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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彙整與評論三個實驗的研究結果，並提出理論貢獻及實務意涵。第一 節，根據六個研究假設整合三個實驗的研究發現，並提出「條件利他娛樂模式」。
第二節，說明「條件利他娛樂模式」對於過去傳播學研究、媒體娛樂研究、華人 文化脈絡中的人際決策理論，和社會心理學中利關係行為研究的貢獻。第三節，
提出「條件利他娛樂模式」對於當代結合電視娛樂和網路社交概念之Social TV 的實務應用意涵。最後提出本研究的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供後續研究改進 與突破。
第一節、研究結論
向來，人們可藉著共同參與媒體娛樂來滿足連結感的需求而獲得娛樂感，但 過去研究只著重探討個人獨自參與的情境，而忽略人際共同參與的媒體娛樂情 境。為了彌補過去研究的缺口，本研究從人際共同參與媒體娛樂的角度切入，來 探討個人在共同參與的媒體娛樂經驗中所獲得的娛樂感。同時，因為雙人組合為 人際之間較常見的互動形式，本研究聚焦於雙人互動的媒體娛樂情境。
在雙人的媒體娛樂情境中，當雙方對於媒體娛樂內容的偏好相同時，個人很 容易做出同時滿足雙方偏好的決策，但是當雙方的偏好相異但又想共同參與時，
個人就面臨了自己當前利益和雙方關係利益相衝突的互賴困境。本研究目的在探 討，在雙方偏好相異卻又想共同參與的媒體娛樂情境中，人際關係類型和情境因 素如何影響個人的選擇以及預期娛樂感，且背後的心理機制為何。
首先，本研究根據人際互賴理論，提出本理論重要的前提為「動機轉換」。 雖然在互賴困境中，若從個人的角度來看，選擇處於既有情境之中對自己是最有 利的。但個人也可能為了雙方關係的長期利益而經由動機轉換的歷程，做出退讓 個人利益而促進雙方關係和彼此幸福感的決策。根據上述的理論預設，本研究預 期在雙方的媒體娛樂情境中，當雙方對於媒體娛樂的偏好相異，卻有想共同參與 時，個人可能經由動機轉換的歷程而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決策和行為。
接著，本研究根據成人依附安全理論提出以下的理論假設，兩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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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會正向透過關係中的依附安全感，正向影響個人決策的利關係程度（研究假 設一）。而決策的利關係程度會透過提高彼此之間的連結感，和降低知覺對方情 緒不適，來影響預期娛樂感（假設二、三、四）。
本研究透過三個系列實驗，從不同類型的雙人媒體娛樂情境（選擇一起收看 的政論性談話節目、選擇要去電影院觀賞的藝術電影）來進行檢驗。值得注意的 是，除了實驗二採用在真實生活中，雙人會共同參與且娛樂性質較高的藝術電影 觀賞決策情境之外，實驗一和三均採用一起收看政論性談話節目的情境。之所以 選擇政論性談話節目的之理由在於，相較於其他媒體娛樂情境，在國內的政論性 節目之政治傾向鮮明，較符合本研究所操弄的雙方偏好相異的媒體娛樂情境。同 時過去研究發現，政論性談話節目中戲劇化的對立衝突也相當具有娛樂性（張卿 卿、羅文輝，2007）。此外，實驗三資料亦顯示，參與決策的雙方雖然政治立場 相反，但兩方政治立場的強度均低於平均值（受試者自我報告個人之政治強度M
= 2.14, SD = 0.84；對方的政治強度 M = 2.10；SD = 0.81），且無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t(107) = 0.40, p = 0.69, Cohen’s d = 0.05），顯示政論性談話節目在雙方政治立 場強度相似的情境中，也可能是雙方在真實生活中會共同參與的媒體娛樂情境。
三個實驗分析結果發現，針對研究假設一，多數實驗顯示，兩人之間的關係 類型會正向關係中的透過依附安全感而正向影響個人決策的利關係程度。換句話 說，當兩人之間的關係愈親近（如好友、情侶關係），依附安全感愈高，因此驅 使個人在雙方偏好相異的媒體娛樂情境中，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選擇（如「兼 顧雙方偏好」和「單方面符合對方偏好」的選擇）。研究結果呼應過去探討依附 安全感與利關係行為之研究的共識，即當個人在關係中的依附安全感愈高，個人 傾向正向表徵自我和對方，而產生正向的內在運作模式。該運作模式將驅使個人 在對方需要幫助時，能夠做出利關係行為來利益對方（Collins & Feeney, 2000；
Hazan & Shaver, 1987；Mikulincer et al., 2001）。本研究的三個實驗資料顯示，該 效果也同樣出現在媒體娛樂的情境中。同時，如同過去研究所指出，大學生在好 友和情侶關係中所獲得的依附安全感，顯著高於在一般好友的關係中（La Guardia et al., 2000）。
