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進行內容分 析，新聞蒐集日期包含兩個階段：2011 年 3 月 11 日至 2011 年 4 月 10 日以及 2012 年 2 月 12 日至 2012 年 3 月 11 日止，期間皆為一個月。檢視台灣報紙對福島核 災的報導內容，檢視之主題包含新聞報導量的變化、新聞框架、消息來源、框架 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究責對象、戲劇化呈現方式及實用資訊的提供，以及媒體對 核能科技所持之態度。本節將摘述研究主要發現並進行討論。

一、福島核災新聞的報導量及事件的關係

2011 年 3 月 14 日是本研究所蒐集之新聞範圍中佔總報導量最多的一天，四 大報總共 38 則。該日為福島核災發生的三日後，災情漸趨穩定，各界也漸漸做 出回應，無論是政府的救難行動、民眾的撤離，甚至衍伸至台灣，國內也開始深 躬自省。畢竟台灣的核能科技發展也正左右為難，因此各報皆以「總體檢」、「大 調查」等字眼為題，希望日本核災之殷鑑於台灣起正向作用。

本研究發現，自上述報導量高峰日起，媒體對於福島核災的關注確實漸漸下 降，至本研究蒐集之第一階段為止，報導量節節下滑，至第一階段末，則單日只 剩 2 則新聞關注此議題。相對的，自第二新聞蒐集階段起，越接近 2012 年 3 月 11 日的福島核災週年日，報導量急速陡升，可見每逢事件之週年，媒體便會趁 此機會將遺忘已久的舊議題重新提上版面，而第二階段的新聞報導量高峰正是落 在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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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島核災新聞之框架與消息來源偏向

本研究發現，福島核災相關新聞最常使用的框架為「因應框架」，本研究蒐 集之報導約有三成屬之，包含核災發生後核電廠的最新處置情形、日本及各國政 府的對於核能科技發展及人民的政策方向，以及台灣人民及政府經由此一事件的 反思、對於核四廠未來運行方針的討論等。其次為「風險框架」，風險框架的新 聞則數緊跟在後，僅差 3 則，其報導內容包含各界對於核能災害等級之評估、核 電廠周邊的輻射及核能元素之汙染情形、土壤及海水的核能汙染狀況、人體健康 及生物間之食物鏈受核能汙染情形之評估等。這兩類框架於福島核災相關新聞中 使用最多，其他幾項框架則大幅少於策略及風險框架。

以 2011 年新聞第一蒐集階段的框架分布而言，與整體情形相去不遠，是以 因應框架為主。至於 2012 年的第二新聞蒐集階段則有很大不同，媒體偏重的都 是具有軟性題材的新聞，著重於衝突框架及人情趣味框架，研究者認為可能有幾 個原因：本地環保團體針對核四廠的抗爭採訪較為容易，不但對於台灣的閱聽眾 而言具有切身性，同時消息來源也較好掌握，因此福島核災週年前夕的報導主題 多為此方向；其次，像福島核災這麼嚴重的複合型災難，無論是實際經歷的日本 人，或者他國媒體的閱聽眾肯定都有深深的無力感，對於報導中所描述家園殘破 的景象，一定要有些激勵人心的事件加入，才能重振閱聽眾的信心，不致使得報 導過於沉重而絕望。

另外，在消息來源方面，福島核災新聞中的主要發言者以「政府官員」為最 大宗，佔總報導數量的三成左右。其次是「媒體或作者本人」，原因是福島核災 發生於日本，國內媒體多倚賴外電的新聞資訊，而於本研究的類目分配，只要是 外電新聞有提及消息來源為其他媒體或通訊社，即屬此類。第三多數之主要消息 來源則為東京電力公司，關於核災現況及肇因之解釋，外界幾乎都要倚賴東電所 給予的資訊，因此東電之發言人、社長、工程師等消息來源佔總體主要消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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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三多數。

至於次要消息來源，最大宗者也是政府官員。第二多數之次要消息來源是學 者專家，學者專家在福島核災新聞報導中多處於「澄清、輔助或補充說明」的消 息來源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以學者專家為次要消息來源的新聞所使用之框架大 多為風險框架，新聞中若談到核能汙染情形、核災嚴重程度評估等內容，大多會 引用學者專家作為次要消息來源，充實新聞內容。

將兩階段新聞主次要消息來源進行比較，在數量上，都以「引述 1 個消息來 源」的新聞最多。將各消息來源的數據分開來看，2011 年的前三多數分別是政 府、媒體／作者本人、東京電力公司；2012 年的前三多數則是媒體／作者本人、

民間／環保團體、一般個人，搭配不同新聞內容需求引用不同消息來源。

於本研究文獻探討部分提到，陳憶寧（2002）歸納出與核能議題相關之五大 類主要發言者：政客、媒體、專家學者、社會團體及一般民眾。另外，胡幼偉（2002）

研究顯示，核能問題專家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甚少成為核四相關報導的主要消 息來源。該研究指出，報紙大多以政黨為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於福島核災新聞之 十二大類消息來源中，本研究發現，政客（政府官員）仍處消息來源的第一多數，

