身對憂鬱症狀的預測力，其二是透過正向未來思考對負向未來思考的負向預測力，進而可預測憂鬱症狀。模式三（圖三）顯示雖然負向未來思考可以正向預測憂鬱症狀，但正向未來 - 18 -.

(27) 思考可能在其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意為負向未來思考也可能是透過負向預測正向未來思考，再進一步預測憂鬱症狀。此模式強調負向未來思考跟憂鬱症狀間的正相關除了反映兩者間的關係之外，也跟正負向未來思考間的消長關係有關。換言之，模式三表示負向未來思考對憂鬱症狀的影響力應有兩個途徑：一個是負向未來思考本身對憂鬱症狀的預測力，其二是透過負向未來思考對正向未來思考的負向預測力，進而可預測憂鬱症狀。模式二和模式三雖然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其都假設正負向未來思考間的互動間存在一種單向預測的關係。而模式四（圖四）則假設正負向未來思考除了各自. 政治大憂鬱症狀有關。換言之，模式四主張模式二與模式三所假設的所有預測路徑都同立與憂鬱症狀會有關聯之外，兩者間存在著雙向的互動關係，而此互動關係也會與. 時存在。. ‧ 國. 學. 因過去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並未對無望感中正負向未來思考間的關係進行過. ‧. 闡述，本論文應是第一篇對兩者關係進行探索性研究，故並未對上述的四個假設. y. Nat. 模式有任何的預設立場，而將以中介變項的統計分析結果判斷何者為最佳模式，. er. io. sit. 以瞭解正負向未來思考影響憂鬱症狀的可能路徑與彼此間的關係。另一方面，若模式一、二、三任一者為四者中的最佳模式，顯示不管正負向. al. n. v i n 未來思考對憂鬱症狀是獨立分別的產生影響力，或是一者為另一者與憂鬱症狀間 Ch engchi U 的中介變項，這些結果均反應出無望感量表所使用的正負向期待內容應為兩種構. 念，支持以正負向未來思考取代單一無望感概念的主張。但若模式四為最佳模式，顯示正負向未來思考的構念間彼此相關密切，較支持無望感量表所使用的正負向期待內容可能均反映單一無望感的內涵。. 第五節無望感/正負向未來思考與動機間的關係：BAS 與 BIS 的角色. - 19 -.

(28) PFT. DEP. NFT. 立. 政治大. ‧ 國. 學. 圖一 MacLeod 理論對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間之假設：模式一註：正向未來思考（PFT），負向未來思考（NFT），憂鬱症狀（DEP）. ‧. n. al. er. io. sit. y. Nat PFT. Ch. engchi. i n U. v. DEP. NFT. 圖二正負向未來思考互動的假設模式：模式二（負向未來思考為中介變項）註：正向未來思考（PFT），負向未來思考（NFT），憂鬱症狀（DEP）. - 20 -.

(29) PFT. DEP. NFT. 圖三. 政治大正負向未來思考互動的假設模式：模式三（正向未來思考為中介變項）立. 註：正向未來思考（PFT），負向未來思考（NFT），憂鬱症狀（DEP）. ‧. ‧ 國. 學. n. al. er. io. sit. y. Nat. PFT. Ch. engchi. i n U. v. DEP. NFT. 圖四正負向未來思考互動的假設模式：模式四（兩者相互影響）註：正向未來思考（PFT），負向未來思考（NFT），憂鬱症狀（DEP）. - 21 -.