針對假設二、三和四，三個實驗則顯示在不同媒體娛樂情境下，利關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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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個人預期娛樂感的不同影響效果。實驗一以共同收看政論性談話節目作為娛 樂情境，發現在雙方偏好相異的決策情境中，個人做出愈高利關係的選擇，並未 同時獲得愈高的媒體娛樂感。本研究提出，可能原因為「選擇要一起收看偏向哪 一種政治立場的節目」的媒體娛樂情境，屬於「媒體娛樂內容（偏向藍或綠政治 立場的節目）好惡相反較高」的決策情境，導致多數受試者可能為了追求雙方的 關係利益而較傾向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決策，但也因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決策 無法單方面滿足個人政治立場的偏好，反而產生相對較低的娛樂感。
實驗二針對實驗一的限制而改用共同觀賞的藝術電影作為娛樂情境，發現在 雙方偏好相異的決策情境中，個人做出愈高利關係的選擇，會同時透過提高彼此 之間的連結感、降低知覺對方的情緒不適的心理機制，而獲得愈高的媒體娛樂 感。本研究提出，實驗一和實驗二之所以獲得不同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在於「媒 體娛樂內容的好惡相反」。在實驗一，不同政治立場的受試者對於藍、綠政治立 場節目文字預告的偏好程度懸殊，但在實驗二中，因為藉由電腦程式操弄，受試 者對於三則電影文字預告的偏好程度接近，故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
因此，實驗三針對實驗一和二產生的差異研究結果，提出「媒體娛樂內容的 好惡相反」可能是影響先前兩個實驗產生不同研究結果的重要調節變項，並提出 關係類型對於個人決策利關係程度的影響會因為處於不同「媒體娛樂內容的好惡 相反」的決策情境中而有不同（研究假設五）。實驗三並沿用實驗一共同收看政 論性談話節目作為媒體娛樂情境。結果發現，在好惡相反的決策情境中，個人做 出愈高利關係的選擇，並未同時產生愈高的預期娛樂感（獲得如實驗一的結果）。 在好惡接近的決策情境中，個人做出愈高利關係的選擇，會透過提高彼此之間的 連結感而產生愈高的預期娛樂感（獲得如實驗二的結果）。然而，有別於實驗二 的結果，在實驗三中，降低知覺對方的情緒不適的心理機制並未產生中介效果。
本研究推測，可能原因為降低知覺對方的情緒不適的心理機制較適合人際之間相 互比較的情境（Exline & Lobel, 1999），較不適合延伸至本研究所探討的媒體娛 樂情境，可能並非具解釋力的心理機制。
整體來說，實驗三中的「媒體娛樂內容的好惡相反與否」是重要且得以解釋 先前兩個實驗在研究假設二、三和四產生不同結果的調節變項。當「媒體娛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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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好惡相反」時，關係類型會正向影響依附安全感，依附安全感會正向影響個 人決策的利關係程度，但並不會影響到預期娛樂感。但當「媒體娛樂內容的好惡 相反」較小時，關係類型會正向透過依附安全感，來正向影響個人決策的利關係 程度，並經由提高彼此之間連結感的心理機制來影響預期娛樂感。
根據三個實驗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針對人際共同參與、但雙方偏好相異 的媒體娛樂情境，人際關係和情境因素如何影響個人的決策及預期娛樂感的理論 模型，並命名為「條件利他娛樂模式」（Conditional Prosocial Enjoyment Model；
CoPEM）。該模式指出，在雙方想要共同參與媒體娛樂但偏好相異的人際互賴困 境中，個人面臨當前利益和雙方關係利益衝突。當個人欲做出符合雙方關係利益 的決策時，個人會退讓個人的偏好或尋求妥協來做出選擇，也就是利關係程度較 高的決策。然而，做出利關係程度愈高的決策，並不一定會為雙方帶來更高的預 期娛樂感。本研究發現，當雙方的好惡相反時，個人做出利關係程度愈高的選擇，
並不會產生愈高的預期娛樂感。只有在特定條件之下，也就是當雙方的好惡接近 時，個人做出利關係程度愈高的選擇，會因為感覺該媒體娛樂經驗可以提高雙方 的連結感，因而產生愈高的預期娛樂感。
那為什麼在媒體娛樂內容的好惡相反時，個人決策的利關係程度並未正向預 測預期娛樂感呢？本研究推測，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會同時追求個人層面（如個 人娛樂偏好）和人際關係層面（如彼此之間的連結感）的需求滿足（Deci & Ryan, 2000）。雖然滿足兩種需求有助於促進生活幸福感，但由於個人的時間、精力等 各方面的資源有限，人們常必須在兩種需求滿足之間進行取捨。Kumashiro、
Rusbult 和 Finkel（2008）提出一自我和人際需求均衡模式（Personal－Relational
Rusbult 和 Finkel（2008）提出一自我和人際需求均衡模式（Personal－Rel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