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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理論概念的研究限制及對應之未來研究方向有六,依序分述如下。

第一,雖然本研究基於人際互賴理論中的「動機轉換」,提出在雙方偏好相異的 媒體娛樂決策情境中,個人也可能因為兩人關係類型的不同,而做出退讓個人利 益而促進雙方關係和彼此幸福感的決策。然而在實驗中並未直接測量動機轉換的 歷程,檢驗理論背後的根本前提。同時,本研究參考過去關於「心理成本」的相 關研究,推論個人在雙方對於「媒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與否」情境中可能做出不 同利關係程度的決策,但在實驗三中,也並未直接測量個人在雙方對於「媒體娛 樂內容好惡相反與否」決策情境中的「心理成本」,檢驗「心理成本」是否為依 附安全感機制之外的其他替代性解釋。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本理論之重要 前提及替代性的心理機制進一步檢驗與釐清,來重複驗證本理論機制的穩定性。

第二,雖然本研究發現,在雙方偏好相異的媒體娛樂情境中,人際關係類型 傾向透過依附安全感影響個人決策的利關係程度,但從亞洲華人文化的觀點來 看,雙方關係背後的「人情」因素也可能超越依附安全感而影響個人的決策。所 謂「人情」是在華人社會中,人們需要因為雙方關係而對於另一方展現更正面的 情感、更慷慨的幫助、關心及同理心的規範(Zhang, 1998)。換句話說,「人情」

是基於兩人關係所產生的一種人際規範,當兩人關係愈緊密,個人會被期待對於 另外一方表現出更多的「人情」(Zhang, 1998)。例如,Zhang 與 Yang(1998)

研究指出,「人情」因素會驅使華人在西方文化所信奉的公正合理原則之下,隨 著兩人關係愈緊密(如好友、伴侶、親人)而做出更有利於對方的利關係決策。

因此,本研究認為,本研究的華人受試者,也可能因為「人情」因素而在雙方偏 好相異的決策情境中,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選擇。建議未來研究更進一步釐清

「人情」因素,如何影響雙方在媒體娛樂情境中的互動、決策和媒體娛樂感。

第二,雖然本研究在實驗三進一步檢驗不同「媒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對於 個人決策利關係程度和預期娛樂感的影響效果,並從「心理成本」的理論出發,

解釋為什麼個人在不同「媒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的媒體娛樂情境,會做出不同 型態的利關係決策。但是為什麼個人在不同「媒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的情境中 做出利關係程度愈高的決策,卻不會同時感到愈高的娛樂感?本研究提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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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個人在「媒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和「媒體娛樂內容好惡接近」的情境中,

傾向基於不同動機(趨近 vs.趨避)來做出利關係決策。換句話說,雖然個人在 雙方偏好相異的媒體娛樂情境中傾向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決策,但決策背後動 機屬於趨近(approach)或趨避(avoidance),可能影響決策後是否會產生較高 的預期娛樂感。例如,過去研究發現,由於利關係行為意謂著個人對於自己利益 的放棄或退讓,當個人為了讓彼此關係更親近而做出利關係行為,其動機是屬於 趨近,傾向獲得較高的個人幸福感、產生正面情感和較高的關係滿意度。反之,

當個人是為了怕失去對方而做出利關係行為,其動機是屬於趨避,傾向獲得較低 的個人幸福感、產生負面情感和較低的關係滿意度(Mattingly, Clark, & Cahill, 2012)。同理,在雙方偏好相異的媒體娛樂情境中,當「媒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 個人可能出於趨避動機,即擔心讓對方不悅、破壞彼此關係而做出利關係程度較 高的決策,因而無法產生較高的預期娛樂感。相反地,當「媒體娛樂內容好惡接 近」,個人可能出於趨近動機,即預期可以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提高彼此之間 的連結感)而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決策,因而產生較高的預期娛樂感。建議未 來研究進一步區分在不同媒體娛樂情境中個人決策的動機,來完整解釋不同「媒 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對於個人決策利關係程度和媒體娛樂感的影響。

第三,雖然本研究發現在偏好相異的媒體娛樂情境中,兩人之間的關係類型 會驅使個人做出不同利關係程度的決策。然而,具有什麼樣人格特質的受試者會 退讓個人當前的利益而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決策?過去研究發現,具有較高

「關係自我」(relational self-construal)的個人,傾向從兩人關係來定義自己,並 會為了追求關係和諧而經由動機轉換的歷程(如果我做的事情能讓對方開心,那 我也會開心),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行為。相反地,具有較低「關係自我」的 個人,較看重自己的偏好和需求(如果我們一起從事想做的事情,那我就無法得 到我想要的),而傾向做出利關係程度較低的行為(Core & Cross, 2011)。因此,

