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中的媒體角色

黃浩榮（2003）指出，媒體是風險再現（representation）及定義（definition）

的機制。媒體將社會風險事件再現為文字或影像符號，供社會公眾進一步認識，

喚醒社會的風險意識和警覺心。而媒體所提供的新聞論述定義當代風險的重要力 量，大眾媒體上的資訊／知識廣為人知、影響深遠；又知識是建構當代風險的關 鍵因素，風險的內涵亦會隨著主控知識的變遷而轉變，因此媒體正是傳播知識、

樹立知識主導地位、界定風險的關鍵機制。

另外黃浩榮（2003）也提到，媒體是風險的監督（supervision）、資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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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導管（information / knowledge conduit）的機制。首先，由於媒體的守門角色，

一方面提醒社會關注可能發生的風險或者提供已發生風險的防範對策（周桂田，

2002），另一方面也必須監督專家系統的風險決策過程，並使其透明公開，讓公 眾得以接近。其次，將風險資訊提供給社會大眾，讓公民與專家共同做出防範對 策，透過提升公民風險知識基模，使公民有充分知識與能力與官僚及專家對話，

並參與風險決策過程。

人對風險的感知大多經由三種方式：個人經驗、直接人際傳播、間接媒體傳 播（Singer & Endreny, 1993）。許多例子顯示，人們是經由媒體版面得知這些危險 或風險的。美國研究顯示，1991 年只有 15-20%的人親身認識 AIDS 的患者，但卻 有 99%的人因媒體報導而知道 Magic Johnson 患有 AIDS 退出籃壇（Los Angeles Times survey, November 21-24, 1991；轉引自 Singer & Endreny, 1993）。嚴重的風 險較容易上報紙版面，其代表的可能是造成很多人死亡或者輕重傷，但這些災害 通常發生的機率很小。這些災害之所以被報導是因為它們符合新聞價值。報導使 得這類事件喚起人們的注意或者回憶。

然而媒體對風險的關注會牽動真實世界對其風險的關注。像是新發現的疾病，

就會比它們被確認之後要獲得更多的關注，然後當這種疾病散播到新的人群、新 的地區，或找到了病因、治療方式等，又會重新登上版面（Singer & Endreny, 1993）。 Woelfel、Hernandez 和 Allen（1973）也發現，印刷媒體常常主導了社會對於事件 的因果關係之思考方式。

風險溝通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在風險溝通討論中，經常會被侷限在風險 科學的本質（nature of risk science）或公眾風險感知本身（Arkin, 1989；轉引自 周桂田，2003），但媒體所經手的風險資訊，也將影響公眾對風險的主觀感知與 客觀的行動認知（周桂田，2003），因此媒體對於風險資訊的再現過程，及最後 呈現出來的資訊內容，都有必要好好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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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苓、楊意菁（2011）指出，科學新聞報導品質包含以下幾項指標：(1) 正確性；(2)可讀性與訊息呈現狀態；(3)報導是否誇大聳動或戲劇化；(4)報導是 否具有科學的不確定性，或者屬於衝突對立式的報導；(5)新聞消息來源的多元 化呈現。根據以上五點標準，該研究發現，以全球暖化為主題的科學新聞報導有 以下幾點結論：整體較高比例的缺點與消息來源身份交代不清有關；並且有仰賴 外電、缺乏專題或特稿的特色；如報導內容多具恐懼訴求，卻又沒有交待清楚消 息來源，則難以藉由討論引發民眾對非個人層面的暖化議題進行深思與審議。

（一） 報導量變化

以媒體報導的總量而言，Singer 和 Endreny（1993）研究發現，1960 年報導 數量前三名的風險議題為能源風險（energy hazards）62.7%、自然風險（natural hazards）12.8%以及疾病風險（illness） 8.8%；到了 1984 年，各項風險議題的數 量分布得較均勻，數量最多的還是能源風險（energy hazards）32.8%，其次為材 料風險（material hazards） 27.7%，再來是複合型科技風險（complex technologies）

12.0%以及自然風險（natural hazards） 11.2%。

Singer 與 Endreny（1993）也指出，風險、災難發生前，媒體很少報導有關 其預警消息，災難發生後，相關話題很快就銷聲匿跡，持續追蹤深度報導的例子 少之又少，換句話說，新聞媒體對災難事件的報導數量會在短時間內銳減。對此，

胡幼偉與陳嘉彰（2002）及陳鳳如（2001）都有相同研究發現。

柯惠新、劉來、朱川燕、陳洲、南雋（2005）研究台灣 921 大地震兩岸三地 的報紙報導量的變化，大陸與香港關於台灣地震的報導量的確在短期內銳減。而 其研究結論推估，台灣報紙的報導量之所以較為持續，是因為地理接近性的緣故。

其研究指出，台灣報紙對「慰問與救災」的關注度一直較高；以「重建」為主題 的報導量持續增長；以「災情」為主題之報導量則在事故發生一週後明顯降低；

以「原因與影響」為主題的報導在災後三週內的報導量變化幅度不大。而兩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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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報紙報導量都有「突降點」。

類似研究可見 Rowe、Frewer 和 Sjöberg（2000）的研究結果，其指出，1996 年 3 至 5 月間適逢車諾比事件十週年，英國與瑞典媒體對於核能安全問題的關注 再度上升，又以瑞典為甚。可能因為瑞典的文化民族特性重視安全，在這段期間，

瑞典的風險報導數量是英國的四倍之多。而研究期間英國正遭逢狂牛症疫情，面 對的狂牛症危機似乎比瑞典更嚴重，因此當時英國媒體對於狂牛症有較多的討論 與描述，但越接近車諾比事件十週年時確有上升的趨勢。