(30) 因在討論無望感或正負向未來思考的構念時，多種理論均用目標的內涵對其加以定義，因此本論文將採用與目標息息相關的行為動機理論，探討無望感或正負向未來思考在其與憂鬱症狀間的可能角色，並據此提出以無望感或正負向未來思考為主的兩種競爭模式。. 壹、行為激發與抑制系統近期許多學者將研究重心放在動機系統與心理病理間的關係（Carver, 2004, 2006; Davidson, 2000; Gary, 1981; Fowles, 1988; Higgins, 1997, Strauman, 2002），. 政治大爭的動機系統，其中一個是負責行為或目標趨近的功能，另一個則負責行為或目立不論是從人格、神經生物或自我調節的觀點切入，他們都一致主張有兩個相互競. ‧ 國. 學. 標迴避的系統。. 行為激發系統（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或稱為行為趨近系統. ‧. （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AS），是一種酬賞尋求或趨近的系統，導致正向. sit. y. Nat. 結果的線索會啟動該行為系統的反應（Fowles, 1988），包含社交投入與正向的情. al. er. io. 緒經驗（例如快樂）。因此，這系統會與主觀自信感、愉悅、達成目標的趨力與. v. n. 生氣有關（Izard, Youngstrom, Fine, Mostow, & Treentacosta, 2006）。此外，腦成影. Ch. engchi. i n U. 的資料顯示對誘因趨近傾向與左前皮質額葉相對較高的活化有關（Carver, 2004）。另一方面，行為抑制系統（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會因為知覺到威脅而啟動，進而促動退縮、抑制行為與焦慮（Carver, 2004），換言之此系統對導致負向後果的線索產生抑制行為反應，包含社會迴避與傷害迴避（Izard et al., 2006）。此外，腦成影的資料顯示對威脅呈現之刺激傾向與右前皮質額葉相對較高的活化有關（Carver, 2004）。個體被認為在 BAS 與 BIS 的敏感度上會出現變動的狀況。例如若誘因的線索出現，高 BAS 敏感度的個體會比低 BAS 敏感度的個體較容易出現短暫的正向 - 22 -.

(31) 情緒與投入趨近行為；相對的，若威脅的線索出現，高 BIS 敏感度的個體會比低 BIS 敏感度的個體較容易出現短暫的焦慮情緒與展現迴避行為（Carver & White, 1994）。此外，高程度的 BAS 與外向性、感官尋求性、和悅性以及自陳正向情緒（快樂、興奮、快活）的提升有關，而 BIS 則與神經質性、負向情緒、焦慮以及害羞有關（Matthews & Gilliland, 1999）。最後，BAS 與 BIS 被視為獨立與相互抗拮的系統，其功能類似於車輛結構中的油門與剎車（Mash & Wolfe, 1999）。. 貳、兩個系統與憂鬱症間的關聯. 政治大與 BAS 功能弱化的關聯性（Miller 立 & Markman, 2007），認為憂鬱症的發病原因在心理病理的研究中，動機理論與自我調節理論將討論的焦點放在憂鬱症狀. ‧ 國. 學. 主要來自於趨近或追求酬賞系統的失功能，類似的論述也出現在調節焦點理論對憂鬱症病理的陳述中（Klenk et al., 2011）。. ‧. 但在另一方面，負向情緒被認為是憂鬱症狀的脆弱因子之一，具備此特質會. sit. y. Nat. 使個體較容易發展成憂鬱症，而若個體進一步缺乏正向情緒或經歷較少的正向情. al. er. io. 緒則容易發展成憂鬱症（Clark & Watson, 1991），因此憂鬱症被認為可能同時與. v. n. BIS 高度活化以及 BAS 低度活化的狀況有關（Izard et al., 2006）。. Ch. engchi. i n U. Trew（2011）整理與憂鬱症相關的病理構念，並結合相關的神經生物研究結果，提出一個以 BAS 與 BIS 為主軸的整合性模式，企圖勾勒相關心理構念在憂鬱症發展病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其中，他認為有三大主要途徑影響憂鬱症的發作與維持，分別是趨近系統的受損、迴避歷程以及趨近行為的持續再現（Approach Perseveration）。因後者影響的重點在於個體在目標追尋以及相關的注意力、認知歷程的功能受損，且前兩系統與正負向情緒以及相關認知處理偏誤有較密切的關係，因此本論文將只針對前兩個歷程作進一步的描述。趨近系統的受損 Trew（2011）回顧憂鬱症相關文獻發現，其與欲求或趨近系統的失調有密切相關。例如，研究支持抑鬱（Dysphoria）與趨近目標以及計 - 23 -.