本研究認為,在不同「媒體娛樂內容好惡相反」的娛樂情境中,個人具有「關係 自我」特質的高低,也可能影響個人決策的利關係程度。建議未來研究進一步釐 清在不同媒體娛樂情境中,人格特質對於個人決策、媒體娛樂感和未來共觀賞意 願的影響。

第四,本研究所設計的三個實驗主要針對雙人互動的人際媒體娛樂情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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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但研究結果如何外推至三人以上的情境,則是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索的議 題。過去研究指出,在三人以上的群體決策中,當多數人(majority)的偏好和 少數人(minority)不一致時,多數人在進行集體決策時的社會動機(利己 vs. 利 他),就可能影響決策的歷程和結果(Velden, Beersma, & De Dreu, 2007)。該研 究指出,當多數人在做出集體決策時,若具有利他的動機,在決策上較會考量少 數人的偏好,做出兼顧雙方偏好的決策,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偏好差異。因此,延 伸本研究所提出的「條件利他娛樂模式」至三人以上的媒體娛樂情境,本研究預 期,若多數人決策的動機偏向利己,傾向做出利關係程度較低的集體決策,多數 人的一方可能獲得較大娛樂感,但少數人的一方則否。反之,若多數人決策的動 機偏向利他,傾向做出利關係程度較大的集體決策,兩方可能都獲得較大的娛樂 感。建議未來研究繼續探討在三人以上的媒體娛樂情境,社會動機如何影響集體 決策和後續的媒體娛樂感。

第五,本研究所探討的媒體娛樂感為個人對於「共同參與媒體娛樂經驗」所 產生的娛樂感,有別於過去研究所測量的個人娛樂情境。雖然過去探討媒體娛樂 效果的研究指出,媒體娛樂感應該包含閱聽人對於媒體內容的反應評價,以及人 際和情境因素對於閱聽人的影響(Nabi & Krcmar, 2004)。但目前為止,尚未有 研究進一步釐清閱聽人在個人娛樂情境之下所產生的娛樂感,和在人際之間「共 同參與媒體娛樂經驗」所產生的娛樂感,究竟在類型和程度上有何不同。建議未 來研究能夠進一步比較兩種娛樂感的差異,從個人層次和人際層次釐清娛樂感的 定義、內涵、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來釐清娛樂感的本質。

其次,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研究限制及對應之未來研究方向有三,依序分 述如下。第一,本研究透過實驗法採用電腦程式模擬人際互動決策的情境,來探 討當雙方對於媒體娛樂內容的偏好相異時,人際關係和情境因素如何影響個人的 決策及預期娛樂感。但在實驗操弄的情境中,受試者在面臨個人利益和雙方關係 利益衝突時可能做出符合社會期望而非真實的決策反應。換句話說,受試者在實 驗的過程中知覺到雙方對於媒體娛樂內容的偏好差異,可能覺得做出「兼顧雙方 偏好」或「單方面滿足對方偏好」的決策才符合對方期望,因而做出與真實生活 中不同的決策反應。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日誌研究法」(diary study)(Reis

& Wheeler, 1991),讓受試者自我報告一段時間內(如 1-2 週)與特定對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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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朋友、好友或戀愛對象)共同進行媒體娛樂時會如何做出決策且娛樂感為 何,來重複檢驗本研究所提出的「條件利他娛樂模式」是否仍會穩定出現在日常 人際互動的情境中。

第二,受試者在本研究的三個實驗中所進行的決策和產生的心理效果(預期 娛樂感、未來共同觀賞節目的意願)均屬於短暫當下的反應,可能有別於長期的 效果。換句話說,在本研究所操弄的單次實驗情境中,個人若做出利關係程度較 高的決策,可能會產生較高的預期娛樂感和未來共同觀賞節目的意願。但在真實 生活情境中,個人若長期做出利關係程度較高的決策就不一定會同樣的效果,或 許可能降低娛樂感和未來共同觀賞節目的意願。例如,Mattingly、Clark 與 Cahill

(2012)研究指出,在人際互賴的困境中,若個人長期採取利關係程度較高的行 為(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成全對方),就可能產生不公平的感受和怨氣,特別當個 人對於雙方關係具有宿命觀點(認為這段關係是注定成功或失敗)。因此,建議 未來研究從長期的觀點,採用縱貫性研究個人在面臨雙方偏好不一致的媒體娛樂 決策情境中,會如何做出選擇並影響後續的娛樂感和未來共同觀賞節目的意願。

第三,雖然本研究三個實驗分別採用不同的媒體娛樂情境(選擇一起收看的

第三,雖然本研究三個實驗分別採用不同的媒體娛樂情境(選擇一起收看的