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訊息框架在生命末期醫療決策之傳播效果
根據本研究發現，訊息框架在生命末期醫療決策此一議題上，並無顯著的影響 效果；與本研究根據文獻推敲的假設不同。訊息框架是常見的說服性訴求，一般認 為負面資訊對個人的影響具有增強效果，且個人會趨避損失以獲得利益，故負面訊 息框架在健康議題的應用的說服效果通常優於正面訊息框架（Cho, 2012; Kanouse, 1984; Rozin & Royzman, 2001）；與之相似的訴求－恐懼訴求，亦常用作一種情緒訴 求，使個人感知到威脅、嚴重性等因子而行動（Rimal, 2001）。
再者，一般認為套用訊息框架的訊息較具說服力，能夠使被動的個人感覺到刺 激，而遵循健康推廣的建議行為（Kerr et al., 2000）；但是，在本研究結果中，無論 是有套用框架（負面、正面、混合），或是無套用框架，皆沒有顯著的影響；僅能從 平均數圖得知，在本研究中，其綜合影響力（包含訊息態度、議題態度與行為意圖）
的排序為正面框架之訊息效果最佳，接著是負面框架、綜合框架，最後是無使用框 架；或許可呼應過去研究認為套用訊息框架會具有較佳的說服力（Kerr et al., 2000）。 而若以展望理論推測，則可能本議題對個人的風險較低、後果有較低的未知程度，
且較不會有損失，故個人相對較容易受正面框架影響而行動（Tversky & Kahneman, 1981）。
訊息框架在本研究議題上不顯著的原因亦可能在於生命末期議題之特殊性。死 亡雖然是個人生命中最重大的壓力事件，但若個人認為在生命末期時，拒絕無效、
過度醫療的選擇並不具有相對高的風險、成本時，負面框架與正面框架的效果可能 無顯著差異。再者，個人對於生命末期醫療決策之態度，可能受社會文化、過去曾
接受過的生命教育、大眾媒體等刺激所影響。生命末期醫療決策是複雜且變動的，
關乎個人在生命末期時是否要接受某些醫療措施（Thelen, 2005）；在歐美國家，病 人自主權是生命末期醫療決策的主要焦點（Kagawa-Singer & Blackhall, 2001），而在 臺灣，2015 年底已三讀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顯示我國已從過去傳統以家庭為
生命末期醫療決策之相關議題時，應注意訊息設計的拿捏，避免直接性的說服，例
人口變項的探討中，有研究針對健康者與罹患糖尿病、癌症疾病者進行關於死亡態 度的研究，發現有關於生死議題的態度，在三組之間並無差距，亦即個人個健康狀 態並不會改變個人對於生死的態度與感受（Nozari & Dousti, 2013），但是，亦有研 究指出諸多人口變項皆會影響個人對死亡的態度，例如：性別、年齡、健康狀態等
（Neimeyer, Wittkowski, & Moser, 2004）。
再者，Kagawa-Singer 與 Blackhall（2011）認為，文化本身即會塑造個人如何感 知疾病、死亡等相關議題的意義，而在文化因素之下，在有關生命末期的態度與意 圖研究中，有研究指出宗教和個人如何選擇生命末期決策有關（McKinley, Garrett, Evans, & Danis, 1996; Phelps et al., 2009）；更進一步，有研究指出個人精神層面之靈 性（spirituality）會影響其醫療決策（Johnson, Elbert‐Avila, & Tulsky, 2005）。顯示各 人口變項對死亡相關議題態度、意圖的研究結果仍分歧，其關係有待未來研究釐清。
不過，本研究發現，讓大眾接觸生命末期醫療決策的訊息，有助於大眾拒絕無效、
過度的醫療；有討論過者，其會簽署的勝算為沒有討論過者的 1.913 倍，而有聽過 意願書且瞭解者，會簽署的勝算為沒有聽過者的 2.571 倍。是故，議題在宣導上應 持續努力，以確保社會上更多的人能夠實踐自主權，保障自己的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