研究問題一：福島核災時期相關報導量有哪些變化情形？

（二） 媒體報導框架

要了解媒體報導持的是什麼立場，或其背後的議題操作過程，可以透過框架 的概念（London, 1993）。Tankard、Hendrickson、Silberman、Bliss 及 Ghanem（1991）

認為，框架賦予新聞宗旨（central organizing idea），並提供新聞事件的情境，使 事件更為完整。London（1993）指出，透過框架分析可以了解新聞報導背後，組 織操持著什麼樣的想法，並且挖掘新聞資訊深層的意義。Iyengar（1991）認為，

雖然某些新聞的確是突發事件，但大多數的故事及新聞報導背後都有某種預設的 框架，也代表著它所要訴說的意義。在媒介研究中，框架解釋了事件的宗旨或視 角（Gamson & Modigliani, 1989）。框架過程牽涉資訊的選擇、強調或重組，而經 選取排列的素材則可建構問題的焦點、原因、評價和解決方式（黃惠萍，2003）。

Mackie（2009）設定在科學新聞報導中的「主題框架」（thematic frame），

指的是具有較多科學知識或資訊的新聞報導方式；另外，具故事性、以描述的文 字為主的報導則被歸類為「情節框架」（episodic frame），情節框架通常具有以下 特徵：用撩撥情感的語言寫成令人印象深刻或駭人聽聞的報導，以去情境化的數 據描述該事件的現況（例如，目前已有 35 人死亡），報導中很少或根本沒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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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或自我效能的資訊（Dudo, Dahlstrom, & Brossard, 2007; Roche & Muskavitch, 2003; Freidman, Gorney, & Egolf, 1987）。

黃惠萍（2003）研究顯示，在核四案之報導中，媒介的主要框架對閱聽人可 以產生長期效果，而且閱聽眾是否採用媒介主要框架也可以顯著預測其對於核四 政策之立場。該研究以「憲政體制爭議」、「倒閣／罷免法律程序」、「核四續停建 損益」、「經濟影響」及「政治力介入爭議」為主要框架，以「核能安全問題」、「經 濟影響」、「國內電力需求」、「核廢料處理」及「替代方案」為受眾框架。主要框 架較為事件導向，以該研究時期核四案發生的新聞事件加以分類，而受眾框架則 是以受眾為出發點，分析受眾對議題的詮釋。

另外，從新聞報導刊登的版面也可看出媒體將這則新聞歸類為什麼樣的議題，

以及打算用什麼樣的論述角度呈現。暖化新聞高達三分之二的主題為「因應之道」， 由於媒體考量人類目前仍無法處理氣候議題，故著重個人節能減碳及與讀者生活 較切身相關層面的報導，或視其為觀念教育的好機會（徐美苓、楊意菁，2011）。

臧國仁、鍾蔚文、黃懿慧（1997）研究發現，台灣新聞媒體的核能相關報 導框架有「事件導向（event orientation）」的趨勢，常強調事件發生狀況或當事 人的描述，對於事件的歷史脈絡及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係較少著墨。且新聞媒體 與消息來源（無論是官方消息來源或民間環保團體）都出現「框架競爭」的狀況，

媒體採用消息來源的說法為自己的立場發聲，因觀點不同而產生對事件意義不同 的詮釋。

在核能科技相關媒體研究方面，陳憶寧（2002）指出以往有關核能的新聞研 究普遍將核能議題以環保或經濟框架區分。該研究新增「遊戲框架」及「議題框 架」的二分法，但遊戲框架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而陳憶寧（2002）研究發現，

核四議題於新聞報導中以「議題框架」呈現為主，意即包含「描寫解決方案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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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面」、「報導政府的解決方案」、「報導政治人物對此議題的立場以及政治人物為 其立場所做的辯護與說明」、「報導對於方案的意涵以及解決方案對民眾的影響」， 上述都屬於議題框架的討論範疇。

Gamson 和 Modigliani（1989）分析美國核能議題，將常用框架歸為七類，

分別為進步框架（progress）、公共責任框架（public accountability）、能源獨立 框架（energy independence）、魔鬼的協議（devil’s bargain）、逃亡框架（run away）、

非有效成本框架（not cost effective）、軟性路線框架（soft paths）。進步框架意 味著支持核能科技發展，並對此抱持積極正面的態度。進步框架中大多採用專家、

科學家、政府官員及技術人員做為消息來源，所呈現的資訊內容通常是「他們能 處理可能的副作用」、「核能科技的一切都在專家掌控中」。逃亡框架包含兩個 層面：（一）報導內容認為政府過度自信，以為科技全然在掌控中，但其實不然；

（二）認為核能科技潛藏危機，輻射影響是看不見的，並且不是一時半刻就會產 生，多年後政府將無法追溯對地球或人體的傷害與核能科技之間的因果關係。公 共責任框架著重於核能工業對整體社會及公眾須負的責任，其中包含政府政策取 向及產業決策者的公共責任。逃亡框架的部分，可引用知名主播 Dan Rather 的名 言：「核能科技的夢靨將會失控」（nuclear nightmare of a reactor gone wild）而

（二）認為核能科技潛藏危機，輻射影響是看不見的，並且不是一時半刻就會產 生，多年後政府將無法追溯對地球或人體的傷害與核能科技之間的因果關係。公 共責任框架著重於核能工業對整體社會及公眾須負的責任，其中包含政府政策取 向及產業決策者的公共責任。逃亡框架的部分，可引用知名主播 Dan Rather 的名 言：「核能科技的夢靨將會失控」（nuclear nightmare of a reactor gone wild）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