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十年來風險溝通在各種傳播性疾病及天災的抑止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大眾媒體對於風險的著墨往往造成閱聽眾態度及行為的影響，如描述全球氣候異 常變遷的電影「明天過後」，就吸引了廣大閱聽眾的目光（McComas, 2005）。而 且大眾媒體對風險的報導時間及報導量越高，對人們的風險感知影響也越大
（Verbeke, Viaene, & Guiot, 1999）。近期除全球氣候變遷外，因福島核災而引起 的核能風險同樣備受關注（李敏，2011）。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外海發生芮氏規模 9.0 的大地震。這個日本觀 測史上規模最大的地震引起嚴重的海嘯，隨後核電廠爆炸，後續效應便是人稱福 島核災。福島第一核電廠的設計原本就只能抵擋芮氏規模 7.0 的地震，未曾考慮 會遭遇到這麼大的海嘯衝擊，地震後核電廠內的機組冷卻系統故障，導致反應爐 建築物爆炸，造成輻射外洩的後果。
大地震發生時，一至三號機正在運轉，四至六號機早已停機做定期檢查。檢 測到地震時，一至三號機自動停機，之後廠內立即停止發電。正常情況下，核電 廠可以利用廠外電源驅動冷卻系統，但是地震對電力網造成大規模破壞，因此，
只好倚賴區內的 13 台緊急柴油發電機組驅動冷卻系統。但是接踵而至的 15 公尺 大海嘯越過廠區的 5.7 公尺海堤，淹沒了地勢較低的柴油發電機組，種種阻礙下，
無法確實冷卻降溫，造成反應爐爐心熔毀、甚至爆炸。這些後續意外連帶著讓輻 射外洩，導致核電廠半徑三公里內的居民強制撤離危險區域，甚至必要情況下，
強制撤離的區域會擴大至方圓十公里（日強震》核電廠輻射外洩風險增 撤離範 圍可能擴大，2011 年 3 月 12 日）。
台灣現有四座核電廠，其中核四廠自 1999 年 3 月 17 日開始興建，經歷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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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政黨輪替，因政策改變而導致的停復工，立法院會於 2011 年 6 月 13 日表決 通過 140 億元核四廠預算追加一案，位於新北市貢寮區的第四核能發電廠繼續興 建，而未來運轉與否一度成為爭議。但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表示：「核四如果完 工不商轉，這種邏輯我聽不懂。」（陳宥臻，2011 年 11 月 23 日）言下之意傾向 讓核四完工後如期啟動，可見現在執政的國民黨政策走向。
核能災害是典型的人為災禍，一旦發生，波及範圍廣大，情勢迅速惡化，更 留下長期後遺症，需要靠時間療傷止痛（蘇蘅，2000）。福島核災更是繼車諾比
（Chernobyl）事件後最嚴重的核能災害，媒體於此次災難傳播發揮的功能值得 關注。
災難發生後，媒體是公眾的重要資訊來源，大略有以下四種功能：警報
（awareness）、預測（prediction）、影響（impact）與後續結果（aftermath）（Nigg, 1982）。而 Loewenstein、Weber、Hsee 及 Welch（2001）發現，在新聞報導中，
生動的語言、敘述及及充滿情感的影像強烈影響著閱聽眾對風險的反應。而 Singer 與 Endreny（1993）發現媒體在災難報導上的主要缺失：（一）災難發生前，
鮮少有災難預警報導；災難發生後，相關報導量則在短時間內大幅減少，表示媒 體不太關注災難引發的安全問題是否徹底解決；（二）約莫半數災難報導沒有追 蹤責任歸屬；（三）災難報導大多以政府官員為消息來源。
另有類似研究，如陳佳君、陳寧、林巧璉、蔡紀眉（2010）發現，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八八水災，四大報在「災難擴大時期」，每日的平均報 導則數激增，但在「災難發生前」與「後續重建」階段，報導量卻偏低，顯示台 灣報紙媒體在這次風災報導中並未盡到事前警示的社會責任，災難過後也忽略了 重建期的報導。
此次日本核災雖然並非發生在台灣本土，但日本與台灣具有地理接近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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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身也有核能發電，媒體對於福島核災的報導勢必強力影響著台灣民眾對於 核能風險的感知。國內的核四廠興建計劃，自 1999 年起隨著政黨輪替，不斷停 工、復工，原計畫於 2011 年底開始運轉，但因為日本福島核災而產生的各種疑 問，政府決定重新審視核四的設計，一度將商業運轉無限期延後（但仍繼續興建）。 日本核災後讓各界對於興建及商轉核電廠的討論聲浪再起，正反意見紛擾，遲遲 沒有定論。
福島核災相關報導同屬科技風險及災難新聞範疇之內，本研究檢視台灣媒體 對於福島核災期間有關核能科技風險之報導品質，包含其主題及報導量之變化、
責任歸屬、及消息來源的多元性、戲劇化報導方式，以及台灣媒體對於核能科技 及其風險的報導框架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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