而媒體是第二大宗的消息來源，原能會是第四多數之消息來源，專家學者是第五 多數，一般民眾排名第七，民間及環保團體則位居第九。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

仍以政府官員及媒體為最大宗，此點發現與陳憶寧（2002）及胡幼偉（2002）互 有異同。

另外，本研究檢視福島核災新聞的框架及消息來源之關係，發現其中有三種 新聞框架都以政府官員為主要消息來源，顯見記者撰寫新聞時，只要政府消息來 源提供之資訊合用，就會首先採用官方說法。如本研究之文獻探討中引述翁秀琪、

鍾蔚文、簡妙如及邱承君（1999）的看法，認為新聞工作者倚賴消息來源以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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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位置，並表明發言資格，報導中引述消息來源的有力身份，可強化其發言的 可信度，政府方通常合於此種「領袖」或「菁英階級」的性質，因此是為多數框 架中記者最常引述之消息來源。

其他框架的消息來源使用也有跡可循。衝突框架引述最多者為媒體，無論是 東京街頭的反核遊行、福島核電廠當地的「黑道、遊民壯士說」，許多衝突場面 都依靠外電給予第一手資訊。經濟框架則無庸置疑採取商界人士為最主要消息來 源。由於人情趣味框架多為以個人敘事手法描述之溫馨的人性故事，因此引述最 多者為一般個人。

三、福島核災新聞之戲劇化程度

多項研究指出，全球暖化的新聞相當著重在人情趣味或戲劇化的層面，而非 相關議題的科學新發現（Mazur & Lee, 1993；McComas & Shanahan, 1999；轉引 自徐美苓、楊意菁，2011）。然而以本研究的資料來看，福島核災的人情趣味新 聞所佔比例不多，僅 53 則，佔全部福島核災新聞的一成左右（11.6%）而已。另 外，由本研究所擬定之六個「福島核災新聞戲劇化程度」題項檢視，若所得分數 0 分，代表該則新聞沒有戲劇化元素在內，若所得積分為 1 分或以上（滿分 6 分），

則代表該則福島核災新聞具有戲劇化元素。由此觀之，福島核災新聞仍有八成

（80.3%）報導含有戲劇化元素，符合 Kramer（1988）所言，記者找尋新聞議題 時常流於尋求極端的案例。本研究抽取出戲劇化程度 4 分以上的福島核災新聞，

列為「高戲劇化程度」新聞，其中有 12.4%（N=57）的新聞符合此項條件。深入 檢視發現其中以衝突框架為最大宗，其次是人情趣味框架，換句話說，衝突框架 及人情趣味框架是福島核災新聞中戲劇化程度最高的兩種框架。

在這些高戲劇化程度的新聞中，檢視本研究擬定之戲劇化程度元素，被使用 最多的是「新聞中個人或群體的影響」，「問題的不同觀點」則鮮少被提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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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島核災新聞來看，具有戲劇化元素的新聞偏多，而在高戲劇化程度的新聞樣 本中，以衝突框架為最，且將各戲劇化元素分開來看，幾乎每則新聞都有提到個 人或群體因此議題而導致的影響，卻忽略多元觀點的可能性。

將戲劇化總分兩階段相互比較，2011 年「高戲劇化程度」的福島核災新聞 約佔總新聞則數的一成左右，但至 2012 年則升高至兩成。2011 年新聞戲劇化程 度大多只有 1 分，但至 2012 年眾數落在 3 分，因此 2012 年福島核災新聞的戲劇 化程度大致上是比較高的。但同時 2012 年的福島核災新聞「資訊性圖表或照片」

的提供上，比例也比 2011 年的來得高，有四成多，據此，2012 年的福島核災新 聞雖戲劇化程度高，輔助的資訊也提供得較多，可謂優缺點並存。

四、福島核災後媒體對核能科技的態度

於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部分提及，孫秀蕙（1994）指出，外在政治氣候與突發 事件的持續刺激，也會改變媒體對核四議題的解釋框架。在福島核災這樣重大的 核能災難發生後，媒體對核能科技的評價勢必受到影響。本研究以「正面」、「負 面」、「中立」（無立場）、「有正有負」四種報導面向探討福島和災後媒體對核能 科技的態度，發現福島核災過後，包含正值核災最嚴重時期之第一新聞蒐集階段，

或者相隔一年的第二階段，總體而言，都是持負面態度的報導居多，分別各佔其 報導量之五成及七成。尤其接近福島核災一週年的第二階段中，許多人紛紛為「反 核」走上街頭，新聞視角採取民間／環保團體的角度，因此負面態度的報導攀上 第二階段總報導量七成之多。

Gamson 與 Modigliani（1989）指出，1980 年代三哩島及車諾比事件後，新 聞核能科技大多認為核能科技難以掌握，福島核災的發生正好印證了失控的核能

Gamson 與 Modigliani（1989）指出，1980 年代三哩島及車諾比事件後，新 聞核能科技大多認為核能科技難以掌握，福島核災的發生正好印證了失控的核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