(32) 畫能力的受損相連結（Dickson & MacLeod, 2004）。且趨近系統的受損與憂鬱症的某些特徵有密切關係：喜樂不能、失去精力與食慾、心理動作的遲緩等等。最後，憂鬱與抑鬱的受試者較無法依據酬賞的線索對其行為加以調整（Henriques & Davidson, 2000），此現象可能與酬賞敏感度有關的 BAS 功能受損有關。此外，與之前文獻回顧之實證資料相呼應，BAS 與正向情緒有密切關連（Gable, Reis, & Elliot, 2000）。更重要的是，趨近動機不只與處理正向資訊的增進有關（Gawronski, Deutch, & Strack, 2005），BAS 的活化亦與個體對愉悅情緒材料進行精致化處理與記憶提取的增進有關（Gomez & Gomez, 2002）。以上的研究. 政治大因此，Trew（2011）認為造成憂鬱症發作的第一條途徑便是與 BAS 的功能立. 結果顯示 BAS 與正向情緒、正向資訊處理過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連。. 受損有關。趨近系統的功能不彰造成對酬賞的敏感度下降，並同時使個體減少擁. ‧ 國. 學. 有經驗到正向酬賞的機會，進一步造成正向情緒的下降與悲傷情緒的上升。而此. ‧. 種欠缺正向情緒經驗的結果亦造成個體喪失正向訊息處理偏誤的可能，最後導致. io. y. sit. 不同於其他研究只強調 BAS 與憂鬱症間的關係，Trew（2011）. er. 迴避歷程. Nat. 憂鬱症狀的出現。. 認為迴避歷程在憂鬱症初發與復發的歷程上有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例如，. al. n. v i n Lewinsohn（1974）認為憂鬱症患者較容易對嫌惡刺激作反應，亦使得迴避行為 Ch engchi U 較常出現。同時，也有研究指出在臨床樣本中的憂鬱症患者上發現較高的 BIS. 敏感度（Kasch et al., 2002），且 BIS 的變化狀況可以對憂鬱症狀於跨時間上的改變進行預測（Brown, 2007）。此外，與之前文獻回顧之實證資料相呼應，BIS 與負向情緒有密切關連，且負向情緒亦與憂鬱症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Clark & Watson, 1991）。Trew（2011）更指出因為正向經驗的缺乏與負面經驗的增加，迴避歷程可能會促進負向訊息處理的偏誤，而此現象較常出現在憂鬱症患者的思考歷程中。例如憂鬱症可能會導致負向材料可及性的增加，以及導致負面材料間產生較廣泛與精緻的連結系統（Isen, 1984）。 - 24 -.

(33) 最後，Trew（2011）更引用語意網路理論的觀點，認為情緒可連結相關的事件、認知與行為（Bower, 1981）。若網路一經活化，則可透過情緒擴散至相關的概念、記憶以及行為腳本，使得這些結點在認知歷程被提取的機率較大。因此，負面情緒的上升可能變成個體在處理認知資訊的過濾器，影響對事件與環境線索的由上而下推論歷程。因此，Trew（2011）認為造成憂鬱症發作的第二條途徑便是與 BIS 的功能過度活化有關。因為負增強的結果，個體不斷使用迴避歷程避免處理嫌惡刺激與事件，此歷程雖可帶來短暫的舒緩卻無濟於問題的解決。長期而言，個體經歷更多. 政治大則進一步提高個體對負向認知資訊處理產生偏誤的可能，最後導致憂鬱症狀的出立的負向經驗並提高對懲罰的敏感度，進而增加個體的負面情緒。負面情緒的增加. 現。. ‧ 國. 學. 呈上所述，在探討行為動機與憂鬱症狀間的關係時，應同時要考慮到 BAS. ‧. 與 BIS 的角色，才可能將憂鬱症病程的可能機制描述的更加完善。. er. io. al. sit. y. Nat. 参、無望感或未來期待的角色與過去研究的限制. v. n. Abramson 等人（2002）根據無望感理論與趨近/逃避動機理論提出一套整合. Ch. engchi. i n U. 性模式，他們認為無望感可能代表趨近系統無法啟動之認知情感行為的特徵。因此，具備認知脆弱性的個體在遭逢壓力事件後，產生對自我價值與未來的負向推論，此負向推論導致對當下與未來目標無法達成的無望感，進一步使個體抽離對趨近導向行為的投入與造成憂鬱症狀的出現（Nusslock et al., 2011）。另一方面，Haeffel、Abramson、Brazy 與 Shah（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認知脆弱性與壓力的交互作用可以預測目標導向行為的減少；但更重要的是，無望感在此兩者交互作用與目標導向行為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意為無望感是趨近系統失功能的重要指標。由此觀點，Abramson 等人（2002）認為無望感的出現會對個體的趨近系統或動機造成干擾，此為憂鬱症狀的病因之一。 - 25 -.

(34) 但也有學者認為正向期待應該在動機系統與憂鬱症狀間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Beevers 與 Meyer（2002）探討 BAS/BIS、正負向經驗與期待以及憂鬱、焦慮症狀間的關係時發現，BAS 與喜樂不能之憂鬱症狀間的相關達顯著，但若加入正向經驗與正向期待的中介變項後，原有的預測關係則變為不顯著。結果顯示 BAS 可預測正向經驗，正向經驗可預測正向期待，正向期待則反向預測憂鬱症狀。此研究也測試 BIS 與正向經驗、正向期待以及焦慮間的模式，結果只有正向經驗與正向期待間的關係達顯著。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趨近系統與憂鬱症狀的關係裡，正向期待或無望感應. 政治大並未考慮以正負向未來思考切入的可能性，因此無從得知是否無望感對趨近系統立. 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仍有以下幾點限制：第一、Haeffel 等人（2008）的研究中. 的干擾是否是因為缺乏正向的未來思考、過多負向的未來思考或是兩者皆是；第. ‧ 國. 學. 二、雖然 Haeffel 等人強調無望感對趨近系統的影響，且無望感被認為是穩定的. ‧. 認知型態，但 BAS 被認為是更長期穩定的人格特質，故在討論可能的假設模式. y. Nat. 時應需考慮人格特質對認知型態的影響；第三、Beevers 與 Meyer（2002）的研. er. io. sit. 究中僅強調趨近系統以及正向期待或是正向未來思考的部分；但若根據 Trew （2011）的整合理論，完整的憂鬱症病理討論應將 BIS 以及負向的未來思考一併. n. al. 納入。. Ch. engchi. i n U. v. 肆、二個假設性的競爭模式為了檢驗 Trew（2011）整合理論內的假設，亦同時探討正負向期待究竟可由單一構念的無望感所代表，或是正負向未來思考才是更合理之代表機制的問題，本論文將提出由無望感以及正負向未來思考為中介變項的兩個競爭模式進行討論。無望感為中介變項的假設模式根據上述理論主張的推衍，以及檢驗無望感在此歷程的角色，本研究提出 BAS/BIS、無望感、憂鬱症狀等相關機制在憂鬱症 - 26 -.

(35) 立. 政治大. ‧ 國. 學. 圖五 BAS/BIS、無望感與憂鬱症狀的理論模式：競爭模式一註：行為激發系統（BAS），行為抑制系統（BIS），無望感（HLESS），憂鬱症狀（DEP）.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圖六 BAS/BIS、正負向未來思考與憂鬱症狀的理論模式：競爭模式二註：行為激發系統（BAS），行為抑制系統（BIS），正向未來思考（PFT），負向未來思考（NFT），憂鬱症狀（DEP） - 27 -.

(36) 狀發展的綜合性假設模式（如圖五）。首先，BAS 的活化不足會導致正向情緒的減少，BIS 的過度活化會導致負向情緒的增加（Trew, 2011），而這兩種結果與憂鬱症狀有關（Clark & Watson, 1991）。故本論文認為 BAS 與 BIS 的活化程度應對憂鬱症狀有預測力。另一方面，此外，根據 Trew（2011）的主張，雖然 BAS 與 BIS 均可對憂鬱症狀有影響力，但因無望感為憂鬱症的重要認知病理構念，因此本論文主張 BAS 與 BIS 可透過對無望感程度的預測力，進而預測憂鬱症狀的程度，意即無望感為 BAS/BIS 與憂鬱症狀間的中介變項。最後，因 BAS 與 BIS 被視為獨立與相互抗. 政治大正負向未來思考為中介變項的假設模式根據 Trew（2011）提出憂鬱症相關立. 拮的動機系統（Mash & Wolfe, 1999），故兩者間應存在負相關的關係。. 的第一種路徑假設，其認為 BAS 的活化不足會降低個體在處理正向認知訊息的. ‧ 國. 學. 偏誤傾向，最終導致憂鬱症發作。另一方面，BIS 的過度活化會增加個體在處理. ‧. 負向認知訊息的偏誤傾向，最終導致憂鬱症發作。由此可知，在討論 BAS/BIS. y. Nat. 與憂鬱症狀間的關聯時，正負向認知或是思考類型是重要的病理機制。另一方面，. er. io. sit. 前述的理論亦主張以正負向未來思考的觀點取代無望感的單一概念（MacLeod & Byrne, 1996）。因此，本論文根據 Trew（2011）以及 Beevers 與 Meyer（2002）. al. n. v i n 的觀點，提出 BAS/BIS、正負向未來思考、憂鬱症狀等相關構念在憂鬱症狀發展 Ch engchi U 的競爭模式，包含 BAS 以及 BIS 透過正負向未來思考預測憂鬱症狀之路徑圖（如圖六所示）。首先，上述路徑假設主張憂鬱症狀的產生主要是起因 BAS 活化不足與 BIS 過度活化的現象，其「分別」影響正向的未來思考之減少與負向的未來思考之增加，最後導致憂鬱症狀的出現，意即正向與負向兩條路徑是獨自對憂鬱症狀產生影響，彼此毫無相關。但 Trew（2011）的整合性模式也提到趨近系統的缺損不只是會減少正向經驗與缺少正向的訊息處理偏誤外，其實也會導致抑制迴避系統能力的下降；同樣的，其主張迴避系統的過度激發雖然會增加負向經驗以及負向的訊息處理偏誤，但同時也會減少正向經驗以及抑制不適當趨近行為能力的下 - 28 -.

(37) 降。承上所述， BAS 的程度不僅可正向預測正向未來思考，也可負向預測負向未來思考；另一方面，BIS 的程度不僅可正向預測負向未來思考的增加，也可負向預測正向未來思考。換言之，兩個系統間的相關機制不再是單純的各自運作，而是有相互影響的可能。此外，根據前節的討論，正向與負向的未來思考間應可能存在互動的可能性。因此，本論文認為若無望感量表測得的正負向期待為兩種概念，則需要重視兩種未來思考間的互動性；但因兩者間關係的可能性有四種，故本論文將以前述正負. 政治大方向後並加以檢驗。其中，正向與負向未來思考間的兩條預測路徑的保留與否將立. 向未來思考互動關係的四種模式考驗結果為基礎，以確認假設模式中兩者的互動. 視上節四個模式的考驗結果而定。. ‧ 國. 學. 提出此兩個模式的比較，除了要驗證 Trew（2011）以及 Beevers 與 Meyer. ‧. （2002）的理論假設之外，亦可回應無望感量表內涵構念的議題：若無望感量表. y. Nat. 內之正負向期待的內涵反映僅為單一構念的兩面，則競爭模式一應較競爭模式二. er. io. sit. 有較佳的模式適合度；但若無望感量表內之正負向期待的內涵確實代表兩種不同的概念（正負向未來思考），則競爭模式二應較競爭模式一有較佳的模式適合度。. n. al. Ch. engchi. i n U. v. 第六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根據回顧上述相關文獻，本研究有三個主要的研究目的：第一，檢驗貝氏無望感量表的因素結構是一因素或二因素模式。雖然 Beck 等人（1974）對於無望感構念的定義為負向期待，無望感量表內的正負向期待內涵被視為同一種概念；但因其他理論認為此構念應俱備正負向未來目標或期待的概念（Abramson et al., 1989; Baumeister, 1990; Klenk et al., 2011），且具備各自成 -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